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加拉瓜的日子

星宇

　　五一假期在家清理旧物，一份一九九四年去尼加拉瓜劳务输出的记录文章翻了出来，由此打开了尘封了三十一年的记忆闸门。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是我第一次出国的日子。那个年代，出国是非常稀少的事情。我们是纺织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是纺织部的派出机构，为纺织部提供推荐对外劳务输出人员。所以有这种劳务业务。当时纺织部与台湾的年兴公司签订了合约，在上海服装公司招聘技术工人。单位派我作为组长随这些劳务输出人员去尼加拉瓜， 作为管理人员与国内联系，我觉得这是一次走向世界开开眼界锻炼自己的机会。带着希望和热情踏上了出国的征程。五月二日早上七点钟，处领导老刘，劳务科项目负责同志小宗，财务科同事小徐，驾驶员小朱就开到我家，帮我把行李装上车，婆婆公公先生和儿子还有邻家小女孩都上车送我去机场。

　　先生和儿子。儿子十一岁读四年级，还不懂离情别愁，开开心心到处跑。

　　弟弟，弟媳妇，侄子和妈妈先于我到机场。

　　这么多的同事和亲人来送行，我自己也觉得意义重大。我找到了同行的尼加拉瓜同事，小周夫人及一岁多的女儿，父母和两位姐姐都来送行，小女孩穿着一套嫩黄的开司米裙子，裙边是一圈向上翘起的荷叶花边，很可爱，小周一直抱着宝贝女儿，依依不舍。老周的夫人和女儿来送行，眼睛红红的在说着什么。宋先生的夫人来送行。还有程先生的夫人也来送行，所有的同事都到齐了，我也就放心了。小宗让劳务人员集中在一起，告知了出国注意事项及遵守的合同条例大家拍了一些照片，然后送行的亲友们都陆续离开，我先生，公公婆婆，妈妈在玻璃墙外一直注视着我，儿子和侄子则在楼梯上不断的呼唤我的名字，直到安检通过，我最后向亲友们告别，我竟没流一滴眼泪。或许同行的都是男士，比较洒脱，没有这种伤感的氛围。心中只是兴奋，直到上了飞机才稍稍定下神。我们坐的是美国与日本的联合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设施很好，有大屏幕的电视，这在当时算很先进了。空姐是东方人，可能是韩国人，相貌平平与我们想象中空姐相距甚远。她们都讲英语。10:40飞机起飞，下面的景色越来越模糊不清，我们才感到真的要远离祖国了,心中有些惆怅。两小时后飞到了东京，先下飞机，过一小时再重上飞机，东京下着绵绵细雨，风冷飕飕的，吹在身上会打寒颤。等我们重上飞机时，空姐全换上了金发碧眼个子高挑的美国人，看上去似乎比韩国人舒服，空姐的服务态度很好，每隔一段时间就来递毛巾，发饮料食品，忙个不停。

　　飞行十几小时到了美国洛杉矶机场下来转机。由于时差，美国是上午8:00（北京时间是晚上10:00），也就是说我们飞行了12小时，天没有黑过，从白天到白天，感到很有趣。

　　第一次来到美国，什么都感到新鲜。机场很大，车库有好几层，马路上很干净觉得没有灰尘，川流不息的车子从眼前驶过，看上去纤尘不染很新。我们要在洛杉矶机场等12小时再转机。我建议叫辆的士去外面逛逛，但三位男士无一人响应，只好作罢。我们一直在机场转悠。一边在打听去尼加拉瓜的航班起飞时间。有一位女士用英语告诉我们，还写在纸上，她知道我们要去她的国家很高兴。我们坐的航班是晚上11:55起飞。

　　我们就是四个人，台湾方面没有人来接应我们，所以都得自己摸索。晚上我们在候机室偶然看到两个东方人，他们的行李上写着“台湾”字样，我们猜想莫非是我们老板派去尼加拉瓜的人？上飞机时，那两位果然与我们同机，就坐在前面几排。我们乘坐的是只有两排座位的小飞机，据说尼加拉瓜的机场很小，大飞机不能降落。飞机在夜幕中飞了三个多小时，天渐渐亮了，飞机似乎在下降，下面灯光在晨曦中闪烁，景物一点点清晰起来。因时差这里已是早晨5:30。我们下飞机了，以为到尼加拉瓜了，就向取行李的地方走去。等了很长时间，其他旅客基本走光了，还是没等到我们的行李。大家有点着急了，想问机场工作人员语言又不通，只得用很差的英语提问，那位工作人员总算听明白了，用手指指地下说“危地马拉”，又用手指指天上说“尼加拉瓜 嘘…”我们总算搞清楚这里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还要继续乘飞机。

　　我们又回到候机厅。恰巧又遇到了那两个台湾人，又多了一男一女，这回更证实了他们是年兴公司的人。要不要同他们打照呼？小周分析说“应该是他们给我们打招呼，因为他们是老板，机票是他们订的，他们心里清楚我们是谁，我们去打招呼不顺。小周说得有理。我们几个按兵不动，靠在椅子上休息。半小时光景我们又要开始上飞机了。台湾方面那位神态优雅，个子不高的女士微笑着过来和我打招呼：“你是不是李小姐”？我也微笑着回答：“是的，我们从上海过的”。算是接上头了。我们一起登机。飞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徐徐降落了。

　　我真不敢相信眼前降落的就是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机场。从飞机上望下去，满目荒山野岭，没有绿色植物，见不到象样的建筑，只有散散落落的低矮平房，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颠覆了对外国的印象。一种极度的失望占满了心间，恨不得立即调转机头飞回去。但是飞机实实在在降落在马那瓜机场。机场小得象操场，炽热的太阳火辣辣的燎烤着大地，滚滚热浪扑向我们，我们穿着西装热得吃不消。在入口处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国人迎上来，笑咪咪的问我们“是从上海来的吗？”我们回答“是的”。他把我们的护照，入境卡收去了，去替我们办入境手续，此人就是黄明伟，他把我们领到一间环境优雅的小客厅，四壁挂着画，有两张圆桌，桌边围着几张藤椅。地下铺着五彩几何图形的地砖、靠墙摆着几盆花、三面是窗，从窗口可以看到屋外的花草，房间光线充足。我们自然分成两桌，台湾人一桌，我们一桌。黄明伟办妥了入境手续，叫我们去认领行李，他请了几位当地人把我们的行李搬上敞篷车，黄明伟把行李开走，隔了半小时又开车来接我们。我们一路观看马那瓜的景色，就是一个落后的农村。破败不堪的房子，野草丛生的田地，一看就是个贫穷的国家，心里真不是滋味，干嘛自讨苦吃来这种地方。

　　车子先开到厂里。映入眼帘的就是厂门口凹凸不平的烂泥地，连地平都没做就迫不及待的开工了。我们一下车，前一批去的劳务人员李庆盛就从车间出来迎接，还未来得及寒喧就满腹牢骚的诉说起来：“台湾人待我们不好，真想发传真叫你们不要来”。过了一会儿，陈国英和陈惠娟也出来了，陈惠娟还边走边流泪，好象心中有许许多多的委屈。她们俩讲的情况与李庆盛差不多。这又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情绪降到冰点，心情特别不好。台湾人似乎感觉到什么，马上把我们四个人拉走了。说是先到宿舍去整理行李，哪里是整理行李，只是让我们把箱子拖进房间，马上就出发了。说是到厂里吃饭。黄明伟关照我们，午饭后要上班。我们这一路上转了三次飞机，折腾了三十几个小时，眼睛也未曾合一下，马上又上班，这样做人道吗？资本家绝无人性可言，反感的情绪马上升腾起来。一个下午坐在办公室一直看手表，一分一秒过得那么慢，不知过了多久才熬到下班。好累！好难过！晚饭后回到宿舍，同事孙积明帮我们几个拿来了床架子，睡垫，衣架，给我们一一把床搭好，感到同胞的友情是真诚的。一种新的劳务生活开始了，前途未卜，迎接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劳务生活确实称得上布满荆棘。我们在年兴公司仅上了三天班。第三天下班后，我接到上海纺织局外经办（我单位）项目负责人小宗的电话，告知台湾方面在未征得纺织部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辞退我方人员孙积明（第一批赴尼）并买好五月六日的机票。局里认为这种做法违反双方签订的合同的，更不讲理的是台湾方面要我方承担机票。小宗要我拿合同去找年兴公司的董事长论理。我感到很突然，才来了三天，对具体情况只是听了前一批来的同志的反映，辞退孙积明，让与他同来的同志感到不理解，孙积明本人一点也不知道。我思绪很乱，马上去找了台方厂长吴克伟，他推说刚来不了解情况无法与我谈。我只得作罢，又找不到董事长。我反复思考，认为我这个组长是单位内定的，台湾方不承认，我本人也是劳务人员，不是签约代表，也不是法人，无权与台湾方交涉。于是没再去找董事长。

　　我回到宿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体同志，让大家有思想准备。同事们感到很气愤，认为孙积明平时工作表现不错，台湾人叫他干啥就干啥，能吃苦，也没违反厂纪厂规，只是为大家没得到合同中规定的福利待遇出面与台湾人多谈了几次。台方这么无端炒我方人员，如不阻止，以后这样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大家认为安全感受到严重威胁。情绪很激动，尤其是第一批来的六位同志一致表示，台方只要炒掉我方任何一个，我们六人就全体回国。大家认为，台湾方面这是第一次违反合同，我们一定要顶住，要维护合同的尊严。大家联系台湾人平时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对我方人员百般刁难指责，毫无合作诚意，现在又随意炒人，感到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不想再干下去了。我把同志们的想法立即用传真报告了上海纺织局外经办，并要求立即答复我们。这一晚我一直在等上海回音，但是没等到，万分焦急。

　　五月六日一早我们照样6:30到厂上班，台方人不动声色。上了一个小时班以后，台方人事部门经理黄明伟通知孙积明：“你已经不是年兴公司的人了，请你马上离开”。孙积明要求他解释什么原因，黄说：“没有原因，你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工作”。孙积明要求通知一下组长，黄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孙积明要求给一分钟时间，黄想了一下答应了，孙积明匆匆告诉了我一声就走了。厂门外两个武装保安人员将孙积明架到车上开走了。我不放心，不知他们把孙积明弄到什么地方去，孙积明的安全出了问题，我这个组长要负责的。翻译吴红美老师也对我说：我们应该去看看，我们要保护孙积明的安全”！我们俩离开了办公室，我去通知了李庆盛，其他同志都主动跟上来了，我们一起走出了厂门。台方的吴厂长大声吆喝：“回到岗位上去”！我们要求吴解释一下炒孙积明的理由，吴不作任何解释，我们就头也不回的走了。拦了一辆车向宿舍开去。

　　黄明伟的车已经到了那里，他追出来跟在我们后面，指责我们擅离职守，口口声声要辞退我们，并追问哪个是领头的，我们要他解释，他不作任何解释，还说我们强词夺理。我们到了宿舍，黄明伟又追到宿舍，通知孙积明整理行李下午1:30离开宿舍。我们还是与黄明伟论理，吴红美老师拿出合同念给大家听。我们对黄明伟讲：“我们是公派的，我们出国是听国内指示，我们回国也得听国内指示，在没有收到国内通知以前一个人也不能离开”。黄指责我们都是强词夺理。

　　9:30黄明伟叫来了董事长，想不到董事长也这么没风度，大骂了我们一顿，然后宣布：10:00以前去上班，不然的话就与我们终止关系，不给饭吃，不给睡觉。大家感到人格受侮辱，再回想起董事长平时把我方劳务人员看成是国内穷得混不下去来尼加拉瓜讨饭的，出言不逊，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再也不想待下去了。两名武装人员仍守候在门外。我们不能离开孙积明。这时已经过了董事长限定的时间，黄明伟叫了两名当地人把床板撤走了。同志们感到已经没有退路了，立即整理箱子打包。我想明天是星期六，国内可能是大礼拜，一时联系不上，这件事情很严重，我叫大家并一并，但是这种激愤的情绪我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从那时起，年兴公司就不给我们饭吃，让我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台湾人同时卡断了我们与国内联系的通道，不许我们打电话发传真。

　 尼加拉瓜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大使馆，我们和国内失去联系，大家心情很沉重也很焦急，我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同志们想到了应该找我国驻当地的官方机构。通过当地人的介绍，我们得到了新华社驻尼加拉瓜分社的电话，立即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午饭都没有吃。下午我们派了四位同志，叫了出租车去新华通讯社。首席记者李强和驻外记者罗国海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出主意，肯定了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鼓励我们与资本家斗争要有理有节，并帮助我们接通了上海纺织局外经办的电话。

　　下面这些照片都是在新华社拍的。台湾方从五月六日开始单方面终止了同我方十三位人员的劳务关系，置我们劳务人员于无法生活的困境。新华社成了保护我们的避难所。新华社记者罗国海同志不仅给予我们物资上的支援，还拿出私款借给我们用于生活开支。缓解了我们的困境，他还多次到我们住地了解情况，在内参选编上写文章报道我们发生劳务纠纷的实际情况发到国内，伸张正义，避免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误导，保护了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令我们非常感激。

　　我们经常去新华社，把我们与国内沟通中遇到的问题告诉新华社的同志，取得他们的帮助。罗国海同志还利用假日休息时间开车带我们到马那瓜市中心及周边的商场去观光，让我们沉闷的生活有了欢乐。在新华社我们游泳，采摘芒果，阅览书报杂志，愉快的心情冲淡了沉淀于心中的烦恼。

　　尼加拉瓜天气很热，我们宿舍条件又差，罗国海同志经常周末开车到我们住地接我们去新华社避暑。那里有泳池，同事们就在泳池泡半天，打打闹闹暂时忘记了身处逆境的烦恼。

　　新华社大院里有好几棵芒果树，熟透的芒果散落一地，我们就挑好的装了满满一袋拿到宿舍去品尝。罗先生和夫人还把最好的品种留下打汁给我们吃，真正的纯天然芒果汁，尼加拉瓜是芒果的产地很正中。大家感到新华社象家一样温暖。

　　这几张照片是罗国海同志开我们去马那瓜市中心拍的。是市政府，革命广场。

　　这张是罗国海同志采访尼加拉瓜政府活动时带我们去的。所在的地方是马那瓜著名的洲际饭店。

　　这张是在工艺美术市场。

　　因国内没有及时答复，五月六日我们为了保护劳务人员的安全，为了维护合同的尊严，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无法在台湾人限定的时间内回到厂里去。所以事情发展到这样的状态。五月七日纺织部发传真给我们，要我们无条件上班。问题是为什么不追究台湾方的违约，却无原则的迁就台湾方，置同胞的安危于不顾，我们虽然想不通，但是为了保全项目，我们还是主动去找台湾方。但是台湾方除了无端指责毫无诚意，不让我们上班。直到厂里的流水线产量大幅下降（停工的都是流水线上的管理员）再不让这些劳务人员复工，厂里的生产混不下去了，五月十七日也就是终止关系11天后，台方指定了七位复工人员的名单，要他们写悔过书以后才能上班，其余六位不让上班。签约的纺织部同意台方意见，上海纺织局外经办则发传真要我们按纺织部的意见办。开始七位同志不肯写悔过书，我尽量做他们的工作，积极配合国内解决问题，后来他们写了悔过书五月十七日七位同志上班了。

李斌，宋春明，周建林，周荣尔在住地。

　　余下的六位同志天天在宿舍里，靠新华社同志的借款和七位上班的同志拿出部份工资维持每天的开支，我们天天晚上与上海通电话，我也利用各种渠道寻求解决办法，发传真给我们上海纺织局出口办派往哥斯达黎加工作的同志，看看有没有就职的机会，那里离尼加拉瓜最近，能不能找个单位让我们六个人转过去。上海纺织局也在寻求解决减少损失的办法，小宗打电话给新华社的罗国海同志，是否让六个人到另一家台湾人开的厂去工作 ，罗国海同志亲自去那家台资厂（富泰制衣厂）找中方负责人商量，但没成功。我们六人还到韩国人开的制衣厂去询问,因语言不通没成功。从五月十七日到六月中旬，纺织部没有作过任何指示。我们六人既上不了班又回不了国，就象被软禁的囚徒。大家都很苦闷，我们配合国内尽了不少力，寻求减少损失的途经，但都不行。我们给朱书记、姜局长发过传真，向局领导反映情况谈了我们的想法和要求。我们的处境太艰难了，由于路线太远，尽管国内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尼加拉瓜的反应是零。直到六月十七日，台湾方才借给我们六人每人110元美金，我们还给了罗国海同志。

　　后来才弄清楚，在我们发生纠纷的这段时间，签约方纺织部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出国了，没人管这个事，错失了解决问题的良机。使我们蒙受了许多委屈。我们坚持要国内明确双方的是非，分清责任，明确表态才回国，签约方迟迟没反应，我们就一直苦熬。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写信发传真给上海纺织局党委书记朱匡宇和局长姜光宇同志求助。朱匡宇书记立即批转分管我办的肖义家副局长，肖副局长批示要求我们尽快回国，余下的事情回国解决，我们听从组织的安排，台湾方面为我们六人订了苏航的机票，终于结束了58天的艰难等待。

　　庆幸的是尼加拉瓜人民对我们中国人很友好，遇见我们总会打招呼“china ”。对面的邻居伊莎贝尔经常来我们宿舍串门，台湾人给我们断粮后，我们每天自己开饭，伊莎贝尔借给我们烧饭的锅子，有时送些吃的东西给我们，有时带我们去参加邻居们的活动，还教我们几句西班牙语，带给我们不少快乐。我们每天带着书本去买菜，因语言不通，书上画着各种菜，鱼，肉等，是最形象的翻译。同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烹调手艺，把每天的生活搞好，有精力去与台湾人斗智斗勇。

伊莎贝尔，李斌在我们住地。

码丽亚（伊莎贝尔之女），李斌在我们住地。

吴红美，陈惠娟，玛丽亚，伊莎贝尔，陈国英，李斌在住地。

　　上班的同事有时会请客，大家还是开开心心享受美食。虽然苦中作乐，但精神不败，

　　我们住的房子条件很差，是铁皮房子，尼加拉瓜地处赤道旁边，终年高温，铁皮房子散热差，所以非常热，即便这样大家也能坚持，无法忍受的是台湾人的非人道主义。

　　台湾人中也有良心未眠的人。胡万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我们最困难最苦闷的日子里，胡万德先生经常来我们住地关心我们，有几次请客我们吃饭。还开车带我们去看马萨亚活火山，去游尼加拉瓜湖。照片吴红美，胡万德，李斌。

　　马萨亚火山公园是尼加拉瓜游览胜地，位于尼加拉瓜西南部尼加拉湖和马那瓜湖之间，在这块方圆50多平方公里的洼地上，散布着一个个高低不一、大小不同、颜色不一样的火山锥。一个仍在活动的火山口烟雾弥漫，看上去象一个红褐色的岩石铸成的巨大盆子，往下看深不可测，盆底的熔岩还在沸腾，四周一片灰白，火山口上空常年悬挂着一团蘑菇云，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马萨亚活火山是很壮观，只是那时没有数码相机，从国内带来的有限胶卷用来拍人象，没有奢侈到拍摄纯景色。我从网上下载一张活火山照片，这是局部的，我们亲眼看到的全景比这张照片震撼多了。

程乃鹏，史旭民，周荣尔，李斌，李庆盛，胡万德，宋春明，艾文，周建林，胡继卫。

吴红美，李斌。

　　火山口有一圈围栏，往上有数十级石梯，最上面有个大平台，中间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不少当地人在平台上嬉戏玩耍，我特意找了一位尼加拉瓜小姐合影，虽然素不相识但尼加拉瓜人重友谊她很乐意，我还找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加上李庆盛四人照了一张合影，真正的异国风情。

程乃鹏，李斌，周荣尔，周建林，宋春明，李庆盛。

　　我们站在最高处极目远眺，只见空旷的原野一片绿色，找不到一个人影，连牲畜也见不到。周荣尔，史旭民，周建林，胡继卫，程乃鹏，宋春明，李庆盛，李斌，吴红美。

　　吴万德和艾文又开我们去了格拉纳达市，其实只能算一个小镇，但却号称尼加拉瓜第二大城市。从陈旧的程度来看，这座城市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街上的房子多数是二层楼的砖木结构，一些小店也很简陋，出售的也多是低挡的日用小商品，马路上时有马车经过，尘土飞扬 ，古朴的风貌使我们有种远离现代文明返璞归真的感觉。有几幢白色西班牙式的建筑，这是上世纪保存下来的教堂，虽然年代已久，但是优美典雅的气质仍令我们流连忘返。

　　出了格拉那达市，我们上车沿着尼加拉瓜湖继续往前，只见宽阔的湖面烟波浩渺，船帆点点，湖岸上茶室，亭子、餐馆鳞次栉比，一张张白色的靠椅散落在绿荫中，增添了几分闲适的情趣。游人漫步岸边，一派异国情调，车子开了二十分钟左右在一个绿树环抱的亭子边停下，沿着石梯上去就是餐厅。餐厅的屋顶是木条子架起来的，近似树杆的颜色，桌子的形状就象一块巨大的随意的未加工过的树桩，完全是一种回归自然的质朴。因为居高临下 ，从餐厅可以看到尼加拉瓜湖景，游艇来来往往。这次我们不再寒酸了，花了100元当地币租了一艘游艇，又花了460元订了每人一份午餐，品尝尼加拉瓜湖产的海鱼。服务员先给我们每人递上一杯汽水，味道很淡，远不及上海的汽水，稍等片刻正式上餐了，每人一条炸鱼，上面浇了少许番茄酱，几片生的卷心菜，几片胡萝卜，一个柠檬，大半天的折腾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毫无顾忌的大嚼起来，小周担任摄影师，我和吴老师的狼狈相竟被他定格在照片上，这样也不错，具有真实感很自然。我们边吃边笑，上午轿车被撞坏的倒霉事暂时忘了。

　　吃完饭我们便登上游艇去游尼加拉瓜湖了。尼加拉瓜湖是中美洲最大、世界第21大的湖泊，面积8264平方公里。尼加拉瓜湖通过圣胡安河与加勒比海相连。湖面宽阔，碧波荡漾，岛屿星如棋布，湖畔山峦叠嶂，它的博大秀美是我国的千岛湖不能比拟的，游艇很大，能坐十几人，专门配有一位当地舵手，游艇是用马达发动的，我们11人坐在一条游艇上，大家一边尽情的欣赏湖光山色一边放声歌唱，《洪湖水浪打浪》《台湾岛我的故乡》《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让我们荡起起双桨》《我的祖国》……一支接着一支，歌声回荡在山水间。对祖国的思念，一种忘乎所以的兴奋，达到了宠辱皆忘的境界。小周 李庆盛时而仰躺在船头望着无际的苍穹，时而坐起对着远山高声呼喊，尽情宣泄，压抑多时的心情在这一刻得以释放。我们的游船在湖中穿行，时而漂荡在宽阔的湖心，时而驶过一个个小岛，有的小岛只能容纳一户人家，岛上人影清晰可辨，两个大人一大群孩子，家徒四壁席地而坐，尼加拉瓜的人真能繁殖，这么穷还生这么多孩子，这不是愚昧吗。游了一个多小时，每人花费不到10元当地币，比国内便宜太多，大家很满足。下了游艇已经是下午3:00，我们要马上开回马那瓜。这是来尼加拉瓜时间最长，内容最多，风景最美的一次旅游，也是最难忘的 ，要感谢吴万德先生给了我们机会。

　　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我们搭乘苏航班机踏上回国征程，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两个月的劳务生活。三次转机。

　　第一次转机在古巴机场。

　　第二次转机在爱尔兰机场。

　　第三次转机在俄罗斯莫斯科机场。

　　我们飞越了大西洋，太平洋，几乎绕了半个地球，飞行三十多小时，七月二日到达北京 。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不安的心情回国了。尽管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申诉了劳务纠纷的整个过程，但是我们的签约方更看重的是项目而不是劳务人员的权益，理解是有偏差的。但是我们会坦然面对，我们每一步都是根据合同，根据国内的指示，我们是在维护合同的尊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我们没有做错。问心无愧！

　　在北京停留了三天，我们去看望了新华社记者罗国海同志的岳母和孩子。史旭民，宋春明，李斌，周建林，孙积明，周荣尔与罗国海同志的家人合影。

　　在尼加拉瓜经历了种种磨难，得到新华社同志的鼎力相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罗国海同志本是上海人，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在上海，来上海探亲时，尼兄们都会聚会，不会忘记这位患难中帮助我们的老朋友。周建林，孙积明，罗国海，李斌，周荣尔，程乃鹏。

　　回到上海后，我们的签约方在处理这场纠纷时是有点不客观公正，自己不及时处理还把责任推给劳务人员，好在有新华社的真实报道，上海市政府的重视督促跟踪我局妥善处理。最后解决的结果比较好。事情已经过去三十一年，但是回想起来还是心潮澎湃，恍若发生在昨天。纵然谈及此事已经云淡风轻，但是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已经刻骨铭心印在我们的记忆中。尼兄们在逆境中精诚团结，不屈服高压，不怕苦不信邪，坚持原则，维护中国人的尊严，直到胜利。我写这篇回忆是献给我们同甘共苦闯过难关的尼兄们，这段经历是我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永远记住它。

摄影：尼兄

文字/编辑/星宇

2025年5月3日作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