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载沧桑 越地长明——浙江博物馆(之江馆区)小记(一)

锋星

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位于浙江省之江文化中心，是首批被确定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和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

为了让观众有更加舒适的观展体验，之江馆所有展厅都采用低反射玻璃，其高清晰度的特性减少了光线干扰，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

《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是之江馆区的基本陈列

文明圣地——史前时期的浙江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百万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距今一万年起，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好川、钱山漾、广富林等考古学文化，构成了浙江地区史前时期绵延不绝、交融多元的文化谱系。从采集渔猎到农业经济，从平等族群到复杂社会，浙江成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

石球。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00万年-11700年）。浙江地形复杂，广布的丘陵山地、低平的沼泽原野、曲折的河流海岸，让这里具备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主要在苕溪、钱塘江流域活动。他们生活在洞穴或旷野，使用打制石器等工具，以采集、渔猎等方式,从大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

刮削器

带凹槽石器，穿孔石器。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

石磨盘石磨棒

最早的彩陶

陶盆。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

陶圆底罐

陶双耳壶

陶圈足盘

陶釜，陶支架

贝器。新石器时代井头山遗址（距今约8300-7800年）

【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得名于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5300年，主要分布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地区，向东跨海扩展到舟山群岛，向南影响到今台州，向西达绍兴。河姆渡文化发现了大量的原始农业遗存、典型的木构建筑、丰富的器物和动植物遗存，是中国南方建筑传统的源头，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阶段的重要代表，是中国史前艺术的一个高峰。

河姆渡文化已经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除了不同形制的骨、木耜作为开荒的农具，还有一些播种和收获农具，可以较清晰地复原当时“火耕水耨（nòu)”的稻作生产方式：火烧秸秆和杂草，翻耕和平整土地，散播或点播水稻种子，引水灌溉，掐穗收获等。

骨耜。骨耜类似现代的铁锨，是河姆渡人进行稻作农耕生产的高效农具。利用水牛的肩胛骨或盆骨略加琢修，中间的两个竖向小孔穿绳与木柄捆扎固定，横向的方銎（qióng）插入一小木条和竹片，供踩踏以辅助用力。河姆渡文化分布的宁绍地区，多粘软的淤泥质滩涂，实验考古验证了骨耜的实效性。

陶盉。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

刻纹陶盆

五叶纹陶块

漆木碗。这只漆木碗用整段圆木镂剜而成，敛口，鼓腹，矮圈足，瓜棱形外表养朱红色漆，出土时尚略有光泽，可惜剥落较为严重。

猪纹陶钵。圆角长方形，器表打磨光亮，内壁较粗糙，有条状横向磨擦痕迹。长边两侧各阴刻一猪，长嘴，竖耳，高腿，短尾，粗景，腹略下垂。刻纹线条流畅、刚劲干练。猪的腹部均运用了阴刻重圈和草叶纹等装饰纹样，这类纹饰常见于河姆渡文化。器身两侧猪首朝向不同，纹样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侧相对小且纹饰简单，这种对称动物纹略有繁简的现象也常见于河姆渡文化的各类器物上。

双鸟纹象牙蝶形器。蝶形器有象牙、木、石三种质地。此蝶形器为象牙质，有残断痕迹。正面平整，有线刻纹饰。反面制作粗糙，中间做出纵向凹槽用以捆绑器柄。器身上有数量不一的小孔，可能用于穿绳绑缚。正面阴刻图案的中间为常见的重圈纹，外缘呈火焰状，两侧对称各有一与其相连的鸟纹，昂首相对而望，且略有繁简之别。关于其题材，有“双鸟朝阳”、“双鸟鼻日”等说法。周边刻有弧线、点线纹样，连接穿孔，环绕在双鸟周围。

木鸟形器。器形扁平，一侧为鸟的形状。器身中间突起一道宽脊,宽脊背面为凹槽。器物用途不明，和其他蝶形器类似，可能是某种仪式用具。河姆渡附近的湿地是多种候鸟迁徙的经停地，丰富的鸟类资源为河姆渡人提供食物，也提供了申美与精神信仰的素材。

稻穗纹陶钵。腹部可见阴刻的稻穗一株和动物残体二个。推测原器腹部两侧刻有两组对称的稻穗、动物组合纹。稻穗纹样由点、线组成，动物纹样与“猪纹陶钵”的猪的手法一致，残见芽叶纹，表现手法非常简练，具备很高的概括能力。

蚕纹象牙端饰。端饰下方截面处为椭圆形，中腔近长方形，表面打磨光滑，略有划痕和开裂痕。器身上部阴刻6只蚕纹，蚕纹下方刻一圈三角斜线型纹样带。两长边各有2个穿孔，穿孔压于纹样带下端，从内侧看，两孔有连通趋势。类似的素面器物在罗家角遗址也有出士。

陶埙

圆雕鸟象牙匕形器。整体呈小身大尾的鸟形，以圆雕和线刻结合的技法雕刻而成。鸟首上雕刻出圆眼、钩状鸟喙。胸腹部略呈方形，阴刻由弦纹、斜线组成的纹样。尾部呈舌形，光滑扁平。反面中部有一横脊,上钻一孔，以作穿绳悬挂或绑缚组合之用。

良渚文化因1936年施昕更发掘的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5300-4300 年，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其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主要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土筑和水利为代表的宏大建筑工程、反映原始宗教信仰和身份等级的用玉制度,是五千多年前最为耀眼的区域文明，具备了早期国家形态。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表明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玉权杖瑁，玉权杖镦

玉琮王。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玉琮。器身瘦高，每个角雕琢“神人一兽面 神人”相叠的一组半神人善面纹，这种组合比较少见。神人头顶刻2道弦纹带，眼部为管钻重圈，并刻划有眼角。神人的鼻、善面的椭圆大眼和鼻部均减地突出，内部刻划细线纹。神入与兽面的脸庞以弧线表示，脸上无细刻纹。良渚玉琮的神人蜂面纹均以四角为中轴向两侧展开，由此使纹样星现出立体造型。

玉琮。雕琢两节神人善面纹，纹饰较为繁缛，肉眼难识。每组弦纹线条有6-7条不等，弦纹之间填以椭圆状螺旋线。兽面纹之眼睑斜上侧细部刻划也较有特色。风化严重。

玉柱形器。高圆柱形，器表风化严重。器身雕饰竖向4列、横向3层共12幅图像，图像的形式有两种：一为神人骑跨在神兽上的形态；另一种为单独的神兽纹。神人头部及兽面减地突出，肢体为细纹刻划而成。两种图案上下左右错落布列，互为间隔，形成错落旋转的纹饰布局结构。纹样刻划如此复杂的柱形器是极其罕见的。

半圆形玉牌。呈半圆形，正面弧凸，琢刻神人兽面纹，背面凹陷，斜向钻有三对隧孔。出土时位于墓主的头部,应是“冠帽”上的饰件。

玉长管，玉三叉形器

石钺，是良渚时期的武器之一。这些出自反山12号墓的石钺与平民墓葬中的石钺在用料和造型方面均有不同。用料上，其石料与玉矿存在“伴生”关系，是较稀有的材料；造型上，它们通体光泽明亮，刃部两端柔和圆润，没有实用痕迹，应是权力的象征物。

反山王陵。反山王陵位于良渚古城莫角山遗址西北角，是一座高出周边地表4米的人工堆筑高土台。1986年，在反山西部发现良渚文化大墓11座，其中以12号墓为核心的良渚文化早期高台墓葬九座，出土各类随葬品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1100余件（组），是已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高等级墓地。

玉璧

玉串饰

玉柄形器

玉镶插端饰

玉榫头端饰

玉纺轮。扁平圆饼形，截面呈梯形。对钻圆孔，出土时青玉圆杆穿在其中。圆杆头部挺部皆由圆收扁，头部穿孔孔径0.1厘米，挺端钻孔残，原本可穿绳悬吊，便于手搓捻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玉质带杆纺轮，仅见此一例，这为了解纺轮安杆方式和使用方法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玉璜

玉管串。玉管、玉珠在良渚文化玉器中数量最多，是组成组玉挂饰的基本元素。它们或单独组装成串，或与玉璜复合成串。玉管一般有圆柱形、琮形等。玉珠器身大小不一，素面，中有对钻圆孔，少数为隧孔。

玉手柄

良渚文化玉璧一般光素无纹，但这件玉壁有两种刻符。一面阴刻盾形层台，中间为一只飞鸟的纹饰；另一面符号彤如“玉障”。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良渚文化刻纹玉璧，弥足珍贵。

陶澄滤器

陶壶

陶杯

浙江史前考古与中华文明

古越春秋——夏商周时期的浙江

当黄河流域先后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同期，浙江地区活跃着号称“先禹之苗裔”的於越人，他们水行而山处，善操舟楫，性情质朴又悍勇，有着精勤耕战的传统。於越先民开拓创新、敢于拼搏的精神，激励、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代代后人。

“百越”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指的是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南和南方大部的众多民族。居住在江浙一带的於越是百越中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支系，又被称为大越。他们主要生活在现在的浙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一带，依水而居，渔猎农耕，拥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瓷器之源】瓷器的发明是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是奠定中国“瓷国”美名的关键。夏商时期，於越人在探索中逐渐掌握了高温环境下的陶器制作技艺，烧制出表面拍印几何纹样的印纹硬陶和精美的原始瓷器。进入战国时期，越国的陶瓷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升，一些精美的仿铜原始瓷器甚至发挥着与青铜礼器同等的作用，成为越国贵族墓葬重要的随葬品。

象鼻盉。肩头弄文化（距今4000-3500年）。印纹硬陶是百越民族重要的发明之一。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方地区，发展于夏商时期，繁盛于周代。与传统陶器相比，夏商的印纹硬陶在原料和烧成温度方面都有了巨大改进，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关键环节。器身拍印风格多样的纹饰，既有装饰作用，又能加强陶瓷胎体的强度，完美展现了实用与艺术的融合。

印纹硬陶匜，商（前1600-前1046年）

原始瓷双系罐。西周（前1046一前771年）

原始瓷卣

原始瓷尊。西周-春秋（前1046-前476年）

印纹硬陶罐。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

原始瓷釜形鼎。战国（前475-前221年）

原始瓷兽面鼎

原始瓷长颈瓶

原始瓷提梁盉

原始瓷带流罐

青铜鸠杖镦，春秋。该器物为鸠杖的杖缴部分。整体呈上大下小的圆管状，上开圆釜口与杖身套接，近口沿处施两组阴刻细弦纹，每组由两根弦纹组成。一个半圆形箍将器分成两节，圆箍饰细密蟠虺纹及棘刺纹，圆箍上下亦饰细密的棘刺纹，近底部饰一周勾连云纹。杖缴底端塑一跟坐俑，脑后梳一椎髻，双目平视，双手置于膝部，断发文身。

原始瓷器座。战国（前475一前221年）

原始瓷炉。战国

原始瓷炉

原始瓷温酒器

龙凤纹青铜镇，战国

原始瓷镇。《礼记·礼器》曰：“天子之席五重，而诸侯用三重，大夫两重。”《论语》曰：“席不正，不坐。”古人席地而坐，对于贵族来说，居必有席，否则就是违礼。为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要在席之四角压上镇，因此完整的席镇也大多是一组四件。越地出土大量仿铜原始瓷镇，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原始瓷句鑃

原始瓷甬钟

春秋中期之后，晋楚争霸激烈。晋国采用联吴制楚的策略，楚国则扶植越国抗吴。越国抓住时机，吸收楚国及中原先进文化，悄然崛起于东南，走上了富国强兵的振兴之路。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与齐、晋等诸侯于徐州会盟。史书上说：“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同处长江下游平原的吴、越两国，疆界相接，习俗相近，受晋楚两强争霸的影响，吴越两国的政治经济争端却始终存在。自允常称王起，两国相互争战，先后发生了携李、夫椒、笠泽等多次战役，互有胜负，直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吴越争霸历史。

越王者旨於賜剑。剑身中部起脊，刀锋犀利。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8字，正面为“戌（越）王戌（越）王”，反面为“者（zhu)旨（ji）於（yu）賜（shi)”，字口间镶嵌绿松石。剑茎上的丝质缠织也保存较好，剑首装饰同心圆。由铭文可知，此剑为越王句践儿子的佩剑。

″配儿"铭青铜句鑃。春秋

吴王之子青铜带钩

越王玉矛

青铜矛，为战国时期常规的进攻型长兵器，出土数量较多。矛头分为矛身和胶，胶口下端与木柄套接。常见矛身呈叶形，中脊凸起，矛刃狭长，前锋锐利，胶较宽作圆筒形，略扁，正面或有一半圆形系。部分铜矛器身还装饰有精美的花纹。青铜矛对于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戈，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其突出部分称为援，援上下都是刃，用以横击、钩杀或啄刺对手。为了能够在双方的斗争中更占优势，援部的形状在春秋时期向狭长的弧形发展，下方开始出现胡部并逐渐加长，穿的数量也开始增多,使戈能够稳固地绑缚在柄上，以满足征战的需求。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青铜剑闻名于世。研究表明，吴越青铜剑是西周时期自主发展起来的青铜剑系，浙江地区也是早期冶铸青铜剑的重要区域之一。越国工匠在青铜剑的制作上独辟蹊径，创新出剑首铸同心圆、剑身饰菱形纹、剑脊与剑从使用复合金属三大制作技术。

青铜镞的形制至商代已基本固定，两翼带铤，居中起脊，两侧伸出扁平的双翼，翼外缘是刃，向前聚成锐利的尖锋，向后形成逆刺，脊下接有较细的铤，用以插缚箭杆。春秋前中期出现了新式的菱形和三棱形铜镞。战国时期,三棱形铜镞逐渐取代了双翼式铜镞成为主要的形制，镞头日趋短小，出现了不少长铤镞。

青铜汤鼎

绍兴306号墓位于绍兴市坡塘狮子山西麓，是一座带阶梯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墓葬发现时部分已遭破坏，随葬品大多出土于壁龛和壁龛下方的土台上，包括青铜器、陶器、玉石器、金器等。部分随葬铜器具有明显的徐国风格，且有与徐国相关的铭文。学术界对这座墓葬的性质乃存在争议，有徐国、越国贵族墓葬等不同说法。

伎乐铜屋模型，这也是绍兴博物馆大厅主题雕塑的原型。房屋模型平面作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南面敞开，无墙、门，立圆形明桂两根。东西两面为长方格透空落地式立壁。北墙仅在中心部位开一小窗。四角攒尖顶，顶心立一八角柱，桂顶塑一大尾鸠，桂身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屋顶、后墙均饰勾连回纹，八角桂各面饰S形勾连云纹。室内跪坐六人，束发裸身。二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他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或执槌作击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

玉耳金钅和（hé)

青铜提梁盉

青铜器座

浙江出土青铜器始于清道光年间，铸造年代分为商、西周、春秋、战国四大阶段。其中春秋时期，越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非常发达，除了精美的青铜容器、青铜乐器外，还能铸造各种类型的兵器，青铜剑铸造技术更是冠绝一时。为了实现称霸的目的，越国将大量青铜原料用于制作农具和兵器。

青铜镰。为了更好地拓荒与耕耘，於越人在使用石器的同时，也将珍贵的青铜用于农具制造，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越地的农业生产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出现了翻土、除草、收割等多种类型的农耕工具。主要有犁、镰、耨（nou)、锄、铲等。

青铜耨

龟纹青铜盂，西周。

“越式鼎”的概念由俞伟超先生于 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提出，后为学术界普遍使用。典型的越式鼎指中国东南地区春秋后期开始流行的无纹外撇细足鼎，是一种主要在越族聚居区铸造和使用的鼎类器,具有古越族的独特风格。

蟠虺纹青铜鼎

青铜铙。已知考古发现的越国乐器按质地分为青铜和原始瓷/陶两类。乐器种类有铙(náo)、甬钟、缚（bó)钟、句罐(diào)、于、铎等。这些乐器都是属于贵族阶层所有。越国贵族墓葬中既有随葬青铜乐器的，也有用硬陶或原始瓷制作的仿铜明器，这是越国出土乐器的一大特色。

兽面纹青铜铙

龙形玉饰。春秋早期的越国玉器大多素面无纹，以打磨、穿孔等工艺取胜。春秋晚期以后，器物上常装饰勾云纹、涡纹、谷纹、水波纹及短斜直线纹等，部分器物也以动物纹样作为边饰。龙、凤、鸟、蛇等动物形象大量出现。

出廓玉瑗

出廓玉环，出廓玉璧

柄形玉饰，人鸟纹玉饰

玉戈

三吴都会——秦汉六朝隋唐时期的浙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这片越人故土纳入帝国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自秦至唐，浙江经历了由低迷逐渐高扬的发展时期。汉初浙江地广人稀、火耕水褥的情形随着大规模的治水屯田和南迁北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秦初的16个县发展到唐代的59个县,反映出人口增长和社会繁荣的进程。

【会稽故郡】秦在今浙江设立会稽、鄣两郡，浙江大部分地区处于秦帝国控制的范围。汉初，浙江郡国并存，随着东瓯国的内迁和回浦县的设置，浙江南部最终纳入帝国的郡县体系。东汉实行“吴会分治”，反映了社会发展与人事机构复杂的实际情形。三国至东晋，今浙江境域属扬州,南朝宋时分置东扬州。梁、陈之交，州县更迭频繁，这种局面直到隋唐政区大调整时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秦始皇南巡】秦始皇对这片新征服的土地充满戒心，他一方面将“大越”改为“山阴”，以期消弭越人对故国的记忆；另一方面强制推行政治性移民，改变越地的民族结构。公元前 210年，秦始皇从云梦沿长江东下，经丹阳，抵钱唐，渡江到达会稽。

【东瓯国兴衰】越王勾践灭吴后，在浙东南建立东瓯国。秦统一后，东瓯国第六世国王安朱降为郡长。安朱子验(zou）摇助汉灭秦，被封为东海王，东瓯再度立国。汉建元三年（前138），东瓯迫于闽越压力内迁江淮,东瓯国不复存在。汉灭闽越后，东瓯、闽越之地并入会稽郡，浙江结束郡国并存的局面。始元二年（前85)设立回浦县（今属台州），帝国权力正式进入浙东南。

铜行灯（附座)，西汉甘露二年（前52年）

铜鸠杖首，西汉

铜凫尊，汉

铜骑马俑灯，东汉

弦纹铜釜，汉

越窑青瓷堆塑罐，三国·吴（222-280年)

“临淮青苗钱籴和市银五十两纳都粱库院判李臣”铭船型银铤，唐

会稽县印，唐。隋唐官印以朱文代替白文，尺寸较汉魏时明显增大。印文线条均匀，逐步脱离汉篆特征，既不同于汉魏时以方正取势、印画满布，也不似宋元以后“九叠篆”的屈曲盘绕,在篆刻史上独树一帜。绍兴出土的唐“会稽县印”和安吉出土的唐“金山县印”，均用“蟠条印”焊铸法，将铜条作为笔画缠绕成字，固定于印腔底部，并附有孟顶铜印盒。

金山县印，唐

凫首柄铜鐎斗，唐

铜带板，唐

长沙窑青瓷褐绿彩龙纹提梁壶、越窑青瓷水盂，唐

越窑青瓷女俑

越窑青瓷龙柄鸡首壶，隋

越窑青瓷碗，隋

【浙江始名】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平陈，置杭州。中国结束了三国以来漫长的分裂时代，浙江重归统一国家的版图。隋代开始实行州县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经过唐代一系列调整，浙江省级建制初步形成。唐乾元元年（758），以钱塘江为界，分设浙江西道和浙江东道，第一次以越语地名“浙江”（钱塘江）冠名地方行政区划。

长江下游地区的六朝墓葬中随葬一类反映东吴西晋时期人物形象的单体陶瓷俑，包括端立、戴小冠的士族形象男俑和头绾双髻、身着长裙的女俑，着宽袍大裤或宽袍长裙，多将双手拢于胸前。

【釉陶器】西汉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墓葬中出现了以鼎、盒、壶、部为核心的仿铜礼器组合，在造型上继承楚、秦文化影响,在制法上延续吴越传统，经高温烧制，釉色黄中带褐，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低温铅釉有明显差别。这类釉陶器在江东地区的西汉早期墓葬中较为常见，并逐渐传播到江淮之间及淮河以北地区。

釉陶瓿，西汉

【越州上品】东汉中晚期，青瓷首先在浙江烧制成功，归功于南方盛产瓷石以及长期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工艺积累。烧制瓷器的龙窑经过不断地改进日臻完善，最终产生出了成熟瓷器，并在三国西晋时期进入第一个高峰。9世纪中期至10世纪中期，随着匣钵装烧技术的运用，和对器形、釉色的成熟控制，代表唐宋越窑烧制水平最高技艺的秘色瓷，在慈溪上林湖窑址群中出现。

越窑黑釉熊灯，东汉

越窑青瓷五管瓶，东汉

越窑青瓷双系罐，东汉

越窑青瓷提梁熏，西晋

越窑青瓷熏炉，西晋

越窑青瓷槅，东晋

越窑青瓷盘龙罂，唐

【唐代瓷墓志】

越窑瓷墓志出现于7世纪末，9世纪初逐渐增多。初期多采用与砖石墓志相似的方形或长方形，罐形墓志出现后，造型逐渐丰富。瓷墓志集中分布在唐宋越窑中心窑场的慈溪上林湖、鸣鹤乡、龙泉乡和梅川乡，墓志主人生前居住在窑场密集的区域，并有相当一部分是窑工。瓷墓志中关于贡窑、瓷窑务的记载是重要的越窑窑业制度史料。

虞希乔越窑青瓷龟跌座墓志碑

戚鲁越窑青瓷墓志罐

罗韦伍越窑青瓷方形墓志

金辟邪，南朝

五出葵口高足银杯，唐

【会稽镜】西汉早期，沿袭战国镜的特点，铜镜上的铭文开始流行；西汉中期，会稽镜的风格基本形成，出现了草叶纹、星云纹和博局神兽纹镜等；王莽新朝及东汉早期，博局纹镜盛极一时；东汉中晚期，龙虎镜、神兽镜和画像镜相继流行。东汉会稽郡成为当时全国铸镜中心之一。会稽镜的题材、纹饰结构、制作技法独具特色，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内清以昭明”铭连弧纹镜，“见日之光”铭草叶纹镜，西汉。

飞禽花枝纹八出菱花镜，唐

何氏《兰亭序》刻石，宋。此石为两面刻，有界格，正面十八行，背面十一行，其中正面未行与背面首行文字重出。明宣德四年（1429），东阳人何士英于扬州石塔寺井中发现此石，石缺一角，呈进宣宗，宣宗赐其石携归东阳。万历年间刻石断裂为三，一直由何氏子孙三房分开保存。1955年入藏浙江省博物馆。

鎏金铜菩萨立像，隋

铜菩萨立像，唐

唐开元八年铭铜钟

二楼过厅

吴越胜览——五代十国时期的浙江

唐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境内由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统治。自唐末钱镠（liú）割据杭州,立藩两浙，建国吴越以来，三代五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对于浙江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安宁而有利的发展时期，农业发达，商贸繁荣，手工业兴旺，科技成就突出,艺术水平独领风骚，崇佛氛围浓厚。

钱镠金书铁券。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朝廷赐给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郡王钱镠的金书铁券，以表彰其讨平董昌的功绩。采用铁券形式，取其坚固耐久之意，表示誓约世代相沿，永远遵守。铁券上嵌楷书金字333 字，内容包括“卿恕九死，子孙兔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这件铁券一直由钱氏后裔珍藏，1951年由浙江嵊州长乐镇钱氏后裔献给人民政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钱镠钱弘俶批牍合卷（复制品）•吴越龙德二年（922）、吴越显德五年（958)。该合卷分为二段，前段为钱镠发给杭州崇吴禅院长老僧嗣匡的牒文，内容是褒奖嗣匡在住持崇吴院期间的功绩，由钱镠亲笔书于吴越龙德二年(922）十二月。牒文行楷书，字体用笔圆润，柔中有刚。

后段为衣锦军宝庆禅院知院僧崇定的上奏文书，内容为请求批准宝庆院动用寺院周围树木用以修缮扩建。奏文楷书，结体严密，质朴敦厚，由崇定书于吴越显德五年（958）闰七月，后有钱俶的批字和花押。

合卷留有吴越两代国王钱镠和钱俶祖孙的墨迹，也是研究吴越国历史和佛教制度的重要史料。

官款定窑白瓷海棠杯，唐

定窑白瓷执壶，唐

越窑秘色瓷龙纹罂，这件龙纹罂是秘色瓷中的精品之作，出土于杭州玉皇山吴越天福七年（942）钱元瓘墓中，残高29.5 厘米。瓷罂圆肩深腹，圈足外撒，肩颈部安对称双股双腹系，器身浅浮雕双龙戏珠，周绕云纹。造型浑厚庄重，通体施青绿色釉，釉层匀净润泽。出土时龙鳞上残附着三片金箔，这印证了文献中所谓“金银陶器”和“金棱秘色瓷器”的有关记载。

越窑秘色瓷方盘。这套方盘出土于杭州玉皇山钱元瓘墓中，釉色精美，造型新颖，也是秘色瓷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盘口边长 12.7厘米，底边长13厘米，高6 厘米。盘呈委角正方形，敞口，平底，下承委角须弥座式圈足。座四壁每面饰一起线捆门，并镂一水滴形孔。同墓出土数件，可单件使用，也可套叠组合，又可称“套盘”。

越窑青瓷鸟首盖

任链墓志罐

武士木俑

【投龙简】吴越国上承唐代传统，祭祀境内的名山洞府、水府,以为国家祈福，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年还会举行道教特有的投龙仪式，宣读祭文，向水中投掷金龙和银简。地点主要有杭州钱唐湖（西湖）、越州（绍兴）射的潭等。考古所见的吴越国投龙简，分为金龙和银简。银简上刻祈雨祭文及时间、地点，为水府告文。20世纪50年代，杭州西湖疏浚时曾发现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的8枚水府告文银简和鎏金铜龙。绍兴宛委山麓河道中也相继发现钱镠的3枚水府告文银简。

钱弘俶23岁钱唐湖水府告文银简

钱弘佐15岁钱唐湖水府告文银简

铜龙。

鎏金铜龙

鎏金纯银阿育王塔。该塔外观模仿吴越国圣物——明州阿育王寺释迦真身舍利塔。塔顶盖四角耸立四根蕉叶状山花，中为塔刹。山花蕉叶外侧以众多画面表现了佛诞生、在家、出家、成道与传教等佛传故事。塔身四面均为透雕的佛本生故事画面，内容分别为“萨垭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快目王舍眼”“月光王施首”。据钱俶《华严经跋》记载，塔身内部安置有“佛螺髻发”舍利。

越窑青瓷鸽形哨

越窑青釉褐彩宝珠纹瓷器盖，越窑青瓷宝珠钮盖盒

鎏金银腰带

錾花鎏金银盂

錾刻鎏金葵口银盘，錾刻鎏金银盒

贴金彩绘石雕经函。经函发现于东阳中兴寺塔天宫之中。长方形，分盖、身两部分，子母口。通体浮雕，墨笔勾勒，敷彩贴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吴越国石雕艺术珍品。盖呈盈顶形，饰团花、牡丹、飞天、莲蓬。球路纹和菱形网格纹等。函盖内部涂黑漆，中间阴刻” 建隆二年辛西岁九月二十五日勾当塔弟子军将/ 葛仁胶弟人更葛仁遇造并经永充供养“题记二行共36字。四壁为僧人取经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了借人在取经过程中遇塔礼塔、遇寺拜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真经以三头六牙白象驮伏经卷，从城门下徐行而入的情景。函座为束腰须弥座，前后共有伎乐童子九人，各持乐器，还有着红袍独舞一人，均坐于莲花座上底有四力士分坐四角，肩负函身力十间有金绘提手；须弥座下层雕饰覆莲。函内原存葛仁咬造墨书《妙法莲花经》七卷。

钱元瓘造飞霞寺铜塔。小塔铜制，单层重檐仿木构建筑，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塔上为三层密檐，塔刹相轮五重,饰忍冬纹，顶部作火焰宝珠。塔身四面开龛镂刻佛像，底层原有勾栏、塔座均已毁缺。基座底部装饰覆莲纹，边沿两侧阴刻题记：“天福四年岁次己亥六月再舍入飞霞寺永充供养，吴越国王记。”该塔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的供养品。飞霞寺，位于天台赤城山。

铁佛坐像，1957年金华万佛塔出土

铜地藏像

阿育王塔。吴越国王钱俶在显德二年（955）和乾德三年(965），分别用金铜、精铁各铸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以藏《宝箧（qie）印经》，掀起铸造阿育王塔的高潮。铸成后的阿育王塔，供养于全国各地的寺院和佛塔中，甚至远播高丽、日本。吴越国铸造的阿育王塔,在浙江及周边地区多有发现。雷峰塔地宫和天宫出土的两座银阿育王塔，尤为精美。

风雅两宋——宋代时期的浙江

吴越国“纳土归宋”，实现管辖权限的平稳过渡，为浙江地区经济、文化大发展提供了契机。北宋时期的浙江富庶繁盛，成为“国用所恃”的财赋之区，推动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南宋时期的浙江凭借地理和政治上的优势全面发展，典章制度、衣冠文物，蔚为大观。

高宗赐王安道款抄手式端砚。砚身铭文：“绍兴十九年十月辰，臣安道伏蒙皇帝宠赐端砚一只，获叨大赐，诚所谓千载一时之遇矣，传诸子孙，彰示宠锡之重，垂耀无穷，荣于兹时，臣安道拜手稽首谨题。”王安道为高宗御医王继先长子，官至武泰军承宣使、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王继先得高宗贵宠，与秦桧夫人王氏结为干亲。

“祥符开国”铜印。史载南宋福王赵与芮（宋理宗胞弟、宋度宗之父）在塘栖建有庄院，铜印收藏者姚虞琴认为与其有关。

铜祖戊尊。内口沿铸有铭文“作祖戊尊彝”。仿《宣和博古图》“商祖戊尊”制作而成。

“修内司”铭衔环铜虎。铜虎腹部阴刻：“绍兴五年三月九日，修内司奉圣旨制造，并环重十斤。”修内司隶属将作监，是掌管宫殿、太庙修缮事务的机构。南宋时也掌管宫廷内御用瓷器、铜器等物的制作，此件应是南宋时期修内司所铸造的御用之物。

【南宋皇陵】南宋皇陵位于绍兴市富盛镇攒宫山，包括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南宋六帝陵墓，故称宋六陵。实际还包括了北宋哲宗孟皇后、徽宗等共七帝七后陵寝。元初，总摄江南释教的西域僧人杨琏真珈等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两次洗劫宋六陵。

滴当火珠瓦饰

铜蒜头壶

建宁军节度使之印

透雕练鹊衔蜻蜓纹玉巾环。金国男子戴头巾，巾带穿过两侧的巾环在脑后缠绕结扎。黑龙江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出土天鹅衔荷叶纹玉饰件、哈尔滨新香坊金墓出土天鹅衔花朵纹玉饰件，孙机先生考证此类造型的巾环称为玉屏花。此件造型相似，也应为玉屏花，两枚为一副，尾羽卷曲形成穿孔以贯巾带。

四季花卉纹金帔坠。两片相合而成为帔坠，已分离。霞帔作为礼服出现在北宋，原属命妇之特赐，后来民间争相仿效。霞帔的佩戴方式可见于南薰殿旧藏宋宣祖后坐像，霞帔悬于身前，霞帔角下系着坠子。宋代富贵人家结婚时，准备“三金”作聘礼，金帔坠是其一。

聚八仙花形银盏，菊瓣纹银盏

【宋代黄金货币】宋代黄金货币种类和数量远超前代，形态多样，有金铤（ding）、金牌、金叶子等，戳印人名、铺名、地名、黄金成色等。黄金货币由于价值高，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商业流通，主要用于兑换钞引、赋税、赏赐、上供、军费开支等。

陈郎十两金铤，苏宅韩五郎十两金铤

檀木识文描金舍利函。函身四面工笔描金绘出四幅看似独立实则相连的画面：二天王侍卫舍利瓶，二飞天飞翔于三

道舍利金光的两侧虚空中，大梵天、帝释天及眷属礼佛护法，乐器环绕、水云飘荡。

函内底有金字题记：“具录施主舍钱造宝函盛舍利名位于左 / 弟子朱翔并妻卢氏十七娘男吴安女二娘三娘等舍 / 金一钱真珠八十颗钱一贯文 / 弟子陈若讷并妻蒋三十三娘男仁溥等造 / 银神王二身并钱一贯文 / 女弟子薛氏九娘并男陈知言知尚及女子 / 二十四娘舍钱一贯文/女弟子孙氏十六娘奉为亡夫主郑八郎舍钱一贯 / 二百文销装劝缘沙门希一灵岳共舍一贯文 /弟子陈允言并妻何廿九娘家眷等成就迎引供养舍利入塔 / 右具如前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二月题记”。

彩塑泥菩萨立像

菩萨面容秀丽写实，体态修美轻盈，衣饰贴体简约，肌肤柔润匀称，散发出返朴归真的美感。其制作工艺表现了“瓯塑”的地方特色，是宋塑的典范之作。

【投龙简】宋代帝王常用道教投龙仪式祈福，在宫廷举行斋醮科仪后，派遣内侍到各地名山大川，将刻有祈福穰灾文字的玉简与金龙一起投放，龙作为驿骑和信使，将简文上达神灵。按投放地的不同，分投山简、投土简、投水简，告祈天、地、水三官神灵。

金龙。金龙与宋真宗天禧四年玉简同为1955年杭州疏浚西湖出土，很有可能是天禧四年春宋真宗派王从政投入西湖水府的一套金龙玉简。

宋真宗玉简。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辛未，宋真宗赵恒于圆丘祭祀天地，郊祀完毕后，命道士在大内天安殿举行为期一个月的金箓大斋，祈求和天安地、保国宁民。随后派遣入内内侍省内西头供奉官王从政往西湖投送金龙玉简，此为投水简。西湖投简结束后，同批内侍官于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往会稽山阳明洞天、射的潭投简。

繁盛江南——元明清时期的浙江

元明清时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行政区划上，浙江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在经济上，市镇经济繁荣，传统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在文化上，浙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论是数量还是造诣，都跃居全国前列，学者们除继续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接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

由秦至元，浙江在行政区划上始终与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福建省结合在一起。明代建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后，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代实行“省”制，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为“浙江省”，无论是名称还是统辖的范围，都与今天基本相同，浙江省建置最终确定。

元代铜权。铜权是古代度量衡中的衡器，俗称“秤砣”。元代铜权多有铭文，以汉文为主，也有的是汉文、波斯文、八思巴文合铸，用于元朝多民族贸易交流。元代铜权由官方铸造，再颁行于各地使用。

铜兽形砚滴

管军千户印。八思巴文官印:管军千户印、管军总管印，均属于军队系统的官印。千户制度是元朝统治体系的一部分，国家按千户征派赋役和调派军队。统治者将这种军队编组形式推广到所征服的区域。万户、千户、百户中又各分上、中、下三等。元世祖时，完善军队编制，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

″昏烂钞印″铜印。元代于中统元年（1260）印发“交钞”及“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行“至元宝钞”纸币。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容易磨损，字迹模糊，因此在市面流通一段时间后需要回收注销。“昏烂钞印”即用以注销旧损纸币。

【浙江布政司】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军攻占杭州，改杭州路为杭州府，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改浙江行省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四年（1381)，湖州府、嘉兴府改隶浙江，浙江政区领十一府一州。此后，行政区划的边界基本未变。

邵氏金书铁券。明

【王士琦出土金银器】王士琦（1551-1618)，浙江临海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山东参政，率兵援朝抗倭，被时人称为“边才”。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病去世,归葬临海城西石塘（今张家渡)。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达百余件，制作精良。

嵌宝如意纹金簪，禅杖形金簪。明

金累丝双鱼戏藻帔坠。明

明金蝴蝶饰件

金累丝嵌宝牡丹花簪首，明

云纹五梁金冠

獬豸纹金带板

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花顶银脚簪

金累丝镇玉宝群仙庆寿钿。明代花钿佩戴在表髻前方底部，背面通常有垂直向后的簪脚，也有的不用簪脚，左右两端连缀系带进行固定。“群仙庆寿”是花钿纹样中较为别致的题材，中间为寿星，群仙分立两旁。

金累丝镶宝菊花仙鹤耳环

金耳挖簪，金丝福寿云纹五梁冠

金花头簪，金累丝嵌宝石榴树形银脚簪

南明“靖虏将军之印”铜印

景德镇窑青白瓷人物像。明

丝银对流。明代中后期，各国商队陆续来到中国沿海，用白银货币采购包括丝绸、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其中最受欢迎的优质丝绸，主要是浙江的湖丝。16世纪以来的丝银对流,使得全球产生的白银货币，有将近一半流入中国。由于民间用银的普及，以及官方赋役折银的推行，白银货币化得到极大地扩展。

石校准。清

剔红御制诗三清茶碗。清

清康熙十八年铜校准

旧邦新命——近代史上的浙江

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因资源富饶、位置重要和经济繁荣而被列强觊觎。然而，不甘屈辱的浙江人民，秉持坚忍不拔、兼容并蓄的传统，在苦难中奋起抗争、图强自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浙江人民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英国F700铁炮。清

清代守备吴杰头盔、铠甲

太平天国象山县监军令旗

五色旗。1912年

凯旋纪念杯，中华自由党徽章

【浙江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产生于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所创办的企业中。随着官办企业及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发展壮大。大工业生产造成的各种优点，使他们成为一支新生社会力量。他们为争取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也开始投身政治斗争，显露出工人阶级的团结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阶级基础。

　　20世纪初工厂工活的工人

【开天辟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最终成为领航中国革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启航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展览以时序为脉络，呈现浙江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遗存和文明印记。一万年上山，稻作起源；五千年良渚，文明璀璨；两千年古越，精耕勤战；一千年两宋，东南乐土；一百年红船，辟地开天。一代代浙江人继承弘扬历史积淀的“浙江精神”，谱写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绚丽的“越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