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一一永不落幕的经典

半农堂主

　　按书社安排，主要就这两年收集整理的汉碑资料，以及整理过程中形成的初步思考做一汇报。

一、隶书的萌芽(隶变)

　　四个要点：

1、为什么会产生隶变

从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过程学术界称之为隶变。为什么会发生隶变呢？简单说四个字“需要、可能”。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篆书已不能适应需要，加快书写速度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如毛笔、竹简、木牍的使用，特别是纸的发明，使文字书写方式的改变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隶变进程。

2、隶变的时间

目前书界主流说法：隶书起源于战国，孕育于秦朝，形成于西汉，兴盛于东汉。具体说，隶书始于战国中期，形成于西汉早期的景帝时期，用了大约二百来年时间。

3、隶变的途径

古代书家说：隶书，篆之捷也。隶书取代篆书就是为了加快书写速度，而书写速度的加快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简化，如秦统一六国前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就已存在简化了的篆字，并且其书写性也比标准的小篆简化了很多；二是草写，如《秦诏版》，就是小篆潦草化的写法。

　　我们还可以从更大的视角探讨隶变的问题。实际上秦灭六国前，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包括与六国同期的中山国。河北省博镇馆之宝叫“中山王铁足铜鼎”，上有469个汉字，被称作中山篆，乃中山国特有。

　　秦并六国后，为强化集权统治，实行“书同文”国策，把小篆作为标准文字全域强制推行。这是靠政权力量强推的，但在民间甚至是地方政权机构未必完全认同。比如：著名的《里耶秦简》，2002年发现于湖南龙山县，书写年代大约为秦二世时，文字为毛笔书写的古隶或者叫秦隶，内容乃秦代典章制度、行政设置、军事动态，还有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等，是典型的官方档案，书写者亦非民间写手，而是官方书佐。说明隶变并未完全受“书同文”的影响，仍在按其节奏悄悄进行着。随着秦朝灭亡，书同文禁令废除，没有了这层行政约束力，隶变的进程得以加快。

　　4、最早显现篆隶嬗变之端的石刻

目前，发现最早的汉隶石刻，是公元前158年刻立于河北邯郸永年朱山山顶的《群臣上寿刻石》，用笔由圆转方，古拙自然，已显篆隶嬗变之端。这一刻石，虽然名气不大，但却标志着象形体古文字终结，符号化今文字诞生，在文字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隶书的发展

　　三个要点：

1、时间段。隶书形成后，便显现强大生命力。自汉武帝时至东汉初期(大约公元前141~公元87年)，篆书逐渐退出主体地位，隶书则渐成主流。但因年代久远、天灾人祸等，这一阶段流传下来的汉隶碑刻仅廖廖十多块。

2、这一时期隶书的特点

①篆书遗韵尚存。多以篆书笔法写隶书，笔画粗细均匀，波磔不显，没有装饰性的东西。例如：《霍去病墓前石刻题字》(公元前117年刻立)、《新富里渎石》(公元46年刻立)等。

　　②寓巧于拙，韵致高古，稚朴率意，兼具庙堂与山野之气。例如：山东邹城博物馆的《莱子侯刻石》，刻立于公元16年，古拙古雅，是新莽时期古隶的典型之作。有人评价说:今人无事不胜古人，唯朴拙万不可及。观此碑，可以说一股古朴古拙之气扑面而来。

　　③渐显“分隶”萌芽。隶变之始，取法以实用为主。但在渐渐摆脱佐书地位之后，隶书开始向装饰美转变。如：山东博物馆的《张文思为父造石阙》(刻立于公元83年)，以双钩法表现长横长捺的燕尾波挑。隶书从早期的注重实用，走向追求书法的装饰美。从而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人们常说的“八分书”。隶书脱去山野之气，呈现出浓浓的庙堂之气。

　　3、这一时期应重点关注几块汉碑石刻

①最早的西汉刻石一一《群臣上寿刻石》(刻立于公元前158年，前边讲过)。

②汉碑之祖一一《麃孝禹碑》，刻立于公元前26年，现存山东省博。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墓碑。比此碑早的《群臣上寿刻石》和《霍去病墓前题刻》等，从形制上不具备碑的特征。所以，学术界把此碑称作汉碑之祖。21年我曾尝试临写此碑，当时在网上看了曾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临西汉古隶，要有想像力，由于风化字已不清，但有时没必要看得那么清楚，要依靠自己的判断，感受其中的天真自然。就是想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③最早的界碑一一《连云港界域刻石》。刻立于公元12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界碑，反映的是新莽时期民间通俗隶书写法，刻字大小不一，章法密布成篇，点画正侧穿插，无挂无碍，一任自然。21年曾临此界碑，当时想法是：用心体会和捕捉该界碑流露出的那种朴拙率真的气息，尽量不去美化和雅化，老老实实临写原碑，滋养返朴归真的眼界。

　　④保存最为完好的西汉刻石一一《莱子侯刻石》。现存山东邹城博物馆，刻字无一损毁，保存十分完整。该刻石刻立于公元16年，已有2000余年，确实是个奇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块刻石，古拙古雅，尤其独具特色的是，其长横长捺如长枪大戟，无波无折，极具风骨。我觉得临写此碑，“风骨”二字很重要，他可以医治流美和甜俗，虽不易把握，却是努力方向。21年曾临写此刻石。

　　⑤开草隶先河的《徐州铜山永平四年画像石题记》。公元61年刻立，存徐州博物馆。此题记奇正相生，方圆兼备，线条细而劲健，于书于印皆可借鉴。其中，武、年、正等字已显草书笔意。21年曾临写此题记，当时主要是围绕“奇正”和“气息”两个关键词，侧重在“奇正相生”和“气息相通”方面找找感觉。

　　⑥国宝级摩崖石刻一一《何君阁道碑》、《开通褒斜道摩崖石刻》(大开通)。二者风格相若，具有明显早期汉隶特征，波磔不显，洒脱大度，外紧内松，结体奇崛，方古开阔。其博大、雄浑、古朴、自然的韵味，后世很难企及，乃摩崖神品。前段时间李书记通临《大开通》，临的很好，值得学习。

　　⑦浙江第一石一一《三老忌日刻石》。刻立于公元52年，现存西冷印社，乃镇社之宝。浙江发现的唯一汉碑。其刻立时间，正好处在隶书走向成熟的前夜，篆隶相间，笔态生动，用笔自然，少有修饰，古朴而雅致。

　　⑧最早的汉代七言诗题刻一一《河南巩义石窟七言诗题刻》。1997年发现，无刻立时间，但书风与新莽时的莱子侯有点相似，金石学家多将其放在这一时期进行讨论。七言古诗始于汉代，但传世极少。这块七言诗题刻，无论从书法还是文学史研究角度，都十分珍贵。21年曾临此题刻。

三、隶书的成熟

　　三个要点:

1、风格上完成蜕变。大约从东汉章帝公元87年起，一直到公元220年汉献帝退位禅让，是隶书演变发展的成熟期，其基本标志：①逐步脱离实用性，而注重装饰性，蚕头雁尾，波磔分明；②逐步脱尽篆意，字取横势，转折取方，笔重提按，粗细分明；③逐步脱掉古隶的荒疏拙朴，天真烂漫，有意识追求整饬美观，严谨规范；④逐步由古隶演进为“八分书”，隶书进入完全成熟期。

2、树碑之风兴起，石刻数量激增。从时间分布看，目前所看到的汉碑，绝大多数处在成熟期这一时间段。特别是东汉后期的桓帝和灵帝两朝，汉隶碑刻在风云际会之下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隶书进入鼎盛期。桓帝在位21年(公元146一167年)，灵帝在位也是21年(公元168一189)，书界公认的汉隶十大名碑全部刻立于这短短40年间。

　　非常有意思的是，桓灵两朝是汉隶碑刻艺术最兴盛的时期，但同时也是汉朝社会政治最混乱的时期。桓灵二帝荒淫无道，卖官鬻爵，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用亿万钱从灵帝手里买了太尉一职，大汉朝也由此走向哀败和灭亡。这一时期立碑兴起，大约是因为此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水利事业的长足进步，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为树碑热奠定了物质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汉碑空间分布的结论，那就是汉碑一定会集中在两种地方：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地带；一个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见图)。

　　之一，以曲阜为中心，山东区域的汉碑汉刻

书界有“天下汉碑半山东，山东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碑半曲阜”之说。山东之所以成为汉碑最为集中的地区，除了黄河文明的滋养外，山东还是圣人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自汉武帝始，汉代一直沿用“独尊儒术”的国策，汉儒传经，汉碑传儒，也对汉碑兴盛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山东境内的汉碑，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汉隶十大名碑有其五，分别是《乙瑛》、《礼器》、《史晨》、《张迁》、《衡方》。

　　这些汉碑主要收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藏两汉刻石24通，其中最著名的是“孔庙三碑”乙瑛、礼器、史晨；其次是济宁博物馆，藏汉碑11通，包括景君碑、武荣碑、鲁峻碑等，也都是汉隶精品；还泰安岱庙，收藏有十大名碑中的张迁和衡方，还有不少汉画像石。都非常值得一看。

　　之二，以西安为中心，西北区域的汉碑汉刻

虽然数量上没山东多，但质量相当高。汉隶十大名碑这里有4通，分别是：西安碑林的《曹全碑》、原藏于陕西华阴县西岳庙明代毁于地震的《华山庙碑》、甘肃陇南成县西狭栈道中段的《西狭颂》、汉中博物馆的《石门颂》。

　　除此之外，这一区域还有一些非常好汉碑汉刻。如著名的“石门十三品”里的杨淮表、大开通等，非常值得学习借鉴。去年刘主席曾临写的《杨淮表》是很棒的临作。

　　另外，“汉三颂”中，除西狭、石门颂外，还有一个《郙阁颂》，刻立时间比西狭晚一年，二者书风相近，为姊妹篇，可相互参临。历史曾有书家这样评论汉三颂“石门巧多于拙、西狭巧拙各半、郙阁则纯用拙”，可细品之。

　　此摩崖石刻，史上多遭磨难。1927年，当地县长为保护石刻，主持在摩崖周围砌石保护，以避免嘉陵江上过往的船只磨碰。但在1979年却被造田修路者炸毁。后来，文物部门组织专人在江边和江水中寻找和打捞了四天四夜，寻得残石167块，运至陕西略阳县灵岩寺，粘合拼接后嵌于寺内佛洞洞壁上，尚残存220来字。

之三，以成都为中心，四川区域的汉碑汉刻

成都平原，天府之国，自然条件优越，经济相对发达，属“宜居之地”，许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到这里工作和生活。因此，四川区域成为又一个汉碑较的集中的区域。到四川的都江堰旅游，会听到导游非常经典的一句话“有了都江堰，才有天府之国”。都江堰大约修建于战国时期的公元前256年，设计和组织兴建者是当时的蜀郡太守李冰，建成后，使饱受洪水侵害的川西泽国，摇身一变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后人为铭记李冰治水之功，在东汉的公元168年，为其雕立了2.9米高的巨大石像，石像的衣襟和衣袖上，刻有三行隶书题记，就是今天汇报的四川地区的第一块汉代石刻一一李冰石像铭。

中间一行：故蜀郡李府君讳冰

左边：建宁元年闺月戊申朔都水掾

右边：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

从书法角度看，亦属非常成熟的汉隶之作

　　四川芦山县有两块非常好的汉碑，一块是《樊敏碑》，一块是《赵仪碑》。特别是赵仪碑，刻立于公元208年，2000年芦山县旧城改造时出土。当时断为三块，经拼接后大体可见全貌，现存于芦山博物馆。此碑点画精密流美，结体方正典雅。章法上纵有列横无行，参差错落，字与字之间皆有留白，显得疏落散逸，自在安详。但也有许多不规范的写法，应为民间书手所书。也正因为此，反而使此碑于平淡中透出一种自由不拘，潇洒随意的自然韵致。我偶然看到句话，大意是：写字手紧的人，建议临临赵仪碑。因此，去年3月临了一通，是想借鉴此碑的松弛感，克服自己手紧的书写习惯。另一块是樊敏碑，刻立于205年，存于芦山博物馆。用笔圆润却肉中含筋，字形端庄但不失灵动，章法茂密却紧而不挤，可媲美郙阁颂。

　　2010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李君碑》、《裴君碑》也非常值得一看。这两块碑分别刻立于公元133年和144年，大概率是一人所书，风格上与西狭相近。字数多，合计有2000多字。现存四川省博。

还有2004年3月出土于重庆云阳的《景云碑》，也非常有特点。现陈列于重庆的三峡博物馆。

　　之四，以洛阳为中心，河南区域的汉碑汉刻

河南不仅是文物大省，也是汉碑汉刻集中之地。其中我比较喜欢的是《肥致碑》，刻立于公元169年，1991年在河南洛阳偃师区出土。写的拙拙的、憨憨的，却从容不迫，不落俗套，含蓄内蕴，大巧若拙。特别其内部空间布局多有意趣，对隶书独有抒情意味的主笔予以弱化，伸展有限，收拳蓄力，形成外紧内松的空间形态。网络上很多书家说此碑不俗，又说学之可以去俗。我去年曾临此碑，虽写不出其韵味儿，但也有一些感悟，那就是要注意把握字的外轮廓，并特别关注字内空间的疏密留白，必要时可以做一些宽头窄脚的变形夸张，千方百计体现其憨态和意趣。

　　《汉甘陵相碑》，1922年出土于洛阳城北，现存河南省博。字势舒展，规整秀美，艺术水准不在乙瑛、史晨之下。无刻立时间，但据康有为考证，为东汉末期大书家蔡邕书丹，是汉碑上品。

　　摩崖石刻小品《张汜祈雨刻石》。2011年，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河南驻马店登龙山顶采风时发现，当时驻马店晚报有过报道，并未引起关注。直到2015年，东方今报报道后，才在书界引起反响。此石刻立于公元114年，差不多半米见方，单字3cm多一点，属摩崖小品。其内容则是请雨之辞。书写者神气内敛，毕恭毕敬，通篇显得和谐安静，清丽儒雅，如君子谦谦。末尾的“时“字用了汉简的夸张手法，似有祈雨成功后如释重负之感，性情与形质间而有之，虽属小品却气势不凡，是临创隶书小品的新资源、新范本。

　　《张禹碑》，1993年出土于洛阳偃师区，现存偃师博物馆，是一块残碑，用笔干净利落，朴实无华，结构方正严谨，匀称细劲，章法清清爽爽，有庙堂之气。还有郑州荥阳的《韩仁铭》、开封的《尹宙碑》、南阳的《张景碑》等，都是非常棒的汉碑。

　　之五，以元氏为中心，河北区域的汉碑刻石

书界还有“天下汉碑看济宁，河北汉碑看元氏”之说。河北的汉碑除了邯郸永年的群臣上寿刻石、夏承碑，定州北庄子黄肠石题刻之外，其他像冀州的从事张表碑，枣强的谯敏碑等，无论是名气和艺术水准都不算高。反倒是元氏一个县就有7块汉碑，其密集程度不亚于山东济宁，而且艺术水准也很高。元氏的7块汉碑全部集中在封龙山区域，有学者称之为“封龙山汉碑群”。

　　这7通汉碑，原石尚存者两通：《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现存封龙书院汉碑亭；

仅以拓片传世者三通：《封龙山颂》、《三公御语山神碑》、《三公之碑》；

碑佚亦无拓片，仅有碑文文字记载者一通：《无极山碑》；

磨去碑文改刻唐碑且也不知去向者一通：《八都神庙碑》。

现在经翻刻后，陈列于封龙书院。

　　3、这一时期还应关注的其他汉碑汉刻

①巴蜀地区的汉阙题刻。如果说山东济宁是我国汉碑最为集中的区域，那么巴蜀一带就是我国汉阙最为集中的地区，四川渠县被誉为中国汉阙之乡。巴蜀汉阙不仅建筑精美，而且其题刻书法也十分精到。比如：

蜀中第一汉刻一一益州牧杨宗阙。位于四川夹江县。其书法端庄朴厚，有庙堂之象。先贤有言，蜀中汉刻以杨宗阙为第一。

　　最美汉阙一一高颐阙。位于成都至雅安高速公路金鸡关出口处。不仅建筑精美，书法也很精湛，是汉阙精品。

　　四川渠县的冯焕神道阙。字势开张，线条舒展，不拘小节，丰富了汉隶宝库。

　　四川渠县的沈府君阙。用笔飘逸，酣畅淋漓，世所少见。

　　②陕北绥德地区画像石题刻。一般说来汉碑集中的地方画像石也比较多。前面说过汉碑汉刻多集中于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绥德这个地方，“秦时明月汉时关”，地处荒凉边塞，却有很多画像石题刻，并且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究其原因，大约是秦汉时期啊，这里是边城要地，也是长安通往塞外的要道，当时的军政达官、商贾名人云集的缘故吧。

绥德黄家塔永元二年画像石题刻。结体宽博，茂密不失空灵，方折不失圆润。做到了工艺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

绥德杨孟元画像石题记。字形大而庄重，神完气足。清代尹秉绶大约借鉴此类石刻。我觉得在隶书对联创作时借鉴一下，效果应该还不错。

　　绥德田鲂墓画像石题刻。是绥德画像石中字数最多，字径最小的。与绥德其他画像石工艺化装饰化风格不同。字虽小却写的古博宽厚，是绥德画像石题刻中天花板级别的。21年曾临写过此石刻。

　　③黄肠石题刻

主要是定州北庄子的黄肠石题刻和济宁任城王黄肠石题刻。曾翔先生对任城王黄肠石题刻非常推崇，也多次临写写。

　　④残碑残石

两汉至今，年代久远，加之天灾人祸，许多汉碑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也有一些损毁严重，仅剩残字。文化收藏界对汉碑残石“有3字为宝”一说。从书法角度看，有些残碑残石艺术价值还是很高的。下面是我临过的几块汉碑残石：

《刘平国摩崖残石》。光绪年间在新疆库车发现，字迹已不是很清楚。但仍能看出，结体宽博，圆笔居多，大小错落，看似写的很随意，却饶有古趣。临写此类碑刻，要先细察细读，寻找其用笔的感觉。临写时要有想象力，体会其笔意和气息。22年曾临写此残石。

　　《子游残石》。是汉隶成熟时期的作品，但比起哪些工整划一，规范精美的碑刻，又多了些率真古拙之气。临来挺有意思。

　　几块无名残碑残石。临写汉碑哪怕是廖廖数字的残石，也要有敬畏之心，唯此，方可稍窥其高古之气。

　　⑤张迁的姊妹篇《鲜于璜碑》。前面说到汉隶十大名碑，山东5通，西北4通，剩下的一通就是此碑。刻立时间上早于张迁20年，二者风格近似，但鲜于璜出土较晚，1972年才在天津的武清出土，保存相当完整，几无损字，且字字清晰，是难得的学习汉隶范本。前些年基本上是作为临写张迁的参考和补充。近些年随着对此碑研究的深入，对于鲜于璜喜爱者和临写者逐渐增多。特别是背阴部分的字，比碑阳更加方正朴厚，憨直古拙，因字赋形，大小变化更加明显，排列上采取上齐下错落，形态上更为生动。去年13届国展中隶书部分，直接取法于张迁占26%、石门颂占22%、鲜于璜占16%，排第三位。22年曾临此碑。

　　⑥云南第一石一一《孟孝琚碑》。是云南唯一的汉代碑刻，现存云南昭通文庙。此碑刻造型笨拙却生动脱俗，促大放小，呈满格或破格之势。用笔偃仰起伏，节奏跳跃，有独特的结构美和章法美。

⑦“汉三颂”之外还有一颂叫《河峪颂》。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甘肃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发现。刻立于公元150年。比甘肃成县的西狭颂早21年。是甘肃境内水平比较高的两大摩崖石刻。其结体宽博，内控外满，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从书法角度看，并不在“汉三颂”之下。可能是因为发现较晚，对其研究和临写都不算多，有点儿藏于深山人未识的意思。22年曾临此石刻。

四、隶书的衰落

　　隶书的发展也不能逾越物极必反的铁律，高度成熟后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特别是西平4年(公元175年)，汉灵帝采纳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建议，把儒家七经以隶书抄刻成《熹平诗经》，立于洛阳的太学门前，作为标准隶书或者说标准文字颁行于世，既有正定经学厘定文字的功效，但同时也开启了隶书的僵化与衰落。

蔡邕这个人很厉害，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还是书法理论家，著有《笔论》、《九势》等书法理论专著。其女乃是大名鼎鼎的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历史上还有人把它称作书法之祖，并绘制了完整的传承链条。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于其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二王父子传之后世……

汉代实施“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到东汉后期儒学十分兴盛，各种儒学版本众多，不同版本文字差异较大。以蔡邕为首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严重影响和损害了儒学经典，就向汉灵帝提出正定儒学经典的建议。灵帝批准后，蔡先生组织专门班子首先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仪礼》五经和《公羊》、《论语》二传，修订成规范的版本儿，总计20万字。然后组织书丹勒刻46石，每石高1丈宽4尺许，历时9年时间，于公元183年立于洛阳太学门前。这些刻石，文字风格高度统一于“端庄大气，雍容典雅”8个字，在当时被奉为隶书的典范，成为儒家经典和书法学习的官方教科书。一时间，观学和摩写者络绎不绝，车乘千余，天天堵车。

　　然而好景不长，在熹平石经刻立的次年184年黄巾起义，189年董卓之乱。石经几度转移，连早破坏。到唐代魏征收集时已是十不存一。目前国家文博机构先后征集挖掘石经200多块，9000来字，不到二十分之一，散存于西安碑林、故宫博、国博、沈阳博、河南博、台北博等多处。

从石经的残石图片看，称得上是隶书高度成熟、极度规范的巅峰之作。但也有人认为是隶书的馆阁体，同一笔画或偏旁在不同的字里高度一致，使隶书失去了灵性和生命力，盛极一时的隶书自魏晋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与没落。到唐代，虽然书法极盛，楷、行、草书都取得丰硕成果，但隶书却成就平平。宋元明隶书没有什么亮点。只是到了清代出现了金农、伊秉绶、邓石如、赵之谦等隶书大家，才有了隶书的复兴。

小      结

　　综上，两汉400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空前发展，同时也创造了我国碑刻书法史上第一座高峰。2000年过去了，我们仍能从数以百计的汉碑中，感受到雄强博大的气象和“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磅礴气势，感受到以《西狭颂》、《郙阁颂》、《校官之碑》为代表的汉碑的雄浑之美；以《麃孝禹碑》、《莱子侯刻石》、《大三公碑》为代表的汉碑的古朴拙美；以《曹全碑》、《礼器碑》《史晨碑》为代表的汉碑的典雅秀美；以《张迁碑》、《肥致碑》、《鲜于璜碑》为代表的方正厚美。这诸多汉碑，虽风格各异，各具其美，但整体上都统一在“天然、厚重，雄强、博大”的基本艺术风貌上。这众多的资料，也为隶书当代发展和传承提供了丰富的取法资源。我们在学习临摹汉碑时要格外注意，从汉碑汉刻中吸取正大气象和风骨精神，做到：去狂怪，养中和之气；去媚俗，养古拙之气；去小趣，养正大之气；去造作，养率真之气；去僵化，养高古之气。致敬经典，根植传统，多元取法，享受书法。

最后，用李部长一句话作为汇报的结束语，祝各位师友：笔墨供养，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