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 宁折不弯

凡夫子

大港四清运动结束后，我长期追求的理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和勘探室主任吴蕴晖，同时被勘探室党支部大会全体通过，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然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我的追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全力拥护，积极投入，用实际行动来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大港油田的文化大革命，过程非常复杂，两派群众组织对立非常严重，呈势不两立之势，发生三次大型武斗，也历经两次军管会。
油田在新的军管会的领导下，随着全国和天津市形势的变化，油田军管会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中的派性慢慢消除，解放干部也逐渐完成，在1968年3初，在油田军管会的主持下，经过协商和讨价还价，实现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达成协议成立了油田各级革命委员会，地质指挥所革委会也同时成立。
地质指挥所革命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主任是王涛，副主任是军代表李梦忠，委员黄德秀、王向辉和张玉华（女）同志。各研究室的负责人也由两派对等人员参加领导，区域研究室由我、赵理学、徐文凯三人负责。 文革初期大鸣大放的大字报，我和同学刘明看了大字报的合影，左一是刘明，右一是樊开意。 一、树立“阶级斗争的活样板”
革委会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消除派性，黄德秀之流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办学习班。他们把看不上眼的指挥所各级领导和群众，都集中在学习班里控制起来，连续不断共办了十期学习班，名曰斗私批修，实质是颠倒事实，诬陷打击，无限上岗，他们为油田树立“阶级斗争的活样板”。搞的指挥所群众人人自危的地狱。近一年时间没有进行研究工作，只留吴华元等少数人的生产组维持生产。
从第一期到第五期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消除派性，在学习班里主要是学习文件，讨论、领会文件的精神，斗私批修，同时也对一些同志进行帮助、批判，消除派性，增强两派的理解和团结，各研究室的负责人和原来两派组织的头头轮流参加。
我参加了第一期、第四期、第六期、第十期的学习班。在这期间没有参加学习班的人，仍由各室安排学习和进行斗私批修，检查自己。
在没有参加学习班的时间里，发生了与我有关的两件事。
一是从事地球物理的同志，因当时地震队没有施工，又没有研究任务，同志们总想干点事，所以我和赵理学把搞物探的同志组织起来，搞一点与物探有关的事，如对一些已知构造问题作些分析，对一些物探理论、实际应用、方法问题作一些学习和储备，在区域研究室里成立了一个叫地调组，由我和赵理学负责，人员约10人。
坐下来想学习了一些东西，方法是采取分头找参考文献自学弄懂，然后向全组汇报心得，实质上是向同志们讲解其理论、公式推导、实际应用等；我负责的是对断面波的认识，我花了很大精力，找了相应参加资料，吃透了测线垂直断层时的断面波的特性，断面波在测线与断层不同角情况下的变化关系，当测线与断层平行时，断面波就完全具有反射波的特性了。通过这样交流，使我们大家都受益匪浅。
一是年轻人在一起无话不说，一次陈正华与我们在办公室聊天，他说：“我们这些人看不懂英文，如果有孟尔盛来帮我们提供一些情报，或帮助翻译一些文献多好啊！”这无意说说竟成了我后来的一大罪状。
二是1967年1月底，我与王槐基徐水地调处出差，我与王槐基同志去给孟尔盛送工资，他在地调处指导工作，工资关系仍在油田，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是第一批受到冲击，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抄家、批斗，抄出留学美国的毕业证书，认为他是里通卖国，被批评、冲击，侮辱，因而下放到地调处仪修站改造。
孟尔盛（大港油田总工程师，我的直接领导）把我俩领到工棚，对我俩讲了他在文革所受的遭遇和不公正的待遇，还讲述了一些领导不担责任，把责任都推给了他，感到了委屈，他把我们当成朋友向我们作了倾述，我们只有好心相劝，让他把心放宽一点，我们还建议他可否考虑回油田看看，散散心。这是我俩在地调处的事情，后来也成了我的又一大罪状。
第四期学习班开始，运动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全地质所都处于非常紧张、恐怖状态，按当时来探亲的陈炳华地质师的说法，“那种气氛太可怕了，简直是让人胆战心惊没法活”；全所的高音喇叭一齐开动，从每日凌晨开始，直到午夜结束，一会是急促、洪亮、尖叫的警报声，使人毛骨悚然，让人震惊；一会是广播火力十足，措词左地不能再左批判文章；一会是广播革委会公报，限48小时内，什么人必须到革委会报到交代问题，不然就没有好下场；一会是大喊大叫“某某人你为什么还不交代问题，你害怕了，你争开眼睛看看，今天是谁家之天下”，就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真叫人受不了，在这种极左思潮涌动下，一件件悲剧发生了。
首先是化验室的范瑞琳（女）同志，抓进黄德秀设计的“铁龙子”， 造反派要她承认有“反动”思想（她家出身不好），她拒不承认，后来逼供不承认被打，当晚本人用削铅笔用的小刀，在厕所将气管割破，跳入厕所旁的水池而自杀身亡，
一位技术干部爱人王毓俊被关进“铁笼子”，要她每晚写交代材料，交代反动思想，她说“当时没有那种思想”，被抓住不放，不到晚上12点不许回家，天天如此。两个儿子锁在家里没人管，被天然气熏倒中毒，一个爬到门口，一个在床上，经抢救一死一伤。打手竟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利用把孩子害死给军代表栽赃。
吴立洧家庭出身地主成分，被抓进“铁笼子”，要求交代是“地主分子”的罪行，吴拒不承认，打手头头拿起一根桶火炉的铁钩子照他的头上就是一下，头上鲜血顺着脸直流，吴还得继续交代，认定是地主兼资本家，被遣返回原籍四川，而当地政府却不认可，又返回油田到落实政策重返工作岗位。 中间看地震勘探中的监视记录者是吴立洧，文革中被黄德秀一伙打成地主兼资本家，被遣返回原籍四川，当地政府不认可，后返回大港调入大港地调指挥部工作。这是我们在研究地震试验工作。左为研究中心物探室荆大威高级工程师。右一是樊开意。 不断有人被揭发出来，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坏分子、反动分子、漏网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应有尽有，被揪斗的和各种受批判的就多达数十人，被关进”铁笼子”如王秋华、王毓俊、张锦波、吴立洧、王云等近20人，共约410多人的地质指挥所，竟然抓出这么多的坏分子，可见地质指挥所不仅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变成了坏人成堆的地方了。偌大的大港油田，惟独地质指挥所被树为“阶级斗争的活样板”。所革委会副主任李梦忠，在群众大会上说了句非常“雷人”的话，毫无阶级分析，他说：“研究所是池浅王八多”，不知他是什么心态，他真有辱解放军使命。
他们私设公堂，黄德秀设下的“铁笼子”。在这里打手们什么坏事都做绝，如同国民党关押犯人“渣滓洞”，侮辱人格、扒光衣服、搜身，逼供、打人，下手十分狠毒；打手们三天两头打人，被打的嚎啕大叫，在地上打滚，还索使被关的“犯人”几个人打一个，有的头发被揪光了，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他们为了遮人耳目，把打人的时间改在职工去二号院开会动手，手段阴险之极。
地质指挥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杰作要算李梦忠、黄德秀编造、批判“研究所黑党委”的故事。
第六期学习班围绕着揭发和批判王向辉，设计了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包庇、重用、勾结坏人，参与了“黑党委”，配合“二月逆流”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等的圈套。
在第六期学习班的揭发和批判下，认为把王向辉定为是敌我矛盾时机成熟，突然宣布把王向辉清除出学习班，第二天即1968年11月10日就召开全所职工大会进行批判，并当即宣布撤消王向辉的革委会委员的资格，当众揪出，打入黄德秀设计的“铁龙子”。
“黑党委”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认为有一个雷学忠（原地质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为首的“黑党委”，其成员是李玉琢（原所党委书记）、王向辉（区域室副主任兼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王昌元（工人）秦若辙（勘探室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王毓俊（党员）、周志远（所党委干事）等七人，我是“黑党委”在勘探室的联络人（与秦若辙联系）。
他们说“黑党委”通过小郭（大港油田党委书记郭究圣的女儿，当时是地质所的半工半读学校学生）与郭究圣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郭的支持，“黑党委”的目的，是造反派和当权派勾结，进行是假夺权，是彻头彻尾的二月逆流在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的翻版。
他们用十分卑劣的手法，编造和导演了一出闹剧。当地质指挥所党委瘫痪以后，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在一起聊聊天或议论一下运动情况而已。
他们硬是用卑鄙的收买手段，软硬兼施，治服了郭究圣的女儿小郭，再由小郭在全所的群众大会上现身说法，揭发“黑党委”，一个伟大的谎言故事就这样编造成功了。有了这个故事，所牵连的人，包括我在内就只有灭顶之灾了。
1968年12月16日，我小儿子出生，正处在运动的夹缝之中，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接受批判，思想负担很大，根本高兴不起来。庆胜生在这样恶烈环境，从生下来到半岁多，我们上班后一直把他放在床上，床边用被子挡上，以免他滚下地，上面吊一个气球让他看，上、下午各只有20分钟的喂奶时间，而只有做母亲的姜俐生才有这个时间，每当爱人回去喂奶时，都发现孩子哭得眼泪都把枕头流湿了，可以想象孩子哭了多长时间，让孩子受了太多的苦。
第十期学习班的内容，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学习班，学习班的班长是戴中林（后来调任研究中心副主任），可这期学习班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在揭发和批判“黑党委”，并联系实际，我已经成为了学习班的批判对象。
对我进行了审查和批判。在会上批判我的三个问题：其一是揭发我想在地质指挥所搞地球物理托拉斯，搞资产阶级学院式研究；其二是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孟尔盛翻案，想把他调回来当总工程师；其三是我是如何为“黑党委”起联络作用的。
对于这些没有的事实无限上岗、污蔑毁傍的做法，我不屑一顾，坚决否认，在会上与那些造谣者，进行辩论。
他们看我在会上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一天晚上由戴中林、初显治（黄德秀的四大金刚，另两位是徐文凯、赵春城）与我面对面较量，他们以往对我有点友好的态度荡然无存，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恶狠狠的狰狞面目，他们的眼睛直直的叮着我，
戴中林对我说：“你要彻底交代在大港油田是怎样为孟尔盛翻案的，你想干什么！”。
我平静的说：“我从来就没有翻过什么案”。
他们两同时狠狠拍着桌子，戴大声地吼着：“你不老实，你在徐水的活动不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大港为孟尔盛翻案也不是没有人知道？”
我还是平静的说；“我在徐水出差是为了工作，我的一举一动罗经正（当时是地震大队工程师）最清楚”。
戴又大拍桌子大声吼道：“罗经正现在也是不好受的！”。
我说：“罗经正好不好受，对我毫无关系”。
初显治也不视弱对我吼着：“你和孟尔盛是怎么串连的！你们想干什么！”。
我把和王槐基去徐水出差的情况和与孟总谈话的情况，向他们比较详细的讲了一遍，我问他们这有什么问题吗？
戴还是不放过继续审问：“你在油田是怎么为孟翻案的，想把孟尔盛弄到油田来想干什么！你在所里的活动，有人清楚得很”。
我再一次告诉他们：“我在油田什么也没有干，至于说我想搞托拉斯，那是一些同志开玩笑的话，我们组的人都在，可以找他们来对质。”
戴说：“我们会对质的，但是你们必须背靠背的交代”。最后他们也只好批判了我几句就草草收场了。 樊开意在大港油田时的照片。 二、为真理声张正义

第十期学习班时，同时开展整党工作，1968年11月28日，地质指挥所整党领导小组召开职工大会，宣布了结果，有开除的、劝退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都有。王向辉定为蜕化变质分子、王毓俊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永远清除出党，雷学忠和秦若辙经过批判，被说成有认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吴华元和我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我长期追求的理想就此破灭。

事实上油田党委，给蜕化变质分子王向辉永远清除出党的决定，在1968年12月14日才批复。地质指挥所则是先斩后奏，提前了半个月以上；地质指挥所解散后，1969年6月6号，原指挥所才向油田报出对王向辉的定案材料，可见他们早就设计好了的恶烈行径；连上级党组织都不放在眼里，王向辉更是1969年12月再三要求下，才看到永远清除出党的决定，这已是执行开除党籍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按党章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地质指挥所革委会致党的章程而不顾，无视党规党纪行径，哪有一点共产党员味道。

不仅如此，赵春城曾嚣张对人说：“根据形势的需要。可以随时将他（指王向辉）干掉”。多凶恶毒辣啊！赵春城是黄德秀的心腹和打手，他做过许多坏事，他何以有如此胆量和嚣张呢？他肯定得到主子的面授机宜。王向辉弟弟得此消息，直接带着中央各种文件找到油田革委会副主任霍洪山和油田人保部，才得到安全保证。

第十期学习班期间，1969年初，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一些落实党的政策的经验文献，我记得有：8341部队的支左经验，北京北郊木材厂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的落实党的政策经验。

当我们学习了这些经验后，觉得所里发生的情况，所作所为与这些单位介绍的做法、经验相差甚远，大相径庭。同志们开始思考了，想问一个为什么。

所革委会原本想通过学习，统一思想，把被打成敌我矛盾性质统一起来，以坐实对他们处分。没想到学习的结果，与革委会黄德秀的想法相差越来越远，再也欺骗不了了，压制不住了。

王向辉被永远开除出党问题，第一次讨论出于革委会的压力，不敢发表真实想法，怕打击报复，也不了解党的政策，不敢发表不同意见；随着学习的深入，政策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有经验材料对照，有同志们的交流，看法有非常大的变化，大部分人表示对革委会极端不满；再后一次讨论时，居然有九成以上的人，坚决反对定为敌我矛盾，而且反抗激烈，只有那些不怀好意极少数人，才坚持是敌我矛盾，这时地质指挥所里又一次，处于广大群众与革委会对立状态。

广大群众认为，所革委会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在愚弄群众，草签人命，再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群众开始与革委会严重对立。这时革委会当场宣布：“今天暂停讨论，明天继续讨论王向辉问题！”知道收拾不了局面了。

就在第二天，即1969年4月初，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上班时人们发现所里的空地上停了很多的汽车，有大轿车，也有解放牌卡车，还有其他车辆，同志们不知为什么。

所里的广播喇叭突然通知召开全所大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革委会主任王涛主持会议，油田革委会负责同志宣布地质指挥所解散，成立由10几个人组成综合研究队应付生产。同时宣布下放到各指挥部基层单位，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人员名单。

下去干什么得都有，如有到钻井队、井下作业队、管子站、采油队、托儿所等单位。干滚钻杆的、捞沙子、养猪、测井工、当阿姨等，宣布后要求大部分人员，随即连同行李全部拉往各工作单位；我和爱人姜俐生被后来下放到测井队，姜俐生当井下仪器修理工，我当测井队井口工，名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黄德秀他们这次搞突然袭击，硬是把好端端的一个研究所解体了，一批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扎实肯干，曾经为大庆、大港油田的勘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研究队伍搞散了，多么可惜，多么可悲啊！这大概是全国油田系统绝无仅有的了。

大港地质指挥所1968年 3月成立所革委会，4月份开始，到1969年4月，地质指挥所被撤销，连续开办了十期斗私批修学习班，我参加了四期学习班，近一年时间，在斗私批修、检查、接受批判。

地质指挥所解散了，技术骨干都散落各处，我当时无对口地方可去，暂时留在所里等待分配，也有几个人工作没有落实，也在所里等待，在以谈到起地质指挥所解散，心里总有些愤愤不平，总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

在荀鹤年同志的挑头下，与他们几个写了一张大字报，如实把地质指挥所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不落实党的政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解散地质指挥所，迫害技术干部的事实。后来听说这张大字报贴到了石油部。

王向辉问题，我总觉得这里有鬼，全所的同志几乎都一致认定是人民内部矛盾，革委会为什么不听群众的意见，还搞突然袭击，一意孤行呢？反而把地质指挥所解散了呢？

觉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一定要坚持，要对照落实体现政策的那些经验，一定要为王向辉说话，让上级了解真相。

我和赵理学都了解王向辉，他出身苦大仇深，正直、原则性强，在所里人缘也好。从不认为他是坏人。

我决定冒着极大风险，写一个申诉材料给油田革委会，让油田革委会了解真实情况。我和赵理学一起草了一份文字材料，针对定案材料中提到的几个问题，逐条有根有据说明情况，认为他的问题绝对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问题，可以批评教育，可以给予处分，永远开除出党是不对的，要求给予改正。

申述材料写好后，我和赵理学送给油田革委会，在革委会门口碰到原地质指挥所的职工，大联合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领导龚子义，他答应：“我可以为你们代交，你们把材料交给我吧”。我们认为他是革委会领导之一，是可以信任的。没想到这一材料，给我带来滔天大祸。 文革中被黄德秀一伙人打成蜕化变质分子，永远清除出党的王向辉，1974年初恢复党籍，推到强加的种种诬陷之词。这是他写出版的书，是对黄德秀一伙控诉。 右边是从大庆就在一起的赵理学，和我一起为王向辉同志申诉，认为王绝不是敌我矛盾是好同志，后调任大港钻井指挥部主任地质师，作是樊开意。 1969年7、8月间，二号院召开了规模浩大的万人大会，批判龚子义一伙反对军管会，反对革委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坏人翻案等等。其中还点名樊开意、赵理学，向龚子义及其一伙提供炮弹，包庇坏人，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把我的大儿子送到了大港，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一间篱笆房子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还是受到了黄德秀的打手们骚扰，对我做了非常污辱性的动作，半夜三更敲我家的门，以查户口为名把我母亲带到值班室进行盘问。这种下三滥的办法，完全是对我的侮辱。当时我还处在被批判的状态，为了减少麻烦，我咽下了这口恶气。
1969年9月底，我接到通知，我和姜俐生被下放到钻井指挥部完井大队电测队，名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在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工作了8年，不管是在大庆还是华北，不管是研究大队还是研究所，还是地质指挥所，都是同一单位，我在这里付出了很多，舍不得离开曾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也舍不得离开我热爱的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我不知道今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但我已经在思考了，所以在我离开地质指挥所的时候，自认为我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此结束了。不管以后如何，我将远离政治，埋头工作了。
如何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作出合乎逻辑解释呢？我可以用四句话，16个字作概括：即“积极参加，盲目紧跟，坚持真理，下场可悲”。
在哪个年代，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抱着积极参加的态度，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理解，从别扭到自然，从不自觉到自觉，直至完全溶于文革之中，参加派性斗争，为派性斗争起了助波逐澜作用；随着运动的进行，随着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深化，逐渐认识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真理，为什么要坚持真理，怎样坚持真理，我顶着风浪，冒着风险，为真理而斗争，我所获得的是可悲的下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被拒之门外；长期努力工作，为工作而献身的精神，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研究路线；坚持正确路线，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好人伸张正义，反而被说成为坏人翻案，并受到严厉批判和谩骂。
一切都颠倒了，没有正义，也没有真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现实！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境离开地质指挥所。
从大庆会战到大港油田，政治上的进步、政治敏感性、执行政策的把握，提高是明显的。立场是坚定的，维护党的利益，敢于和错误路线和行为作斗争。
我与王向辉同志相处达5年多，我了解他有党性，坚持正义，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也了解黄德秀，他们之间完成是党支部工作中发生的争论，全所同志大多都知道黄德秀的人品不好，打击报复、记黑账耍阴谋，是他的强项。我和很多同志都认为，王向辉是好同志，他有错误，但肯定不是敌我矛盾。所以我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正义，维护党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的判断没有错，1972年油田党委就推翻了部分错误结论，1974年初油田党委再次决定，撤销原来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党籍，推到强加的种种诬陷之词。
1978年8月在涿州召开全国勘探会，在食堂就餐，王向辉和吴华元等大港同志一桌，黄德秀专门挤到大港这桌，向王向辉祈求握手示好，还几次想和王向辉搭讪，均被王向辉拒绝。
1984年夏，我在北京遇到大港研究所王中然，他说去看望过得癌症住院的黄德秀，黄已病入膏肓，主动向王中然表示歉意：“过去在大港油田时年轻，作了一些对不起大家的事，希望你们谅解！”好像他有所感悟。晚了，不久后他就走了，大概是恶有恶报吧！
我所坚持正确路线得到了胜利，让对我的种种诬陷、谩骂、批判都见鬼去吧！可坚持真理还真不容易啊！付出的代价也是蛮重地！
我相信风雨后，总会有彩虹，当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放弃希望，可能下一秒我的人生就会晴空万里。 中间者是雷学忠文革中被打成地质指挥所“黑党委”书记，右一潘耀威，左一是樊开意。 三、下放测井再受批判
我和姜俐生于1969年10月2日，被调入钻井指挥部完井大队电测队工作。我被分在测井一队当井口工，我爱人被分配到测井仪修站，修理井下仪器。
测井站，有各种方法的测井队，测井解释站，测井仪修站。连长我已经不记得了是个工人，指导员是满文志，抓阶级斗争的好手。
我在常规测井一队当测井工。队长是个工人，仪器操作员是马云飞，文革前当过测井站的副站长，文革被夺权下放当操作员，比我高两届的校友；仪器车司机是一位老工人姓张，胖胖的，脖子有点歪，在大庆时曾是姜俐生同队司机。
工作内容是完成标准测井任务，测量电阻、自然电位、伽玛、井径；井口工的工作是包接下井的电极、仪器下井、安装井口滑轮、冲洗电缆、观察井口计数器等，工作简单，劳动量不是很大。关键技术是包扎接头，如果包的不好，在井下高温高压情况下就会漏电，就会功亏一篑了，就要返工。
油田在钻井比较多，测井的密度也就大，在测井队对人最大的挑战是随叫随到，经常是晚上上井或是半夜上井，只能测井队等井队起钻，这是原则。要适应这种没有定式的睡觉方式；开始时我确实是没法适应，一家五口暂时住在一间工棚里，孩子又哭又闹，根本没有办法休息，头总是昏忱忱的，吃饭也没有味道，精神更谈不上了。
我调到测井队不久，地质指挥所一个叫赵春城（原指挥所黄德秀四大心腹之一），带着我所谓材料追到测井站，向满文志面受机宜。没过几天由满文志组织，对我进行批判和清算。
学习班大概有七八个人，成员也不大固定，有多有少，多半是些老工人，其中就有测井一队的张歪脖老司机，有时也有原地质指挥所下放的人；我的任务：一是检查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要指反对军管会，反对革委会，特别是为坏人翻案，与龚子义一伙的关系；二是接受广大群众的批判，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这时我才知道，因为有在油田万人大会上点名批判。他们把我与龚子义一伙扯上了关系，原因就是我和赵理学为王向辉申张正义，变成了为坏人翻案。
我在学习班里呆了10天，每天不是向学习班口头检查，就是写书面交待材料，再就是听老工人们没完没了的批判，主要是漫骂，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我在地质指挥所情况，他们也没有多少文化，说不出什么道道，又是接受了任务而来，不说话又不行，他们只好鼓起勇气，放大声音骂娘。
我原本就不认识他们，不能与他们硬顶，只好硬着头皮听着。我想黄德秀和满文志他们，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折磨我，摧毁我。那段时间好在还有原地质指挥所的人来看我，因而并没有感到孤独，也没有使我失去信心，我在用自己的方式接受现实。
也许是由于工作和人际关系巨大反差影响，或由于生活、工作恶劣环境的影响，如冬天的晚上，长时间坐在井台上值班，两手各提一桶水上下井台使腰受了伤，或由于我情绪过于压抑，我的心身受到极大摧残，精神上到了垮台的边缘，身体也快速跨了下来。
这年的冬天，首先降临的是严重的腰痛，整个腰都不能动，走路直不起腰，坐也坐不下，坐下就起不来，睡也睡不下去，睡了也起不来，穿袜子也穿不上，犹如一个废人。
在完井大队，医务条件比较差，有病就得往二号院职工医院跑；医生为我作了各种检查，拍了片子，也没有得出准确病因，只是说是腰质劳损，各种医疗手段如吃药、打封闭、打水针、按摩、烤电等，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一次在二号院医院，碰见原指挥所的毛立言同志，他看到我如此狼狈，非常惋惜地说：“想不到几个月不见，你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教人心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变暖，好象天助我也，我的腰痛病慢慢好转，活动也方便了。
祸不单行，病灾再一次降临在我的头上，1970年春的一天夜里，我们测井队在王官屯测井，天很冷，风很大，我身上穿的棉衣好象不管用，感到透身凉，而且我那段时间感到有点不舒服，仍和往常一样在井台值班，观察滑轮、计数器、冲洗电缆和水捅，当我看到水捅的水需要加水时，我提着两个水捅下井台打水，回来时，因为井台和梯子很滑，两手各提着一捅水上梯子时，有点力不从心，上着上着，不知为什么眼睛一黑，连人带水捅从钻台一起滚了下来。
队上的同志们听到响声，很快把我抬到井队的值班房，发现我并没太大问题，只是头被撞出了个包，我只是感到混身没有劲，头昏脑胀的，第二天去二号院医院的检查和化验，确诊是肝炎，住进二号院职工医院。
这次住院对我打击很大，首先是对肝炎有一种惧怕心理，怕身体从此就完蛋了，丢下妻子和孩子们这该怎么办呢？或以后干不了工作，靠妻子养一辈子怎么办呢？二是怕对妻子和孩子被传染，影响他们的健康。由于治疗及时，我也积极配合治疗，病情很快得到控制，经过约三个月的住院治疗，各种指标都达到正常标准出院了。
回到电测队，测井站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出于对我的关心，从电测一队调到新方法测井队声波组当井口工，新方法测井队上井是有选择的，所以上井的频率要少得多，以便于休养。
新方法测井队，是指当时正在试验，有待定型的一些测井方法仪器，如声速度测井，测量声波速度，以研究地层参数，声幅度测井，是测量声波幅度在井壁的衰减情况，用于检查固井质量，及感应测井，以测量地层的电阻，用于解释油水层。
新方法测井队队长的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的别名叫大块。声波组组长甑宗宪，感应组组长是段德培，还有一些老同志。他们其中的很多老同志，都是原地质研究所测井组的。
出院后没有完全休息和静养，出院后不久就上班工作了，营养也没有跟上，身体受了劳累，病情又复发了。
我第二次住进二号院医院。这虽然是二进宫，可在我心里却平和了许多，没有那么惧怕了，心想要有好的心态，就象毛主席讲的，“要在战略上貌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我采取了既来之即安之的态度，心情轻松开朗。正是心情好了，精神就特别的振奋，我没有把病房当成养精蓄锐的地方，不是吃饭、睡觉的地方，要当成工作、学习的战场，这一思想上变化，就有巨大的推动力，变成了加油站。
我对地震队当时状况是了解的，这时已进口了法国磁带地震仪，因此，要想跟上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对无线电技术有所了解，特别是要看懂半导体仪器线路，不然没有办法进入角色，也不会有什么前途，如果今后有机会搞地震勘探本行，面对先进的进口磁带地震仪器，就更没有能力搞好本质工作了。
我要乘这个机会，把时间抢回来，把知识补上去，于是，我请姜俐生买来了当时出版唯一的，华中工学院编著的《晶体管技术》一书，还找来了法国进口磁带地震仪器说明书(翻译本)，其中有CC--59型和CC--621型磁带地震仪的说明书和线路图（没有翻译）。
从此，我把病房当成了读书馆，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打吊针的时候学，理疗的时候学，休息的时候更学，可以说是全心身的投入了学习，而且对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兴趣十分强烈，坐得住，也静得下心来。说也怪，这时，我觉得学习的效果特别好，看得懂，记得住，理解深，能举一反三。
这次住院又是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靠着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只争朝夕的钻研精神，对新知识的渴望，基本上把书和大部分说明书看完了，给下一步学习地震仪器，跑仪器线路图打下了坚实基础。由于心情愉快，还觉得精神好得很，精力充沛，身体也恢复很快。 文革中地质指挥所勘探室同事，右二是王秋华，被黄德秀抓人“铁龙子”打成反革命分子，平反后调辽河油田任总地质师，左二是潘耀威，左一樊开意。 四、夹缝中发奋图强
第二次出院后，依然在新方法测井队当井口工。在医院里的学习已经有了基础，在队上除上井测井以外的时间，抓紧学习；声波组有一个独立的车间，可以充分利用，也可以看书，也可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很自由，如鱼得水。
我继续阅读磁带地震仪的说明书和线路图。线路图里面的标注、说明全是英文，为了学习方便，我买来英汉词典，对线路图里地英文单词逐个查阅词典并记录下来，用死记硬背的办法牢牢地记住，就这样，从讯号入口，到输出端，一步一步地追下去，弄懂每一个线路，每一个电子元件的作用。正是这样不怕麻烦，始终如一，对仪器的总体线路，以及到各个箱体，每一块线路版都这样搞通弄懂；我靠着这种笨办法，利用这种有利的上井之后的业余时间，在别人看来是休息时间或玩耍的时间，在我看来这时间是生命，生命是不能浪费地。
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我完全掌握了当时我国进口的法国CC--59型，和CC--621型磁带地震仪的说明书和线路图，掌握了它们的线路原理，讯号的传递、放大、控制、记录的全过程，也掌握了仪器的操作方法和仪器发生故障的判断及排除方法。这时候我觉得，此时的我，对地震仪的掌握程度比在学校毕业时的状况，心里还要塌实得多，自由得多，我对自己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学习过程中，我的病友付某某（记不清名了）和甑宗宪，给了我不少帮助，因为他们长时间从事仪器方面的工作，有很好无线电基础和实践经验，我有不少问题向他们请教和进行研究，收益匪浅，特别是老付，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许多无线电线路问题，并成了好朋友。
在我攻下了地震仪器之后，我又马不停蹄，向我工作的声速度测井方面的理论和仪器进发。
我当时就认识到声速度测井，不仅在测井技术当中，对研究地层参数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所获得的速度资料，对于地震勘探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资料应该为地震勘探所用。于是，我首先找资料了解声速度测井的原理，测井中仪器设计的考虑因数等。
从翻阅的资料中我认识到，它的原理与地震勘探十分相似，只不过与地震勘探倒了90度，从地震勘探水平方向变为垂直方向而已。因此所测得的速度资料更有用，它的资料精度更高，它可以研究纵向不同地层的速度变化，从而为地震勘探服务，为地质研究服务，我的这些认识完全被证实。现在它的资料广泛被应用在地震勘探中。
队里有一天津大学毕业的女同志，她见我在看书，问我在看什么，我说在看声波测井方面的书，告诉她声波测井资料的用途很广，有很多用途还没有开发出来；我将其原理、用途及有关技术问题用画图的方法，向她讲解，她听了后感到很惊讶，她说：“我还真不知道声速测井资料干什么地“。她说：“我是天大毕业，学无线电技术的，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在这里干，每天的工作不是上井，就是测试、检修井下仪器，特别是检查仪器的布线，实验减少干扰的布线的方法，从没有人向她介绍测井的原理，及其资料的应用，在石油探测中的意义。只知道搞仪器，看线路图，也不知道测得的资料干什么用的。”她还问“你原来不是干这个的，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我告诉她：“我是学地球物理的，电测井也是物探方法的一种，声波速度测井与地震勘探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只要了解速度测井的特殊的一面，就可以明白速度测井的实质、资料的取得和应用。”
从理论上搞清了速度测井方法原理后，接下来我就把地震勘探书籍中有关速度问题部分，与速度测井原理合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速度测井资料地解释，即速度的计算，如层速度的获得，层速度和平均速度的转换，也就是如何从层速度获取平均速度。
当时速度测井往往不是从地面开始测量的，而且哪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其资料为地震勘探所用，一般只是从电测解释（储层解释）的需要出发，那些层段需要测量，才测那些层段，所以在应用这些资料时，要获得平均速度，其起始点是至关重要的。我还是通过努力，把有关问题都解决了。
在我之前还没有任何有关报道，可以豪不夸张地说，从理论上解决声波速度测井资料，在地震勘探中的应用，我不是第一人，但也应该是第一批人之中的。
根据从地震勘探理论结合到测井实践我所获得的资料，我完成了《声波速度测井资料在地震勘探中的应用》论文。当时，大港油田已从物探局调来了两个地震队，后来又新成立了两个地震队，发展成了地调指挥部，我所熟悉的李国梁工程师，调任主任工程师，我通过好友王槐基将论文交给了李国梁，后来经过修改，以地调指挥部的暑名，在1972年《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杂志上发表。 这是大港油田地质指挥所同事，左五个子最高者是田在义时任油田第一任总地质师、副局长，右四是雷学忠原地质指挥所副书记，被黄德秀一伙打成“黑党委”书记，右一是秦若辙原勘探室支部书记，被打成“黑党委”成员，左一是赵理学和我一起写申诉材料认为王向辉不是敌我矛盾，是好人！右三是樊开意。 我也以旁观者看声波组的师傅们进行井下仪器维修、测试，特别是看如何处理减少干扰（即噪音）的布线方法，有时也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也与他们讨论一些问题，组长甑宗宪发现我对仪器线路还是很明白地。
终于有一天，甑宗宪把他正在改动布线的仪器交给我，对我说，也许你来搞搞能减少干扰，提高讯噪比；他同时向我交待了一些布线的基本原则作法，我根据他给我介绍的方法，独立地静下心来搞了两天，说也怪，经过我的一阵捣鼓，真的把干扰降低了不少。
当然，电测队党支部并没有放松对我监视，凡学习和开批判会，都要我在批判大会上发言，我知道这是在考查我，试探我的态度，考查我对待错误思想，与阶级敌人的态度。
我有两次大会发言，其中一篇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另一篇是“反对革委会、反对人民解放军决没有好下场”，我从理论到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从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各个方面进行批判，有立场、有观点、有阶级分析、有上纲上线，气势蓬勃，批判有力。
这两篇批判发言，在电测队里特别是我们新方法测井队里，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都认为樊开意的发言非常好，打中要害，批判全面，很有水平；也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他们说“他（指我）还真振振有词，调子还挺高。”言下之意批的是我自己，调门还那么高！他们以为我只能低着头接受批判。
李学文对我极不友好，他在一次队里召开的会上说，“不知道樊开意整天在干什么，只看见他在哪里成天在写什么”。
我下放来接受再教育，当的是测井工，他的爱人衡志和姜俐生是原研究所一个组的，我们还互住隔壁，看在衡志面是上，我没有与他计较。和队长大块说过，“我每天在车间里坐着，我在干什么大家都看得清楚，是公开的没有秘密，何况，上井是我的工作，收工后是我的自由时间，只要我不影响上井工作，我干什么别人管不着。”想打击我目的达不到了。
在电测队工作了两年，这两年是我的工作历史上，第一次从工作自信、进步，一下子跌入深渊，经受政治陷害和疾病双重打击，是身体最弱、最窝囊、最压抑、最受人欺负、受打击最厉害、最没有光彩的两年。
但也是我的知识收获最丰富、最充实的两年，也是我冷静思考的两年。它帮助我积累了起飞所需要的条件。我以为，受到的打击还算值得，我没有忘记这段耻辱。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过去的都变成亲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