跨越代沟的交往（代跋）——我与老九叔之间 鲁 顺 民

石凡昀

　　我跟老九叔交往始于2002年，当然是因为出书的事情，他的两册诗集《海红集》和《人生·海红二集》都是经我一手编辑，一手设计的。

我是一个敬重职业的人，因为职业给你一碗饭吃，不能不尊重，尤其咱是一个农家子弟出身，有一个职业不容易，所以我在这两本书上所花费的力气和耐心，连老九叔自己想起来都有些过意不去。然而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是连老九叔自己也不曾料到，我对他出书的事情费心费力格外耐心，却是有私心的。经常跟朋友们说，自己有老人，得赶紧孝顺，不然将来会后悔的。当然，这是指对待自己父母的，即便孝顺父母，我也抱着这样的私心，怕将来自己后悔，而世界上最不好买的恰恰是这一味药。推而广之，再往后推二十年，老九叔再来找我，他八十，我六十，他能有什么事？我能做什么事呢？古人讲的话没有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父母推及其他上一代人，能多为他们做一点是一点，不然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表面上显得很高尚，其实很自私。这是一。

其二，小时候就听过“王九雄”的名讳，县里有个王九雄，王九雄被大家呼为“老九”，县委才子，写的一手好文章，封疆大吏，做的是公社书记。少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坐在书桌前面一边看着窗外的飞鸟，想着窗前飞过的鸟儿可曾是昨天自己放飞的那一只吗？一边规划着自己将来不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致意，至少也在人民大会堂与外宾握手，“老九”显然跟我这样的梦想根本不着边。后来，参加工作，七七八八，风兮云兮，连看别人招手致意的机会也捞不到，只能在电视机前看别人跟外宾握手时想像那些生番的手是绵的还是涩的，心性就收敛，就泯灭，就落到实实在在的地面上。但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读书，跟人交往，这两条路对于我来说都显得格外重要，用理论的话讲，是获得间接经验的通途要津，从各色人等交往中获得的经验要比自己体验所得不知多多少。

跟老九叔交往的过程中，他根本不知道我一直在揣摸他，揣摸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身上历史留下来的痕迹，推而广之，从他身边的世界看整个社会。

如果说，刚开始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退位的公安局长，威严而急躁，那么，现在向我走来的已经是一部长长的历史。他的历史已经化成了我的经验，心下窃喜，小人得志。天底下还有比结果和预想一模一样更让人得意的事情吗？其实，揣摸的过程，也就是我和他代沟最终弥缝的过程。

　　开始的时候，我对老九叔颇不理解，这种不理解来自于他对自己遭际和社会不公的不平上面。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应体现出与其年龄相契合的状态，人生的各个阶段也便因此而显示出不同的魅力，童年的稚趣，青年的激情，壮年的睿智，老年的祥和，而老九叔即将步入传统意义的老年，却哪来那么大的火气？我不理解。我这种不理解是有道理的。比方说，他总说他们那一茬人是很不幸的，正高中毕业，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大学的梦泡汤了。老九叔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俗称为“老三届”，这种命运的感慨不独他有，所有1966届的高、初中毕业生都有这样的抱怨。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比起1968年几百万下乡知青来要幸运得多。

首先，据我考察，他们那一班毕业的学生，除极个别之外，几乎都陆陆续续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行各业里的顶梁柱，最后落在农村的寥若晨星，也就是说，他们都在后来或迟或早都成了“公家人”，以我一个农家子弟朴素的观念来看，上大学也无非是想成一个公家人，如果当初我也能顺利地成为一个公家人，肯定不会去上大学。

　　大学真是个好地方，什么都能学得到，包括愚蠢在内。

其次，1966年的大学成了个什么样子呢？造反、烧书、武斗、打老师、批斗老师、抄老师的家，同学之间互相斗争，告密、窥视、揭发、诬陷成风。简直成了一个牲口圈。牲口圈也比它强。任何一个有正常智商的人怎么有胆量让自己的孩子上这种大学？这个大学，不上也罢。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这种灾难诚然是国家的灾难，但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却要为此付出很多代价，甚至一生都不能摆脱由此带来的纠缠。仍以老九叔为例。老九叔他们由初中考入高中，其录取比率之低是今天人所无法想象的，河曲、保德和偏关三县拢共才一个高中学校，一届只招收一个班，从三个县的初中毕业生中脱颖而出，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其聪慧程度也可想而知。相反，我看过一个资料，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大学录取人数要远大于高中在校毕业生人数，没有办法，只能从各行各业和机关部队招收大量的“代干生”将空额填充起来。所以，那时候的高中生就相当于过去点了举人，成为进士是迟早的事情，具体到老九叔他们，这个时间指日可待，七月份高考，五月十六日爆发文化大革命，差一个半月分娩，结果最后胎死腹中。老九叔他们那一茬人，哪一个胸里不揣着一份成名成家的理想？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的人物？但是，文革一起，阻断的不仅仅是成名成家的路，而且把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都赶回原来出发的起点，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于是，此后的一切人生只能按一个农民的身份来铺排来设计。典型的“公子落难”，若在万恶的旧社会，也许还有演绎“丫环捣蛋，小姐养汉”，最后“奉旨成婚”的可能，但在文革时期连这点可能都没有了，注定要上演人生的悲喜……老九叔自己的身世之慨其实关乎家国沉浮的忧患。作为农家子弟，我共鸣，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敬佩。

今天，老九叔又编就一册《文集》，里面收的文章，是他历年来在各种岗位、各种场合写就的文字，因为受过一点社会学的训练，一向对这些材料有兴趣，比起各种文学作品，这些文字则更对我的胃口，这些材料的珍贵之处在于，可以真实地提供过往历史的真实细节，历史通过这些细节得以真实地复原。老九叔在各种岗位，在不同时期留下来的这些材料无疑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一篇读罢头飞雪，斑斑点点，真有沧桑隔世之感。老九叔他们这一茬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由己身而推及全社会，由一己之坎坷而关心天下百姓的病疴痛痒，这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社会的大学让老九叔们拥有了我们这一辈嫩娃芽不曾也不会拥有的财富，由底层通过奋斗而拥有的成长历程，则又绝不是在他们梦想的那个大学校园里能够学到的，包括做人，做官，做事的操守，无论当年主政穷乡僻壤，还是担负一方平安大任，老九叔尽管经过许许多多人生的起起落落，但没有辜负少年时代的理想。这，也就够了。

关于老九叔的文字，我一向是欣赏和喜欢的，有事没事就拿起来翻一翻，有一种不由分说的亲切，尽管直白，但字字有感而发，有感而写，尽管没有华丽的修饰，但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忧患文字，比起那些个吟风弄月，流连山水的文字来，其价值当然不言而喻。关于这一点，郑板桥老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话：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尔，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设以房杜姚宋在前，韩范富欧阳在后，而以二子侧乎其间，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门馆才情，游客伎俩，只合剪树枝，造亭榭，辩古玩，斗茗茶，为扫除小吏作头目而已，何足数哉？何足数哉？读着老九叔的文字，又想起郑板桥老先生的那首著名的诗，道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百姓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书里有怒气和怨气，为工作而发，为部下的利益而发，为百姓的疾苦而发；书里有正气，是人生不屈不挠的正气，是忧国忧民的正气，也是敢于挺身而出的正气；书里更有真情，是关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真情实感。说实在的，事到关键处，话到关键处，连我这样一个据说是胆大妄为的人也不敢做出来，不敢说出来。古话就把中国的文人给圈死了，叫做“文死谏，武死战”，老九叔还真有一股子犯颜直谏，舍身成仁的勇气和傲骨。这些，正是我辈后生汗颜的地方。

老九叔担任过公社书记、交警队长和公安局长，后来还应过一个子虚乌有的公安局政委，应该说，在这些必须眼里长牙的岗位上，他是一位铁面人物，本色行当，应该如此，没有煞气是很难担当此任的。可是，他还是一个特别重人情的人，在《人生》里，他回忆童年和家庭、同学之间友谊的诗章文字，那种浓浓的人情味真让人座如春风，这些且按下不说，此书中有一篇回忆已故河曲县委书记王海元的文章，王海元我在小时候还有一点印象，那时候他是全国劳模，受过毛泽东的接见，参加过不知道是几次的党代会，这样高的人物，我绝对想不到原来是那样亲切那样朴实的一个人。我不知王海元对老九叔是否有过知遇之恩，但在他病重的时候，老九叔买来黄河鲶鱼，让妻子下厨炖好给老汉送去，老汉吃罢，由衷地说：“这点鱼汤可做好了，下了资本了。”读到这里，跟王海元毫无瓜葛的我突然眼睛里潮乎乎的。鼻子一酸，差点哭了。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属狗，我属蛇，大我十九岁，整整差了一辈，是正经忘年交。

原《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

作者简介：

鲁顺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原主编。著有《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天下农人》《礼失求诸野》《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潘家铮传》《将军和他的树》等著作。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优秀作品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