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肝义胆，侠骨柔肠 ‍——“义”的文学叙事和精神价值

知白守黑

　　为了更好地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中“义”的精神蕴含，我们想做一个拓展和延伸，通过梳理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义”的具体表现，和大家一起，进一步体悟“义”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孟子·尽心上》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就是说，人生遇到困境，不如意的时候，不能不讲道义，胡作非为；而有朝一日，有了地位和财富，飞黄腾达了，也不能背离道义，背信弃义，得意忘形，迷失自我。人生在世，在社会上与人打交道，总是要讲“义”，讲道义，讲良心。

　　我们先来看一看春秋时期的文学描写，是如何表现人的“道义”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因为家境十分贫困，无法供养母亲，就到晏子的门前去讨要一些粮食来养家糊口，晏子让人打开仓库，拿出粮食和金银给他，北郭骚留下了金银，只拿走了粮食。后来，晏子被齐景公怀疑，只好出逃到其他国家去。临走之前，他经过北郭骚的家门口跟他告别。北郭骚沐浴更衣，会见了晏子，问了他的打算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先生您好自为之！”晏子上车之后非常感慨，叹了口气说，“我命中注定应该流亡国外，因为我太不了解士了！”这句话有种弦外之音，我当初对你这么好，你今天居然这么薄情！当晏子走了之后，北郭骚对他的朋友说，我听说有这样一句话，谁供养了我的亲人，我就要帮他抗住灾难。今天晏子被国王怀疑，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为他辩白。然后就让自己的朋友带着一把宝剑和一个大竹筒，可以盛放头颅的大竹筒，来到宫廷门口，对守门人说：“晏子是天下非常有治国水平的人。现在离开了齐国，齐国肯定要受到别的国家的侵犯。与其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国家被侵犯，还不如一死了之。我割下我的头颅，拜托你拿去给国君看，我用我的“死谏”，可以表白晏子是无辜的、无罪的。”说完话后，北郭骚和他的朋友都自刎而尽了。齐景公听说之后，大为震惊，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情，立即乘坐马车赶到边境，将晏子追了回来。晏子听说北郭骚为了给自己辩白冤情而献身，很感动，又叹了一口气说，“我真的命中注定只配流亡国外，我也实在是太不了解士人了”。

　　从北郭骚这个故事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感恩、报恩的思想是非常鲜明的。在春秋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拥有的是最简单、最朴素的感情。晏子扶危济困，在北郭骚生活困难的时候，救济过他一家人，讲道义，讲良心；而北郭骚呢，知恩图报，在晏子遇到麻烦的时候，被齐王误解的时候，挺身而出，为他辩白。他在晏子面前没有豪言壮语、信誓旦旦，甚至是不露声色，当时晏子经过他门前告别的时候，可能是好失望啊，连一句劝慰的话都没有，只是说你自己好自为之。实际上北郭骚是一个重情重义，行动高过承诺的人，最后他舍生取义，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报恩行为。可见在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迹象，就是人们将道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我们还可以从文学叙事学的角度来读一读北郭骚的故事，故事也讲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北郭骚深藏不露又侠肝义胆的个性特征，逐渐由远推近，这样就增添了故事的转折性、波动性和戏剧性。叙事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晏子那句前后呼应的话“我理当流亡国外，我也太不了解士人了”，看上去好像只是一句重复性的话，但蕴含却完全不同，前一句是大失所望，误会了北郭骚的做法，后一句是感到深深震撼，自己错怪北郭骚了，自己深感内疚和惭愧，也是对北郭骚为自己英勇赴义的举动表示钦佩和感动。这不仅为后来的文学叙事，开启了“重复中的反重复”的新模式，而且重复之中的不同内涵，就更加凸显了那个时代的士人与道义之间的文化关联，在士人的心目中，道义高于一切。

　　战国时期的“义”，因为战争频仍、国难当头，充满凶残、暴虐和血腥，所以在春秋时期纯粹的感恩、报恩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涵，譬如就多了复仇的因素。那个成为后代“荆轲刺秦王”故事蓝本的《燕丹子》就是其中一例。与后代故事所不同的是，《燕丹子》没有说荆轲剑术不行，而是当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拿匕首抵住他胸口的时候，被狡猾的秦王骗了。秦王说，我今天的生死就交给你了，但我这个人太爱琴声了，我临死前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我听一段琴曲再死，我便死而无憾。荆轲答应了他的请求。没想到这位姬姓的琴师是个化解危机的顶尖高手，他用琴曲传递谋略，只教了秦王三招，哪三招呢？扯断衣袖，绕着屏风逃跑，从背上拔出辘轳长剑。这三招很管用，秦王不仅死里逃生，而且斩断了荆轲的双手。荆轲听不懂琴音，最后失败了，死得很惨烈，很悲壮，但很能够彰显士人为了自己的承诺，为了复仇，为了心中那个道义，可以万死不辞的凛然正气。也正是这一点，后世的人一直传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侠之歌。

　　另一篇《列子·汤问》写的复仇故事更加神奇。来丹很想报杀父之仇，可是他自己弱不禁风，面对的仇人魏黑卵，偏偏又是一个力抗百夫、刀枪不入的强悍的敌人。用作品中的原话来说，魏黑卵看来丹，“负其材力，视来丹犹雏也”，就像一头猛兽在藐视一只柔弱的小鸟。所以，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无须较量，胜负立判，来丹要想亲自复仇绝无可能。但这个故事好就好在，在万万不可能中生出一种新的可能。来丹有一个好朋友叫申他，他向来丹推荐了一位收藏宝剑的大师，就是卫国的孔周，他的祖先因为某种机缘，得到了殷天子的宝剑，宝剑威力无穷，就像神仙的宝贝一样，一个儿童都可以凭借它来击退三军将士。这就有点神话色彩了。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孔周答应借宝剑给来丹，介绍了自己收藏的三把宝剑，由来丹挑选，第一把最上等的宝剑叫做“含光”，“视之不可见”，“经物而物不觉”，无形无影，根本看不见它的形状，划过东西没有丝毫感觉：第二把中等的宝剑叫做“承影”，“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疾也”，若隐若现，朦朦胧胧，看不清楚，划过东西会发出轻轻的声响，但不会感觉到疼痛；第三把下等的宝剑叫做“宵练”，“昼见影而不见光，夜见光而不见形”，触物“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白天看得见影子而看不见光芒，夜晚看得见光芒而看不见形状，划破东西一下子又弥合回去了，对方感觉到疼痛，但剑锋上不会留下一点点的血迹。来丹心想，报仇还是需要让仇人感觉到疼痛难受的，于是就选择了第三把“宵练”宝剑。他跟踪魏黑卵，乘对方睡着的时候，“自颈至腰三斩之”，从脖子到腰这个地方砍了三下，出来的时候，在门口又遇到魏黑卵的儿子，凌空砍了三下。结果魏黑卵醒来之后，“嗌疾而腰急”，嗓子疼痛难忍，腰杆也酸痛得站不起来，他的儿子则身体疼痛，四肢僵硬。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尾，没有真正杀死仇人来达到复仇的目的，但已经让仇人遭受了身体上的疼痛和僵硬，受到了一种被复仇的火焰所焚烧般的折磨。

　　这个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力量的悬殊，为复仇增添了极大的悬念，根本不可能的复仇，又如何去完成；第二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富有神话色彩的三把宝剑，即便放在今天的玄幻武侠作品里，也是特别精彩的故事。由于它们的出现，也自然解决了上面的悬念问题。由神话的力量，来完成人世间不可能完成的复仇使命，来实现人的复仇欲望。如果做一下具体分析，这个神话首先属于“血亲复仇”，复仇之中蕴含着“孝敬”的伦理文化精神。《礼记·曲礼上》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说法，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非报不可。所以“血亲复仇”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道义性，在西方，哈姆莱特为了报杀父之仇，也同样具有向暴君复仇的正义性。在我们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像其他的武侠故事，练好一身本领最后胜过了仇人，甚至也不像后来干宝《三王墓》中干将莫邪的儿子赤（眉间广尺）那样，是借山中侠客的力量替代自己复仇，所以这个神话的第二个特点是属于“弱者复仇”，就是说主人公来丹无论怎么练都不可能超越仇人魏黑卵，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是以卵击石去白白送死，还是放弃父仇苟且偷生？这两条路来丹都没有选，他没有屈服于仇敌的淫威，而是选择了持续的“以牙还牙”的抗争之路，这样的一种血性和风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颇有儒家思想中“士不可以不弘毅”“匹夫不可夺志”“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仁人志士的气概。但光有这种气概还不行，还是完不成复仇的使命，所以这个神话的第三个特点是“神助复仇”，最后全靠卫国的孔周愿意借给他三把神剑中的一把，这神剑如同古希腊神话中复仇女神惩戒邪恶所用的“匕首”，具有“替天行道”的非凡力量，是神圣性、正义性、拯救性的化身，代表“天道”，向那些恃强凌弱的阴冷、丑陋的人性复仇，还给天下以公平和正义。这是一个“血亲复仇”“弱者复仇”“神助复仇”三者合一的复仇神话，在力量对比悬殊的角力中，弱者之所以能够逆袭翻身，其本质就在于“神助正义者”。这个神话隐喻的超前性与深邃性就在于，指出了历史发展趋向的一个总体规律，就是强者未必是永恒的胜利者，弱者也未必永远受人欺凌，而正义之士总能得道多助乃至遵循天理、天意而得到神助，在道义中获得永生、永恒的价值。

　　战国时期的“义”，不仅体现在国仇家恨的复仇故事里，它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在赢得民心、赢得天下的政治谋略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冯谖替孟尝君去封地薛收债的时候，假传指令，一把火将借条债务统统烧掉，回来复命时说，我看你孟尝君家里金银珠宝堆成山，牛马成群，美女如云，妻妾满堂，什么都不缺。你叫我回来时给你买一些家里没有的东西，我觉得你家里缺的就是“义”，我烧掉了欠条债券账本，就是把“义”给你买回来了。孟尝君听了之后开始挺不高兴的，有点懒得理他的心理，说了一句，好吧，你给我下去吧。直到被齐国国王怀疑，只好离开朝廷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却见到封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这时候，孟尝君非常感动，感慨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先生为我买到的“义”，我今天才亲眼见到了。冯谖为孟尝君深谋远虑，主动进行感情投资，赢得民心爱戴，使孟尝君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后顾之忧，这是那个年代“义”明显高于声色财富的又一明证，它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冯谖的过人之处还不仅于此，他向孟尝君申请了大量的金银和马车，去游说梁惠王和齐湣王，利用梁国和齐国之间的微妙关系，让两位国王都争着去聘用孟尝君。到这一步，冯谖还没有停下来，他让孟尝君向齐王申请一些先王的祭器，在封地薛造一个宗庙，专门用来祭祀先王，这样就可以得到先王的庇佑，齐王就永远不可能去动薛地。而且这样的做法也是向齐王表一个态度，我和你齐王是同一个祖宗，我捍卫的永远是齐国的利益，你总该放心了吧。冯谖真的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他为孟尝君挖好了“狡兔三窟”，让孟尝君可以“高枕无忧”，所以文章最后评价说，“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孟尝君和冯谖之间的交往，对我们为人处世也很有启发。一方面孟尝君贵义尚贤，礼贤下士，当冯谖尚未展示才华而不断地提出“食无肉”“出无车”“无以为家”等一个接一个要求时，孟尝君全部满足了他，从而激发了冯谖要以才能报答知遇之恩的决心，所以才会主动要求去薛地收债，广施恩义，赢得民心，为孟尝君的政治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后来又提出“狡兔三窟”，可谓忠心报主，智谋长远。这篇作品，贯穿到底的，就是一个“义”字。孟尝君并没有因为门客冯谖当时寂寂无名身份低微而轻贱他，而是始终彬彬有礼有情有义；而冯谖对孟尝君的知遇之恩，也是知恩必报，不仅为他广施恩义，赢得民心，而且为他计谋长远，忠义护主。在曲折跌宕的文学叙事中，却突出了这么一条主线，政治谋略的核心要素在于一个“义”字。

　　纵观战国时期的文学叙事，“义”逐渐从个人、家庭、朋友的情感联系和伦理要求，上升为家国兴亡、政治成败的核心因素和崇高准则，是价值所趋、道德所遵、人心所向，是人人奉行的“人间至理”。当年墨子在《贵义》第一段里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人送给你帽子和鞋子，要你砍下手和脚给他，就是拿帽子和鞋子来换取你的手和脚，你给不给？你肯定不会给啊，因为手脚比帽子和鞋子重要。有人给你天下，让你做天下的君王，却要你把生命给他，你给不给？你也肯定不会给呀！因为生命比天下重要，命都丢了，还要天下有什么用？但人很可能会为了争一句话的道理，就说你简直是侮辱了我的人格，我就死给你看，这是因为“义”比生命更重要，所以说“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的言论，大概能代表战国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

　　而从文学叙事方法上考察，不仅有来丹和魏黑卵之间的强烈对比，以及关于复仇方式的浪漫主义想象，而且来丹复仇故事中的三把神剑，冯谖“无肉”“无车”“无以为家”的三次抱怨与试探，以及为孟尝君所做的“买义”“使梁”和“申请祭器”三件大事，奠定了中国叙事学的“三”字型结构。后来的“三打祝家庄”“三打白骨精”“三进大观园”等叙事情节，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一叙事传统的影响。

　　秦代的“义”，在理念上更是上升到了人的道德标准和治国的基本准则这样一个高度，从先秦的萌芽、发展到这时候才是真正奠基，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体系。当时的《吕氏春秋》在《孝行览第二·义赏》《离俗览第七·高义》《慎行论第二·无义》这三篇里，反复申明“义”是治国和处世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义”是“百事之始，万利之本”，智慧高明的君子自然懂得“动必缘义，行必诚义”的道理，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义”的原则来，无论命运穷通都不会背离道义的准则。因此，孔子谢绝了齐景公赐给他的廪丘这块食邑，墨子不接受越王答应给他的吴国故地阴江边上三百社，其主要原因就是齐王和越王都没有采纳他们两人的主张，不会真正施行他们的治国方略，而只是看中他俩的社会声望和文化地位，就开出了具有诱惑力的聘用条件。孔子和墨子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都认为我并没有对你们国家做出贡献，如果接受这些看似丰厚的条件，就与“义”不合，所谓的“无功不受禄”，做人不能因为贪图利益而损害道义。

　　而智慧平常的人认识不到“义”的重要价值，所以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只知道追求私利，追求私利就会损害公义，损害公义就不会被人信任，这样的话，人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生活变得不可依靠，也无法持久。秦国的公孙鞅因为欺骗、诱捕了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魏国的公子卬，所以在卸任之后举家逃到魏国而不被接纳。赵国的续经跟着好朋友李欬投奔到卫国，却向卫国告密抓走了李欬，后来续经在赵国做官一路升迁，做到了五大夫，但人们不屑于和他同朝为官，他的子孙后代都交不到朋友。背信弃义、卖友求荣，在那个时代为人所不齿，被人看不起，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因为那是违反人性的做法，在伦理道德上是要受谴责的。

　　不妨以自然现象做类比，自然界春荣秋枯的背后，有一种支配的力量“道”在持续运行，所以才有月落日升、花开花谢。同样的道理，天下老百姓扬善去恶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也需要赏罚分明的国家制度去引导，而其中赏罚的准则就是道义。只有建立起道义的准则，并且不断地去彰显它、弘扬它，老百姓才会把道义当作人的本性一样去固守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性，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和习俗。从前晋文公与楚国交战的时候，分别咨询了舅舅狐偃（字子犯）和大臣雍季，舅舅子犯主张用兵不厌诈的方法来打仗，而雍季认为诈骗可以暂时成功得到利益，而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策略，就像竭泽而渔、焚草而猎一样，第二年就捕获不到鱼和猎物了。晋文公采纳了舅舅子犯的建议打败了楚人，却在回国之后重赏了雍季，认为他的功劳远在舅舅子犯之上，因为百世之利总是胜过一时之计。孔子听到这件事后大为赞赏，他认为晋文公重重奖赏尊崇道义的贤能之士，表明他治国理政是将“义”作为最高准则的，就凭这一点，足以称霸诸侯。《吕氏春秋》的叙事模式，明显渗透了“议论”抒怀的成份，直接表达编撰者的观点和看法，这虽然是延续了诸子散文举例、譬喻说理的传统，但也为文学叙事创新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能，为后来的“全知视角”和“复调叙事”打下了伏笔。而在叙事内涵的深化上，《吕氏春秋》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历史事件，实际上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如果治国理政时，君臣都在“义”字上做谋划、做文章，那么就非但会得到大臣们的认可，而且还会赢得全天下人的认同与拥戴。

　　这也就是汉代司马迁对“仁义”所下的定义：解救别人的危难，而坚守做人的信条，决不背信弃义。他在《游侠列传》中塑造的郭解形象，写得十分精彩，我个人的体会是，在关公出现之前，郭解就是社会上排难解纷一言九鼎的“郭大侠”，他是“义”的代表，“义”的化身。这篇人物传记中有三个片段，如同立体之三维，折射出郭解这位侠义之士的高风亮节。应该说郭解行走江湖，很有威望，很有人脉，也很有势力。他的外甥跟人家斗酒，对方酒量不行，实在喝不下了，他还一定要强行灌人家喝，对方吃不消了，生气起来拔刀杀了郭解的外甥，然后就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愤愤不平，对外宣布，以我弟弟这样的义薄云天，在地方上这样的声望，居然让人杀了我的儿子，还找不到凶手！于是将尸体停在大路上，不安葬，想要以此羞辱兄弟郭解，不是都说你路数广、名头大吗？人家干掉了你的外甥，却连凶手都抓不到！郭解就派人暗中打听到凶手的住处，凶手感到有压力就主动来归案，将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郭解。郭解对他说，你迫于无奈杀我外甥理所应当，是我外甥理亏。于是放走了那个凶手，收了外甥的尸体将他安葬了。大家听到了这件事，都知道郭解明明有实力但没有仗势欺人，而是明辨是非，秉承公正的立场处理亲外甥的事情，更佩服他讲道义不徇私的做法，追随他的人更多了。

　　不仅如此，郭解曾经在自己的家乡碰到一位“箕倨视之”的怪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刺儿头，见到郭解非但不回避，反而叉开双腿像簸箕，傲慢地注视着郭解，这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举止，带有一定的挑衅性。郭解手下的人准备灭掉他，郭解说，千万别，别动手。我自己家乡的人都不尊重我，这是我的道德还没修炼好，不是他的错。郭解不准手下人为难他，并且暗中叮嘱官府照顾他，免除他的劳役，不要激化他对社会的仇恨感。当这个傲慢的人了解到，自己多次免除劳役都是郭解帮忙的事情真相后，主动到郭解那儿负荆请罪。年轻人听说后更加仰慕郭解的豁达大度、侠义心肠了。在这里，《史记》的文学叙事特色譬如白描手法、细节刻画和间接描写（少年追随），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融为一体，令郭解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栩栩如生，过目难忘。这才是教科书级别的文学叙事。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是郭解为洛阳的两户仇家调解了矛盾，却不居功，当夜离开，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将调解的功劳归于乡里的贤士大夫，给当地人面子，送给当地社会名流一个大大的人情。这样一种急公好义、排难解忧、不计名利的做法，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义风范。在郭解的身上，确实有一种之前没有过的明是非、宽容人、淡名利的侠义文化内涵，有一种个性气质的辨识度，有一种令人肃人起敬的侠义大哥的精神气度，在关公出现之前，郭解应该是侠义道上的精神领袖。

　　三国及其后世，关羽的“忠义”形象逐渐浮出水面，《三国志》中已有斩颜良、归刘备的忠勇情节，到了后来的《三国演义》，这一品格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风云涤荡、波诡云谲的三国政治舞台上，斗智斗勇、计谋百出是人生的常态，而在这样一个崇尚智谋、角逐权力的时代，文学叙事中却在着力塑造一位“忠义”之士，似乎与历史环境格格不入。文学审美似乎在政治历史之外，在血腥的战场之外，勾起一种人性的呼唤，寄托一种人情的温暖，并昭示着这样一种人生至理：无论沧海桑田还是风云变幻，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伦理中最本质的东西，不能丢，也不会泯灭。即便是疆场上的厮杀征战，也需要这些宝贵的东西去支撑，给予人底气和力量。所以当张辽傻乎乎地问关羽，我和刘玄德，你跟哪个更好的时候，关公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岂可共论乎？”这种人物对白的洗练和个性化，寥寥数语，传递神韵，“贴着人物写”，都是后世文学的范本。关羽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忠义”形象的宣言书。从个人感情而言，关羽和刘备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从社会伦理而言，关羽和刘备是同一阵营的战友；从政治理想而言，关羽是一心报主的忠臣。正像曹操对他的评价“云长封金挂印，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这样一种胸怀家国大义、不忘金兰结义、毅然舍利取义、始终忠义不二的君子形象，连曹操都为之深深感动。当手下人提议既然关羽不能为我们所用，我们也不能放虎归山，让他去帮助敌人，应该杀掉关羽时，曹操却表示出更宽广的胸襟：“吾昔已许之，岂可失信！”不仅不能杀，还要为他饯行，还要“以路费征袍赠之”，为以后留下一些念想。与其说这是一代枭雄曹操与关羽相处日久，对关羽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意，或者说曹操他特别重视人才，在开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伟业，还不如说得再切实一点，在政治军事的大谋略中，倡导和形成一种“忠义”“忠勇”的风气，绝不是坏事。曹操统帅三军也很需要这种忠心勇毅的精神为他效力，这才是曹操的雄才大略，这说明曹操是非常懂关羽的，也是非常懂得关羽所代表的“义”，在治军治国中的重要意义。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江湖交情还是家国伦理，这都是一种凝聚人心、稳定局面的重要传统。所以，关羽从三国时的一位历史人物，一员善战的虎将、骁将，上升为以忠义著称的“武圣人”，逐渐凝定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历代崇拜的偶像，也就不足为怪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中的“义”呈现出了三个新的特点：一个是出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干宝《搜神记》中李寄替父母去应募斩蛇的传奇女性形象，正因为女性形象的加入，“义”的内涵除了男性化的忠勇之外，除了主动报效家国的忠孝之外，平添了一种灵动的智慧，譬如李寄斩蛇，凭的就不是蛮力，而是“蜜麨灌之”引蛇出洞，“怀剑将犬”两路夹击，勇敢之中蕴含着智取的成份。

　　第二个特点是出现了像《三王墓》中山中侠客的形象，虽然他和干将莫邪的儿子赤只是萍水相逢，却答应为他报仇，一诺千金，施恩不图报。这个时期，信守诺言、不计利害，在“义”的文化蕴含中显得尤为突出。

　　第三个特点是《世说新语》中描写了很多诸如王徽之“何必见戴”那样，朋友交情是随顺自然和洒脱不羁，没有太多的拘束；但也有像阮籍葬母那样，饮酒放歌之后，是吐血长号，在傲然反叛之中有一种至孝至纯、至情至性的真情流露，有一种对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坚守。“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理性，同样也是一种伦理温情。

　　到了《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卖马”与单雄信结识，“义”的内涵又为之一变。这里面不单纯是江湖义气，英雄相惜，还有超越江湖道义的朋友之间的真性情，超越贫富阶层的心灵相知和情义相扶。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单雄信说：“吾兄在潞州地方，受如此凄惶，单雄信不能为地主，羞见天下豪杰朋友！”秦叔宝说：“兄长请起，恐贱躯污秽，触了仁兄贵体。”听了这句话，单雄信泪流满面，他说：“为朋友者死。若是替得吾兄，雄信不惜以身相代，何秽污之有？”在“义”字当头的江湖豪客那里，替朋友去死都可以，又怎么会计较贫富阶层的差异呢？所以小说中用了一句诗“丈夫交谊同金石，肯为贫穷便欲疏”，来烘托“情义”超越“阶层”这个主题。这个时期的文学叙事，已经开始重视“象征物”的文化功能，重视“物”的隐喻，对人格和命运的寓意。秦琼卖马，也像杨志卖刀一样，都是英雄落魄的象征。马和刀，都是英雄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也是英雄命运的真实写照，今天要将它们卖了，那是英雄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当年秦琼看着黄骠马的眼中落泪，想想这匹马居然这么通人性知人心，不禁感慨说“你回头有恋恋不舍之意，我却忍心卖你，我反不如你也！”所以，卖马和卖刀，都隐喻英雄落难的困境。而“义”在困境中的最好表现方式就是江湖救急、“雪中送炭”，许多时候，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往往是在“雪中送炭”这一契机中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真情和道义。

　　唐传奇中有许多像《虬髯客》一样的豪情侠义、《李娃传》一样的乱世情义和《柳毅传》一样的无私义举，这个时期的女性，思想也比较开明，如红拂女、李娃、龙女那样，都有自主选择和掌控命运的独立人格，这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很难看到唐代女性的那种飒爽与豪迈。比较特别的是“聂隐娘”，她不仅武技过人，“身轻如风”，可以刺猿猱、刺虎豹、刺鹰隼，百无一失，抵御了两大高手精精儿和妙手空空儿的袭击；而且能够做出人生的明智选择，弃暗投明，从魏帅那儿投奔到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这边来，连丈夫也是她自己选的，她看中了忠厚纯良的磨镜少年，直接说“此人可与我为夫”。男作家笔下的女侠客，实际上就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自主选择生存方式，永远保持侠义情怀，这才是一种慷慨豪侠的大唐风度。聂隐娘身上的仁心高术，她的仁爱之心和高超武技，应该就是这种大唐风度的一个缩影。唐代侠义文学叙事的一大特色，是在历史现实背景的叙写中，通过“神异”叙事，人物、武技、情节和环境的神异性，增添了一抹浪漫主义的诗意美。而这种诗意美，又因为“侠义”的传奇性而大放光彩。唐朝李德裕的《豪侠论》，有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仁义的胸怀和武侠的本事相辅相成，才能干成行侠仗义的事情。

　　如果与西方骑士文化作一简单的比较，中国的侠士精神，在忠诚侠义、锄强扶弱、慷慨无私等方面或许基本相同，但骑士文化更注重张扬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中国的侠士，在抒写豪情的同时，则更强调隐忍、低调和坚毅，强调“行侠不留名”的内心满足和精神愉悦。

　　宋代的侠义小说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洪迈《夷坚志》中《志补卷三·曾鲁公》就写曾公亮年轻时游学京师，夜宿旅店，听到邻人悲伤哭泣，于是仗义疏财、挺身救护，救下邻人准备卖掉的女儿，然后悄然离去。施恩不图报，行侠不留名，这正是中国侠义文化的特色。《水浒传》中的宋江之所以被人称作“及时雨”，就因为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宋公明。他遇见武松，两人结义为兄弟，一路送别喝酒，再赠送盘缠，很有一种“十八相送”依依不舍的感觉。他和李逵初次相遇，李逵便开口借十两银子，他马上解囊相赠，书中这样写道，李逵得了这个银子，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这一点很难得，两人素昧平生，宋江都能做到“仗义疏财”，可见在大宋一朝，讲究兄弟情义，钱财身外物，侠义心中留，重义轻财、仗义疏财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在金钱财物与道义侠义的较量中，宋人的价值观是非常清晰的，是“义”高于“财”；而在美貌美色与道义侠义的较量中，又如何呢？宋人的价值观同样是非常明朗的。源于宋代白话小说，后被明代冯梦龙收入《警世通言》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宋太祖赵匡胤是位旷世奇才，小说里写他武功卓绝，斗败那两个强盗满天飞张广儿和着地滚周进，“公子从人丛中跃出，如一只老鹰半空飞下”，“公子一条铁棒，如金龙罩体，玉蟒缠身，迎着棒似秋叶翻风，近着身如落花坠地”，而且他的侠义心肠，纯粹透明，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当他护送美女赵京娘回家的路上，赵京娘有感于他的英雄豪杰气概，由感恩生敬意，由敬意生情爱，准备对他托付终身，一路上想了很多的办法接近、亲近赵匡胤，试图用男女之间的肢体接触打动这位英雄。文中的描写细致到位，处处都是赵京娘的柔情似水，处处也是对赵太祖的人格考验。赵京娘“于路只推腹痛难忍，几遍要解。上马下马，将身偎贴，挽颈勾肩，万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热，央公子减被添衾，软香温玉，岂无动情之处？”但公子，就是赵匡胤，“生性刚直，尽心伏侍，全然不以为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细心照顾女孩子，一点都没有别的想法。

　　眼看就快到家了，再不表白就没有机会了。赵京娘只好向公子摊牌：“倘蒙不嫌貌丑，愿备铺床叠被之数。”就是说，你如果不嫌我容貌丑陋的话，我愿意为你铺床叠被。话已经挑明了，再也没有周旋的余地了。你们看，公子怎么说，他说我“出身相救，实出恻隐之心，非贪美丽之貌”。这个道理说的很明白，我救你的动机很单纯，就是出于道义出手相救，你可别想歪了，以为是贪图你的美貌。而且在大笑之中，似乎是在轻松的说笑之中，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俺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你岂可学纵欲败礼的吴孟子！”

　　赵京娘还不死心，为了自己的幸福，顾不得女孩子的矜持和羞涩，她简直是豁出去了，她进一步说：“不敢望与恩人婚配，得为妾婢，伏侍恩人一日，死亦瞑目。” 我不敢奢望嫁给你，就是做你的小妾和丫鬟，能够为你服务一天，我死也瞑目了。这下子，赵匡胤就真的生气了，他见耐心解释没有用，就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赵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你把我看做施恩望报的小辈，假公济私的好人，是何道理？”不是我胶柱鼓瑟，思想保守，想法固执，不会灵活机变，我本来就是纯粹为了讲义气，才千里步行送你回家，今天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了私情，那我和这两个抓你去做压寨夫人的响马强盗又有何区别？把从前一片真心化为虚情假意，岂不惹天下豪杰们笑话？你们看，这篇小说和《柳毅传》不一样，柳毅传书，出发点也是纯粹的出于侠义考虑，没有任何的私心，但后来被龙女打动，两人可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但这篇不一样，赵匡胤就是死活不肯。

　　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英雄救美终成佳话的多了去了，为什么赵匡胤偏偏是个另类，难道也是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个个都是“厌女症”患者？赵匡胤对美女赵京娘的“软香温玉”毫不动心、毫无反应，照他自己的话说，当然不是生理问题，也不是心理障碍，更不是思想保守，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宋代赵家的拥戴者，一定要将先祖赵匡胤塑造成一个摒弃私心、侠义无双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唯有如此，才能高举侠义之大旗，号召天下群雄，得到大家的的响应和追随。这虽然是一种政治需要，但也折射出这样一种伦理价值的趋向，就是“义”高于“色”，重义不重色，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敬爱。在文学叙事方面，被金圣叹所称道的“草蛇灰线”“云断横岭”“大落墨法”等等技巧，在叙事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英雄豪杰对强梁、恶霸行侠锄奸，对朋友、弱者仗义帮扶，自然构成了“义”的双线复合叙事。

　　元杂剧中的“义”，在异族铁骑踏入中原的大背景中，被赋予了一种深沉的历史内涵。譬如同样是塑造关公形象的关汉卿《单刀会》，就和别的关公形象不同，关公的“义”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义”，而是守荆州就是守江山，强调汉室正统论以寄托民族感情。关公的这个“义”里面，蕴含着民族、家国的别有幽怀。关汉卿的另一出戏《救风尘》也是别具一格，赵盼儿对周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充分显示了女性的聪明才智和侠肝义胆，并以智取契约文书（休书）的象征性，解构了男性话语权。改编自《救风尘》的电视剧《梦华录》，虽然为赵盼儿平添了爱情上的曲折和商业上的天赋，但总体的形象特征没变。她身上的“侠义”不只是挺身而出的勇敢与担当，而是胆识与智谋的高度结合，这一点，在赵盼儿身上，比以往任何女性形象都突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是豪爽之性格与深情之智慧的有机组成。“义侠”赵盼儿是三美合一，即外貌美、个性美和智慧美的统一体。这是元杂剧贡献给我们文学史的光彩照人的新型女性形象。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取材于历史事件赵盾之死，将搜孤救孤的历史故事演绎为一出弘扬“忠义”的大戏。程婴抚养教育遗孤的人生历程，又远超其他侠客义士的操作难度，他不仅要忍受易子之痛，忍受“卖友求荣”的误解和唾弃，忍受十几年隐遁山林的艰难岁月，而且还要悉心培养孤儿和周密筹划复仇。他忍常人之不能忍，他的“忠义”内涵，不单是“义”高于“生命”的生动诠释，因为渗透着忍辱负重的心智，因而更具有一种悲壮的力量，同时也蕴含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勇毅前行的文化性格。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深沉性，所组合而成的“圆型”特点，是这一时期“义”的文学叙事的一大亮色。

　　明代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义”的精神内涵开始向下层转移，逐渐成为民间的一种价值信仰。这从当时的白话小说“三言”“两拍”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在人际交往方面，《喻世明言》中的《羊角哀舍命全交》，以羊角哀与左伯桃这两个人在危难中舍命互助的深厚情谊，演绎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侠义精神；《初刻拍案惊奇》中《乌将军一饭必酬》，通过一段江湖奇遇，凸显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民间道义准则。在义利关系方面，《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主人公施复拾金不昧，与失主朱恩结为生死之交，体现了商业社会中诚信为本、见利思义的价值观；《警世通言》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男主因为归还钱财而积德获福，透露出市民阶层经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义行必有善报”的朴素信仰；《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文若虚因为心地纯朴善良，心境淡泊自然，而且坚守信诺，在财运方面由倒霉运转向行大运，这是好心行义改变命运的文学传奇。在家族传统方面，《醒世恒言》中的《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通过兄弟之间谦让家产、孝悌传家的叙事，突出了家族传承中以“义”为宗的和谐理想；另一篇《徐老仆义愤成家》，塑造了一个鞠躬尽瘁、无私奉主的“义仆”阿寄形象，他是忠心护主、坚守良心、以义做人、发家致富的范本。在男女情爱方面，《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对妻子失节的宽容和体谅，超越了传统的贞洁观，对夫妻“情义”进行了重新定义；《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卖油郎秦钟和名妓莘瑶琴之间的爱情，代表了市民阶层对乱世之中情义、情趣的美好梦想；《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的重情殉情，李甲的负心负义，是那个年代“情义”与“利欲”之间内在冲突的文学呈现。至于忠奸斗争，有《喻世明言》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和戏曲《鸣凤记》，叙述沈、杨两家与奸相严嵩的较量，弘扬了威武不能屈的忠义精神。通过以上白话文学可见，在明代，“义”的文化内涵落实在平民生活的角角落落，改变着市民的精神气质，引领着社会的美好风尚。而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市民文学中所蕴含的因果报应思想，大多具有良心情义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价值指向。

　　通过以上白话文学可见，在明代，“义”的文化内涵落实在平民生活的角角落落，实现了一种平民化的叙事转向。人的生存环境，不再像战国或三国时期那样的动荡与激烈，也不像元代那样，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人生现实也不需要经常面对国家兴亡、民族大义和正邪较量的生死抉择，甚至平淡的日子里也未必用得上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行侠仗义的江湖豪气，宏大叙事中的德性正义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伦理审美。只不过日常生活中也有矛盾的对立与冲突，也有内心的沉思和追问，诸如命运、利益、情感、家庭等等的碰撞与纠结，也仍然需要“义”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和普遍原则，给人生以方向感。而且，过去文学叙事中表达道义理想的英雄气概和士人精神，并未随时光而流逝，而是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洗炼，到这时，已经完全融入到老百姓平凡人生的血脉中，成为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的思绪、普通人的人性的一种美好的表达，成为乐善好义、见利思义和有情有义的具体生活方式。因此，在市民阶层，“义”作为一种价值理想，依然激发起普通人的仁心和善念，维系着日常生活的人性和美德，改变着市民的精神气质，引领着社会的美好风尚。而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小故事引出大故事的“话本”特色，而且采用了误会巧合、尺水兴波、双线交叉等艺术手法，来表现市民文学中所蕴含的因果报应思想。而这种果报，又大多具有良心情义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价值指向。

　　到了清代的文学叙事，“义”的内涵更为灵动多元，侠义没有固定的框框，只要本于正义的立场，方式方法大可灵活机动。《三侠五义》中的北侠欧阳春，他行侠仗义，不仅武艺高强，威慑群邪，而且剪强除恶，足智多谋，在对付恶霸马强时，他戴着恶鬼形状的面具前往，让人误以为是妖魔索命。剪除邪恶不留痕迹，充分彰显了仁义对朋友、计谋对强梁的侠义智慧。

　　深受歌德赞赏的小说《好逑传》（《侠义风月传》），描写了水冰心和铁中玉因侠义情怀而相爱的故事。这位水冰心，或许就是后来金庸小说中黄蓉形象的蓝本，冰雪聪明，机智百出。她不仅巧妙化解了叔叔水运算计家产和逼婚的危局，而且多次规避了花花公子过其祖的骚扰和求婚。其中巧换生辰八字庚帖，将水运丑女嫁给过其祖这一段情节，可谓其中的生花妙笔。水冰心的优雅性、侠义性和智慧性，是侠女形象的又一次升华。其超越“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之处，就在于情节跌宕、个性刻画和口语锤炼都更为成熟，侠肝义胆与忠贞机智互相辉映，正因为“机智”因素的融入，为文学叙事平添了特有的幽默情调和审美情趣，既生动诠释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伦理，又闪耀着磨镜成圆、寒梅透香的人性光辉！

　　《儿女英雄传》是清朝一部比较重要的小说，“侠女十三妹”就是书中的女主人公。其实武侠在这部书里占的篇幅并不多，更有风味的，应该是这部小说中类似于掉书袋的浓郁文化气息。书中的安学海安老爷有一段教诲公子安骥的话，兹引如下：“大凡一个子弟都有四重关：开了知识是第一重关；出了书房是第二重关；成了家是第三重关；入了宦途是第四重关。一关一变，变则化则休矣。果能始终不变，定然成个人物。然而不变的少；只要变后还能遵父兄的教训，师友的劝勉，闺阗的箴规，慢慢的再往回来变，指望他‘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也就罢了，——然而也少。”按照安老爷的说法，人生需要经历启蒙学习、实践历练、成家立业、治国理政四道关，在人生发展变化不断趋向老练成熟的过程中，还能敬父兄、亲师友、爱妻儿的，还能够守得住道义的，很不容易。如果能够“慢慢的再往回来变”，守住初心，返璞归真，回归先王之道的仁义准则，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清朝关于“义”的文学叙事，在灵动多元彰显智性的同时，蕴含着对纯洁人心和先王道义的坚守。

　　纵观历代“义”的文学叙事和文化嬗变，贯穿始终的是感恩、纾困、明辨、舍利、忘我、诚信、守道等正能量，蕴含着千古不变的家国情怀、亲友恩义和义利之辨，昭示着一心向善的道德理想和刚正不阿的感人力量。具体而言，就是心存天理的道义，如宋太祖；仁慈爱心的仁义，如孔子和墨子；敬上尊贤的礼义，如晋文公；孝悌敦睦的孝义，如阮籍；感恩念旧的情义，如北郭骚和阿寄；扶危济困的侠义，如郭解；乐善好施的恩义，如宋江和曾公亮；矢志不渝的正义，如程婴；以身许国的忠义，如关羽；舍生忘死的节义，如荆轲；知难而进的勇义，如来丹；一诺千金的信义，如山中侠客；见利思义的尚义，如施复等。

　　从历代文学叙事可知，“义”，不仅是古代英雄豪杰所信奉的精神“图腾”，也代表了每个普通人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表达；不仅是对他人的承诺和责任，也是自我价值的彰明与实现；不仅是贯穿民族历史的一种良心美德和文化传统，更是推动现代文明社会和谐发展的不竭动力。“义”，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人性与伦理的坚固纽带。守“义”行遍天下，无“义”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