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葵花向日倾一一司马光从坚守忠心到诗心史笔交织之风鉴人生“大宋风鉴”司马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山翁

“大宋风鉴”司马光

一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人，生于光州光山。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自称晋安平王司马孚后代。作为北宋政坛与史坛的双璧，以“砸缸救友”的少年智慧闻名，以“反对变法”的刚直立场著称，更以十九载心血凝成《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以史为鉴”的标杆性人物。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从谏臣到宰相，始终以儒家“致君尧舜上”为理想，在为相八个月后，1086年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宋哲宗赐谥“温”，后追封“温国公”（“温”有“宽仁惠下”“温良寡欲”之意，体现了对他德行、品格的高度评价），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后配享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又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从一只缸到一部书”的人生轨迹，蕴含着个人成长、精神品格与社会责任的深刻联系一一

从具体实践到宏大理想的延伸，“砸缸救人”是司马光少年时期的偶然事件，展现的是临危不乱、敢于行动的机智与担当；而《资治通鉴》则是他耗时19年主持编纂的史学巨著，体现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与为治国提供借鉴的宏大抱负。两者看似相隔数十年，实则是同一精神内核的延续，少年时救人是“小担当”，中年后著书是“大担当”，前者是后者的精神起点，后者是前者的格局升华。

从个体智慧到集体价值的升华，始终秉持“经世致用”的儒家理念，少年时用智慧拯救生命，成年后用历史经验“资治”，这种从“救一人”到“惠天下”的转变，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

从偶然事件到毕生坚守，“砸缸”是瞬间的决断，而著书是漫长的积淀，在《资治通鉴》编纂中经历仕途起伏，却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勤勉完成300余万字的巨著。这一过程印证二者共同构成了他“智”与“毅”兼具的人格画像。

从历史参与者到历史书写者，司马光官至宰相，既是北宋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历史的冷静观察者，是“砸缸”时的亲历者，著书时的千年历史梳理者。这种双重身份本质上是从“参与时代”到“思考时代”的认知升级，体现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担当。

从“一只缸”到“一部书”精神追求的过程，启示后人：真正的伟大，始于细微处的品格，成于对理想的毕生坚守，最终汇入文明传承的长河。“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笔下的葵花，正是其一生精神自喻一一不随流俗俯仰，始终向阳而倾。其人生如同一部编年体史书，在人生平仄跌宕中写就士大夫的理想与坚守。

少年破局（1019—1038）：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出身官宦世家的司马光，自幼浸润于经史典籍，“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少年初绽胆气与慧心，七岁“砸缸救友”的典故，早已超越童趣范畴，成为中国人记忆中“急智”的象征。这种“于变局中破局”的思维，暗合他日后在政坛“力挽狂澜”的底色。其聪慧更显于治学,十五岁已通《史记》《汉书》，“略能成诵，不复遗忘”；二十岁中进士甲科，殿试时以“不慕华服、举止端重”深得考官赏识，自此踏上“致君尧舜”的仕途。

青年入世（1038—1067）：致君事业安排了不待岩前唤午鸡

初入仕途的青年司马光，历任华州判官、苏州推官等职，每到一处皆“勤吏事，恤民隐”。多次上疏直指时弊，上疏《论财利疏》“用度太奢，赏赐不节”；提出“官人之道，当以贤才为本”的用人观。这些奏疏虽未即刻改变时局，却为他赢得“直臣”之名。此时的司马光，如同一位热血谏官，以儒家经典为武器，试图在因循守旧的朝堂上劈开一道新光。

中年坚守（1067—1085）：虽无守道愧终与趣时疏

神宗即位，王安石变法掀起滔天巨浪。面对“青苗法”“募役法”等新政，司马光的反对并非简单的“保守”与“革新”之争，而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碰撞一一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的魄力重构秩序，司马光则以“鉴古知今”的史观强调“渐变”之必要。当争论升级为党争，司马光选择退居洛阳，在“独乐园”中开启十九年的《资治通鉴》编纂。表面是远离朝堂，实则是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在历史长河中寻找治理密码一一上起战国，下至五代，1362年史实凝练成“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治世箴言。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恰是对其“以史为鉴”理念的肯定。此时的司马光，政道受挫而史笔高扬，在退与守中完成了从政客到史家的精神蜕变。

晚年回澜（1085—1086）：渐喜身无事安闲度晚年

神宗去世，高太后摄政，年近七旬的司马光被急召还朝。此时拖着病体，以“如救焚拯溺”的紧迫感主持“元祐更化”，罢废青苗、免役诸法，试图平息变法带来的民生动荡。此举虽被后世诟病“全盘否定新法”，却折射出对“民本”的极致坚守。1084年，《资治通鉴》告成，这部“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心血之作，终成帝王教科书；1086年，病逝于相位，获赠“文正”谥号——文臣最高荣誉，恰是对其一生的定论。

司马光的一生是诗心与史笔的交织，诗心是“葵花向日”的赤诚，史笔是“鉴古知今”的冷峻。司马光绝非标签化的“守旧者”或“改革者”，而是深陷“义利之辨”困境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资治通鉴》总结历代治乱，却在现实中拒绝任何制度突破。这种思想与实践的割裂，正是北宋士大夫在“经世济民”理想与“士绅特权”现实间挣扎的鲜活标本，恰是北宋士大夫在“守成”与“求变”之间艰难求索的历史注脚。坚守“道统”，对传统价值的维护值得敬重；对“变”的排斥，亦需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资治通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司马光用一生践行了对“道统”与“诚信”的信仰，却在复杂的现实中，成为了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守护者。

历史的吊诡在于，司马光去世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被列入“元祐党人”，却不妨碍《资治通鉴》成为跨越党派的文化遗产。以《资治通鉴》为镜，照见历史的兴衰；以“坚守”为尺，丈量政治的边界。尽管身处变法的漩涡中备受争议，但“以史为鉴”的治史精神，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理性与温情的光芒。王安石曾赞其“司马君实，君子人也”，恰是对这份坚守的最高敬意。千年风鉴照古今。司马光的背影早已消失在北宋的朝堂与书斋，但其留下的精神遗产从未褪色，《资治通鉴》仍在警示后人“以史为鉴”的智慧，“砸缸救友”的典故继续传递着“变局破局”的勇气，这正是大宋士大夫精神中最动人的平仄韵律。

1.《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

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

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一一一次宴会上有感而作。上片描绘女子发髻随意挽起，妆容淡雅，展现出一种自然、清新的美感。“青烟翠雾罩轻盈”，用比喻的手法将女子的衣饰比作青烟翠雾，给人一种轻盈、飘逸的感觉。下片抒发情感，“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成为千古名句，表达了词人在情感上的矛盾与纠结，相见时的美好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思念和痛苦，不如不见；而明明有情却又要装作无情，更体现出词人内心的无奈。最后两句以景结情，笙歌散去，酒醒之后，只剩下深院、斜月和寂静的环境，烘托出一种孤独、落寞的氛围，余韵悠长，让人回味无穷。

2.《客中初夏》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一一作于1071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独乐园。诗人通过对于初夏时节的景色，尤其是对于柳絮和葵花的之间的对比，暗含了对于诗人自己政治抱负的描写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而要像葵花一样对于皇帝忠心不二。诗人把王安石等人比作“柳絮”，用“葵花”自比，表达诗人自己对君王的一片忠心。第一句描述了四月初夏天和暖的天气，恰又是雨过天晴的时候。通过描浅白的语言，在春尽夏初之际，一幅雨后乍晴清明和暖的秀丽画面跃入读者的视野。第二句描述了下过雨后，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青翠怡人了。诗人调动读者熟悉的景物布置了一个清明和暖的气氛，使整首诗充满了雨和夏的味道。第三句通过描述眼前没有随风飘荡的柳絮这一情景。这句是有寄托的，寄托出诗人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意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第四句指出了向日葵向着太阳开放这一景象，也是有寄托的。看看那些像柳絮般随风转舵的小人，唯有那向阳怒放的葵花才值得尊敬。

3.《阮郎归·渔舟容易入春山》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

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霜殷。匆匆整棹还。

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一一借仙境之美与现实之无奈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上片开篇描绘渔舟悠然进入春山仙境，那里的时光悠闲自在，让人感受到一种超凡脱俗之感。接着进一步渲染仙境氛围，美人在绮窗纱幌后容颜动人，与词人的相逢如在醉梦之中，充满了梦幻与浪漫色彩，表达出对美好境界的向往和沉醉。下片仙境的美好被打破，松间冷露、海上殷霜，营造出清冷的氛围，词人不得不匆匆划船离开，暗示了现实的无奈和美好易逝。最后两句以景结情，落花寂静、水流潺潺，增添了几分惆怅，再次寻找通往仙境的路已很难，抒发了对美好事物消逝的惋惜和对理想境界难以复得的失落。

4.《过故洛阳城》

烟愁雨啸黍华生，宫阙簪裳旧帝京。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一一1071年途经汉魏洛阳故城时所作，时值退居洛阳初期。以洛阳城为背景，通过描绘城市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和对历史兴衰的思考。首句描绘了洛阳城的景色。烟雨笼罩下，黍华在雨中生长，形成了一幅美丽的景象。这里的烟雨和黍华可以被视为洛阳城的象征，也暗示了城市的兴盛和繁荣。第二句描述了洛阳城曾经的辉煌。宫阙指的是皇宫和官府，簪裳则指的是古代帝王的服饰，表达了洛阳曾经是古代帝王的都城，曾经的辉煌和权力。最后两句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兴衰的思考。整首诗通过描绘洛阳城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和对历史兴衰的思考。

5.《种竹》

种竹南墙阴，竹生皆北向。

苟非阳在北，竹性安可强。

乃知就阳意，草木皆有情。

园葵最柔弱，独取倾心名。

一一是一首咏物诗，通过对竹子和园葵的描写，抒发了诗人对自然规律和生命情感的感悟。首联诗人种竹于南墙之下，竹子却向北生长。颔联诗人进一步说明，如果不是阳光在北面，竹子的生长方向也无法被强迫改变，强调了自然规律的不可违背性，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之情。颈联诗人由此感悟到，草木都有向阳的本能，这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情”字，赋予了草木以情感，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尾联诗人以园葵为例，进一步说明即使是柔弱的植物，也有向阳的本能。园葵虽然柔弱，但它依然努力向阳，这种努力和坚持，也值得人们尊重和赞美。诗中蕴含了一种哲学思想，即万物皆有情，即使是看似无生命的植物，也有它们自己的情感和追求。这种思想反映了诗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

6.《闲居》

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

我已幽慵僮更懒，雨来春草一番多。

一一首联写故人因地位显贵不再来访，门前冷落得可以设置捕雀的罗网，尽显世态炎凉。后两句则在这种冷清的氛围中，突出自己的慵懒闲适，春雨过后春草生长，更增添了几分幽居的闲适与荒芜之感，反映出诗人在闲居生活中的复杂心境，既有对世情淡薄的感慨，又有安于现状的自我解脱。

7.《遣兴》

京洛红尘里，闭门常独居。

虽无守道愧，终与趣时疏。

文举徒飞表，曹丘懒挟书。

谁怜从宦久，不及策名初。

待兔谋其拙，屠龙艺亦虚。

何当治归计，松菊绕吾庐。

一一作于退居洛阳期间，因反对熙宁变法失败，居家著书的时期。诗中“京洛红尘里，闭门常独居”，正是此阶段生活的写照——虽身处都城周边，却主动远离官场喧嚣，闭门著书。颔联至颈联（3-8句）展开对仕途的理性反思：直言坚守道义却不合时宜，是对自身政治立场的辩护，亦含对变法派“趋时”求变的隐性批判；以孔融、曹丘生典故，形成“刚直无效”与“逢迎不屑”的双重否定，暗示在党争激烈的北宋官场，正直之士既难施展抱负，又不愿同流合污的困境；道尽岁月消磨中理想破灭的悲凉——初入仕途时的热忱，在漫长的宦海沉浮中渐成泡影。尾联（9-10句）以“待兔”“屠龙”的典故完成对仕途的彻底否定（谋略与才学皆虚妄），继而以“松菊绕吾庐”的归隐愿景，构建起超越现实的精神家园，与陶渊明“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意象形成跨时空呼应，标志着从“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蜕变。

8.《夏日西斋书事》

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

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苔。

一一作于1072年洛阳独乐园。诗人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幽静清美的夏日图画。首句写榴花掩映于绿叶之中欲开未开，红绿相间，或隐或现，富有蓬勃的朝气。欲绽还羞的石榴花与浓绿的叶子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次句写槐树叶子浓密，似乎是浓云密布风雨欲来的架势，树影投地，显得昏暗沉沉。后两句写庭院的幽寂荒僻。第三句有一个明显的转折，说西斋小院地处偏僻，人迹罕至。由此自然引出末句的结果——“满庭鸟迹印苍苔”。通过鸟迹满园的衬托，把夏日小院的幽静意境活画了出来。

9.《锦堂春·红日迟迟》

红日迟迟，虚郎转影，槐阴迤逦西斜。

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

蝶尚不知春去，漫绕幽砌寻花。

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

今日笙歌业里，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一一感慨时光流逝、人生飘零之际所作，反映了他对青春年华的珍惜和对离愁别绪的无奈。上阕描绘了傍晚的景色，红日西斜，槐阴迤逦，烟霞晚景难以描绘，蝶不知春去仍寻花，猛风过后残红飘零，通过这些景象，营造出一种暮春的衰败氛围。下阕“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直接抒发感慨，感叹青春宝贵，而自己在官路上漂泊，年华老去。借用白居易《琵琶行》的典故，表达出自己感怀身世、离愁别绪之深。最后“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将个人的忧愁扩展到天涯海角，深化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