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社每天好书分享（2382）

冯雪松

我们要慢慢欣赏我们这一路的风景，不要觉得风景之外或风景之后有什么，不要觉得走到风景的终点能够求得什么。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终点，而在于过程本身——《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精华分享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西方汉学家在梳理20世纪中国思想谱系的时候，给出了四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物：从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到李泽厚，恰恰覆盖了整个世纪，而且，他们在思想底色上皆为儒家。但我以为，其中李泽厚以其哲学的原创力，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的真正主流。

前面讲解的那些哲人，对我来说都是过去的人。但李泽厚先生，则是我亲身、亲心交往过的哲人，他也是我所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同一研究室的老同事。在写他的哲学思想的时候，他的身影就历历在目、宛在眼前。于是，讲起来就非常不一样，但我不会把过多的情感带入其中，仍会更客观地看待这位大哲学家，就像我们回眸两千年前的柏拉图和两百年前的康德一样。

书本之外的李泽厚先生

2021年11月2日，李泽厚先生去世，我联系了家属，让他们确定了我们哲学所发的讣告。

对李泽厚先生第一次纪念活动是在11月3日，澎湃新闻所做的视频直播，本来叫“一个时代的美学”落幕，被我要求改成——“一个时代的思想和美学”落幕。因为李先生刚去世时的即时报道，很多身份都是标明学者李泽厚、美学家李泽厚，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是当代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李先生自己也很讨厌别人说他是美学家，晚年他还说自己还是位伦理学家，而且私下还早就肯定过自己是儒家：“我才是儒家，真真正正的儒家！”

生前李泽厚就屡次私下跟我说，他要把自己的头颅冷冻起来，待有一天复活，他要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个理论就叫做“积淀说”，所谓积淀就是累积沉淀，李泽厚认定人类的意识乃是可以存留于大脑物质结构之中的。

这事李泽厚也曾公开谈过，大家都没有当真，但是我们始终想做冷处理，没想到，2024年，此事被曝光出来，居然成为新闻头条。说真的，头颅冷冻的事儿被再度提及，我个人是心怀悲痛的，甚至感到一丝丝恐怖，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能与李先生进行思想交流？

李先生比我年长44岁，随着沟通深入，每次来电几乎无所不谈，那是一种海阔天空的自由交谈，几乎没有废话，开谈的第一句就是学术。那时候，每周至少两个电话，而且都是煲三四个小时的“电话粥”，旅居美国的李先生常常边喝高度酒边和我聊天，聊完就可以沉沉睡去。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他的私淑弟子，直到认识七八年后，他突然提及“你师母……如何如何”，我才知道他真把我当学生了。

他夫人也很有意思，有一次去他家做客，要给我削苹果皮，我回了一句“我吃皮”，结果一会儿她就从厨房端上了整整一盘苹果皮来。

李老师总是抱怨自己学生招少了，大概因为自己爱玩，也常告诫学生多去玩，还说没有一个弟子跟着他做学问，因为弟子们都觉得超过为师了，其实追随他的方向，弟子们会获得更大的成就，这都是他的原话。

2013年我去美国做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驱车好几个州在2014年元旦当天及时赶到了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州波德小镇的家。在他家住了一周，也谈了一周，后来发了四五篇对谈录，学界很多人都看到过，再后来陆陆续续有多篇对谈得以发表，直到他九十岁才结束，最后一篇对谈我给起的题目是《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

李先生跟我说，日后我们之间的对话录整理成书的话，名字就叫做《论命运》。这里的命与运，当然不是个人的“小命”“小运”，而是人类的“大命运”，当然它终要落归于每个人的具体“小命运”。

我们就从命运谈起。这是因为，李泽厚就认定，哲学研究的就是命运！李先生反对哲学脱离人类命运去研究。他认为哲学应直接面对人类命运。他一辈子都坚持“为人类而思考”，这也就是他常说的“中国眼光，世界视野”吧。他生前最后一本书《伦理学新说》，也是他让我联系出版社出版的，可惜书印出来正在邮寄海外的路上，先生就已经走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命运的遗憾。每本书背后，站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完整人生，文字总是端坐那里而写成的，但是还有那么多未能“入文”的东西，需要我们后人加以体会与感悟。

李泽厚很明确把自己所提出的那套哲学，称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本体论可不是一般的本体论，它是以人类学作为基础的，以历史贯穿始终的，而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活着”。他认为，哲学总是从最根本的地方谈起，也就是从头谈起。这个“头”，这个“根儿”，就是“人活着”这一原始事实。其他的一切，譬如上帝，譬如客观世界，都是从属于“人活着”这一事实从而派生出来的。

确实呀，还能有比“活着”更为本根的吗？所以，李泽厚也把自己的哲学有趣地称为“吃饭哲学”，吃饭才是第一要务，很多人也因此误解了他的说法：难道哲学就只研究吃饭？

实际上，无论李泽厚先生本人认归为哪种哲学流派，他的哲学思想内核就是——“人活着”。人既然活着，那么，靠什么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着观”，但“如何活”却具有优先性。再重复一遍，“人活着”，这是李泽厚哲学的基点。

李泽厚深受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影响：康德提出“我能知道什么？”这归认识论负责；“我应该做什么？”这属于伦理学探究；“我能希冀什么？”这则是宗教学问题；外再加一问：“人是什么？”这是人类学的追问，这些都属于哲学基本问题了吧。

但是在李泽厚看来，这些问题也并不根本，真正根本的问题乃是一位画家给出的。这位法国画家叫做保罗·高更，1897年他创作了一幅油画叫做《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如果你去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参观，一定要去看看这幅原作。当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在中国也被调侃为是保安三问，也就是小区门口的保安经常问外来人的三个问题。

这幅油画描绘了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裸体形象，要从右往左看，最右侧是一个刚刚诞生的赤子婴儿，侧脸安睡的模样，象征着人类的诞生；最左侧一位蹲坐的白发老妇，用双手撑脸，喻示着人类的趋于死亡；最中间的形象则是一位采摘苹果的青年人，也隐喻亚当采摘智慧之果的意思，表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显然，这幅具有神秘色彩的绘画，就是人类由生到死的“三部曲”的表征，难怪李泽厚出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单行本的时候，会直接将这幅画当做封面。

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是，高更得知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死亡的噩耗时，他的精神彻底崩溃，试图服毒自杀，自杀未遂之后，却创造力惊人，所以怀着悲痛之情完成了这部举世名作。

“人是什么”：关于“情理结构”的探讨

李泽厚认为，哲学就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我们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也要从这最基本问题问起，但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是什么”？

显然，人是理性的动物，这种西方思想历史上的定论，也被李泽厚所认同。20世纪中叶，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这种更新的替代性定义也曾被广为接受。但《科学》杂志上发布的新文章表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生活的倭黑猩猩，也就是最黄的那种黑猩猩，它们居然也掌握了句法，这就又质疑了符号学的人之定义。后现代思潮出场后，无论是人是理性的还是符号的动物的诸多定义，却都得到了颠覆。

然而，李泽厚自认为是一位“反”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人性论之出发点，还是在于人有理性，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人才不同于动物。

其实，我们中国的思想很早就关注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即所谓“人禽之别”。孟子就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所谓“几希”就是差别很小很小。就像DNA的排列顺序，人类与黑猩猩的DNA相似度高达98.8%，但就那一点点的差异，却造成如此巨大的分殊。

李泽厚是深谙儒家的“人禽之别”的，他提出说，“情理结构”就是“人禽之别”。

什么叫“情理结构”呢？所谓“情理结构”，感情的情，理性的理，说的是由情和理结合而成的人性构成，人是情理合一的存在。李泽厚认为，我们的人性，既不是食色性也的那种“自然人性”，也不是天理人心的那种“先验人性”，而要从情理结构出发来解决人性根本问题的。

也就是说，李泽厚一方面主张“情理结构”，强调“情”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说的，李泽厚认为在“情理结构”当中，理性是主导，人之所以为人，主要还是因为有理性。

在这一点上，我和李先生存在分歧。我们之间也就此进行过多次的探讨。我认为，规定人的本性恰恰是情理合一，不能仅用理性来规定。情理交融就像盐溶于水，是高度结合的状态，没有必要强行二分。

李先生强调了理性作为主导，不过，晚年的他又主张以情为本，情才是人的本质规定。李泽厚“情理结构”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对抗现代性，我们知道，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随着科技的进步，它的缺点，比如人的异化等问题也逐渐显露，“情理结构”真是要反对这种启蒙理性的绝对化；另一方面，“情理结构”也对抗了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感性主义。也就是说，它是两面出击的，立于中道，提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情理结构”，是李泽厚关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于是乎，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从“人是什么”开始，提出了“人活着”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人“如何活”的问题，这是关乎“人类总体”的问题，又再提出了人“为什么活”的问题，这是关乎每个“人的个体”问题，但最终呢，这些都将归结于人“活得怎样”的问题。

“活得怎样”，在李泽厚看来就是在追问——你处在哪种心灵境界和精神状态里？他关注的是个体自身的终极关怀和人格理想。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里，寻找天国或者彼岸，并不是一种主流的安顿人生的方式。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一个主导的宗教，我们只活“一个人生”，只活在“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安顿身心的方式，不是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求答案，而是在这个世界中，探寻生活的境界和人生的归宿。而这，也恰恰是李泽厚人生哲学的基本架构。

关于“活得怎样”，在李泽厚看来，这关系到“理性的积淀或融化”。他给出了一种美学化的解答：只有身心处于活得怎样的“审美境界”当中，理性才真正渗透、融合、化解却又未消失在人的各种情感当中。这正是所谓“情理合一”！你看，前面“情理结构”埋在的伏笔，最后在“活得怎样”的问题这里得到了呼应。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呢？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人喜欢讲一个词，叫“天人合一”。对于现代人来讲，“天人合一”听起来就很费解，天和人是怎么合一的呢？事实上，“天人合一”的传统来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远古先民通过巫术，来达成自己与上天之间的感应沟通。这就是“天人合一”最初的来源。

那么，“天人合一”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在此基础上，李泽厚又往前跨了一步，他认为这种境界具有审美性质。

李泽厚认为，人和宇宙是和谐共振的，这种共振具有审美性质。所以，人可以通过审美的体验达到天地境界。因此，李泽厚说，美学才是第一哲学。

李泽厚用十字架和山水画来比喻中西方不同的生存方式。在西方的一神教结构中，十字架高高在上，所有人都要拜倒在十字架之下，人与神的关系是等距的。而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山水画中的一个小人，融会于天地境界之中。显然，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一神教结构完全不同。

这也是中国人之所以重情感的原因。

李泽厚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对中国人而言，“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妻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皈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人生真理了。”

李泽厚的哲学就像一个圆圈，从美开始，最终又回到美，从低级感性出发，中间经过理性，最终达到一种高级的感性。就像孔子讲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感性通过诗歌激发，理性靠礼仪规范，但成就人的最高境界是在音乐中实现的，音乐是感性的。

这就讲到了李泽厚哲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乐感文化”，李泽厚认为这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文化。

所谓乐感文化之乐，既是乐观的乐，也是音乐的乐，所以我问过李泽厚本人，到底是乐（yue）感文化还是乐（le）感文化？音乐的乐，就是审美化的意思；乐观的乐，就不是悲观的意思，李老师本人说，两种发音都可以，因为两重意思都包含在其中了。但是英文翻译成A culture of optimism时，就只有乐观主义文化的含义了，这显然缺失了其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