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子弟

张谦

我因干眼症如约去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眼，已经连续去看了八九次了。每次都是先预约挂号，医生给开个单子，交费后去三楼治疗室治疗，戴上超声波眼罩，中药熏蒸20分钟，然后按摩眼球，再去冲洗泪腺，完了后去大夫那里复诊。这次大夫看了我眼睛后说:“效果不错，你不用再来了，回去注意用眼卫生，感觉不舒服了再来看。”我心里长出了一口气，前后两三个月的治疗，总算结束了。

时间尚早，我坐公交车乘了两站地到青年宫，顺正义街下去到东大街振科老弟乐器店聊天。和老弟闲聊，说起我七十年代曾去上海买乐器的事，振科说；“你们干部子弟胆大，去上海买乐器，一去二十天不回来”，想想说的很对，确实有这情况。

那时候去上海要有赴沪介绍信，父亲联系了省委有关部门，我坐火车去郑州省委政府办公楼(忘了具体部门)，开了赴沪介绍信(住旅馆用)，回洛阳后又买了去上海卧辅票，原本是让我和建敏一起去上海，建敏和陈建正谈恋爱，不想让我俩一起出差，最后决定我自己去上海。到上海后持赴沪介绍信在南京东路找了一个旅馆住下，第二天就去百货大楼乐器部买大提琴，售货员说没货，就找我哥在上海的战友帮忙联系买乐器。这期间白天找关系，晚上就去剧场看节目，记得看了民族舞剧《小刀会》，又看了两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小提琴家潘寅林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红湖赤卫队》，还演奏了《千年铁树开了花》；另一场是唐韵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是《红湖赤卫队》；印象很深的是唐韵的小提琴演奏风格，身穿红湖赤卫队服装，带八角帽，短发，随着小提琴弓子的摆动，短发一甩一甩的，非常英俊潇洒。

我找了陈恒记老师的上海同行给介绍了苏州京剧团乐队拉大提琴的陈伟伦，他认识苏州民旅乐器厂的师傅，是他写了条子还是跟我一起去乐器厂记不清了。我到苏州民族乐器厂车间里找到他介绍的师傅说要买把二胡，师傅对我很热情的说:“前段时间中央音乐学院订做了三把二胡，拿走了二把，还剩这一把你看咋样。”我没犹豫，直接掏钱把这把二胡买走了，大约花了120元。这把扁八角红木二胡，前八后圆，声音很亮。我在豫剧团一直工作到八二年，都是这把二胡陪伴着我。

团里看我在上海侍的时间有些长，就派张瑞生老师来上海，他到上海后直接去百货大楼乐器部询问，正好有把大提琴，便买下来了。我听了直后悔，不应该光找熟人，应该多去百货大楼乐器部多问问才对。从上海回洛阳后主管领导有些生气，没批我出差报销单据。我心里明白，就一直放着，两三个月以后，领导气消了才把我的差旅费给报销了。事后朱建军老师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次出差反正领导不高兴了，索性玩够再回来，不想下一回了，我点点头承认有这想法。

其实我对干部子弟这一说法没太多感觉，一是父亲干部级别不高，副县级，参加工作早，是四九年建国前的。母亲是家属，直到七十年代才有了工作。二是我家弟兄五个，男孩子都是吃货，在干部大院里相比生活水准属较低的，我几个同学和发小的父亲有专员有局长，还有生产指挥部指挥长一类领导，家庭生活相对富裕多了。但也有例外，同学赵建中父亲是专员，姊妹九个，他排行老八，父亲月工资两百多元还要吃救济。

这些年常和老团同事在一起吃饭聊天，老贾说:“你是干部子弟，一有门路，二不用贴补父母，我们还是不一样的。”老贾是农村出来的，下岗多年，去茶社唱堂会(笙伴奏)，或者演出什么的，收入不多，这部分钱要给自己交养老金，另外还要给父母一些养老钱，想想老贾确实很是不容易。这时候，才理解“干部子弟”的含义，自己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没下过乡没务过农，和农村出来的同事相比条件是好很多，只是自己没有体会到而已。

近些年来为父母亲养老送终，也没感到有什么压力，弟兄们回家就是伺候，不用往家拿钱。反而父亲用他离休工资不断接济我们，谁困难些接济相对就多一些。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就像那水面平静倒映着高楼大厦与垂柳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