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异禀的评书大家

赵树发

天赋异禀的评书大家

文/赵树发

在中国评书界，李鹤谦先生是被严重忽略和低估了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鹤谦先生就是当时营口的“评书三大家”之一（另二位是大名鼎鼎的袁阔成和张宝殿）。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有“袁李”并称之说，袁阔成先生以儒雅帅气为显著特点，李鹤谦先生则以短打书为长项，二人相得益彰。当年营口的几家书馆，李鹤谦和袁阔成都是最“叫座”的评书演员，他们各有各的听众群体，坊间更有传闻：“听李鹤谦，看袁阔成。”其间，李鹤谦和袁阔成曾经一同受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书、录书，那个年代，能有此殊荣的评书演员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

李鹤谦，原名李国安，1927生人，祖籍天津南郊的葛沽镇，1983病逝于从北京返回营口的途中。9岁上学读书，16岁立志学说评书，19岁拜师福坪安老先生，21岁正式登台演出。1953年参加营口市曲艺筹备组，1958年加入营口市曲艺团，是营口市曲艺团创始人之一。在四十年的艺术生涯里，李鹤谦先生不仅整理改编了诸多优秀传统书目，还潜心钻研新书，是全国最早“说新唱新”的评书艺人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鹤谦先生还是最早改革评书的表演形式、敢于撤掉桌子把全身亮相给观众的两个开拓者之一（另一个是评书泰斗袁阔成先生）。

（一）

李鹤谦出生在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家庭。资料上介绍说他生于天津，按照李鹤谦先生的儿子李少武的说法，他应该是生于营口。李鹤谦的父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洋铁匠，母亲早逝，不久他的父亲又娶了后老伴。考虑将来得有一门吃饭的手艺，李鹤谦很早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打铁。少年时李鹤谦就显示出了文艺天赋，曾经被一位唱京剧的老师看中，并跟随老师学唱京剧。在老师的指导下，李鹤谦每天不厌其烦地吊嗓子、压腿、走台步，非常艰苦。后来父亲不忍心看着他受累，就断绝了他的京剧之路。那个时候营口的曲艺氛围非常浓厚，他家就住在几家茶馆附近，李鹤谦又萌生了学说评书的想法。16岁那年，经别人介绍，李鹤谦找到北京来的评书艺人福坪安老先生。碍于邻里的情面，福坪安有一搭无一搭地应承下来。开始并没有真心实意地教，李鹤谦倒是踏踏实实地学。断断续续两年多过去了，福坪安看他确实是个好苗子，聪明伶俐、心灵手巧，学东西也快，这才决定收他为徒。

福坪安，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北京出生，满族，为钮古禄氏，原名福布森。师从徐长胜先生，出师后，起初经常在京津两地演出，他是在天津红起来的，以《明英烈》享誉津门。1920年左右在评书界更是独占鳌头。后到营口、沈阳、丹东等外埠演出。当时营口听评书、看戏的观众特别多，懂书懂戏的行家也多，每天都有诸多各界名角在营口登台献艺，加之热情的书迷也打动了福先生，福坪安决定定居在营口，1951年福坪安老先生殁于营口。福坪安老先生经常出入夏家茶馆、刘家茶馆等几家书场，深得营口观众力捧。李鹤谦决定学说评书，除了他自己有这个爱好之外，也有些许的无奈。当时李鹤谦的家境越来越拮据了。李鹤谦的妻子是童养媳，14岁就来到了李家。李鹤谦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家庭困难姐姐早早就嫁人了。选择这门艺术的理由很简单，学什么都得先行投资，比如学乐器得买乐器，学理发得购置理发工具，只有学说评书带着一张嘴就行了。

19岁那年，李鹤谦成为福坪安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师父赐名李鹤谦，寓意是：“说书人当鹤立风雪，艺高不忘谦卑。”旧社会的师徒关系说道很多，徒弟跟师父学艺基本上是住在师父家里，伺候师父师娘，还有“三节两寿”什么的。因为两家距离很近，李鹤谦倒是没有住在师父家，但是像担水、劈柴、生炉子、扫地、做饭等家务，甚至给师父倒痰盂、倒尿罐等杂役，李鹤谦都干过。福坪安与李鹤谦签了三年合同，学徒期间没有任何报酬，偶尔的演出收入都归师父所有，三年后，学成学不成就不是师父的事了。拜师之后，李鹤谦开始了艰苦的学习之旅。每天清晨，他都会早早地来到师父的住处，认真学习评书的技巧。从咬字发音到节奏把握，从人物塑造到情节演绎，他一丝不苟地钻研着每一个细节。那个时候，所谓的拜师学艺，其实就是跟着师父在这个圈子里“熏”，师父偶尔会点拨一下，或亲自示范，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主动察言观色，寻找门道。李鹤谦深知，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在评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好在李鹤谦自身条件非常好，而且悟性极高，再加上勤奋好学，仅两年多就出徒了。用现在的话说，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21岁那年，李鹤谦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正式登台演出。开始是给师父福坪安垫场，逐渐地就变成了他和师父上下场。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时，面对着台下众多的观众，李鹤谦的心中充满了紧张与期待。当他开口说书时，所有的紧张都烟消云散了。他的声音洪亮，极具穿透力，在表演上也得到了师父的真传：幽默细腻、顿挫有力、高低错落、节奏明快。李鹤谦说书讲究“掰瓜掉子儿”，送音入耳，也就是“咬字如捉虎”。他自幼在京剧上下过苦功，嗓子亮且有膛音，“夯头子”好。很快就被观众所认可。在营口崭露头角后，李鹤谦开始独立发展，他从营口出发，一路向南，在瓦房店站住脚后，又到普兰店驻场，等到了大连时，他终于闯出了名声，也就是说，他开始挣钱了。之后他又一路向北，先后在鞍山、沈阳直至黑龙江省的各地书场演出，凭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精湛的技艺、和充满了生活气息的语言风格，在东北迅速走红。

（二）

解放前，位于今天辽南育才中学和紫文苑小区附近的区域叫“洼坑甸”，是东北地区曲艺、杂技、戏曲艺人集聚卖艺的地方之一，曾经与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齐名。《营口市志·第五卷》记载：“1924年，营口县行政公署将今西市区胜利街道办事处所辖境内的一片低洼地开辟为‘洼坑甸商场’（后称小平康里）后，逐渐成为文化娱乐集中场地。1929年至东北沦陷初期的1934年间，有专供书曲演出的群英轩（刘家）、文雅轩（夏家）、红星茶馆（杨家）、鸣祥、邬家等书馆建成。老一辈书曲艺人福坪安、固桐晟、张春山、赵玉峰、王香桂（单田芳先生的母亲）、师世元（师胜杰先生的父亲）等都来到营口在上列书馆演出过。听众到书馆入座，可以边喝茶，边听书，因此书馆又被称为茶社。”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在其遗作《江湖丛谈》中也提到：“在营口市有个洼坑甸，算是营口最繁华热闹的市场，较比天津三不管、北平的天桥不在以下。”当年很多艺人是在营口洼坑甸一炮而红，并得到观众的认可后才声名鹊起的。年轻的李鹤谦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全国著名曲艺活动家、曲艺教育家、曲艺作家孙维绵先生回忆说：“让李鹤谦一举成名的评书是《左良传》，当年他在茶馆演出时，只要宣传栏贴出演出通知，场场爆满。”李鹤谦自己说：“进茶馆的人，只要他听了我一段书，基本上就走不了了。”学徒期间李鹤谦已经把师父福坪安常演的《明英烈》《永庆升平》《大隋唐》《三侠五义》等“书梁子”背了下来，又有机会跟诸多名家学习和交流，李鹤谦如鱼得水，不断拓展艺术空间。

1953年，营口市因地制宜，组建了曲艺筹备组，李鹤谦先生和袁阔成先生、张宝殿先生等应邀参加。1958年，营口市正式成立了曲艺团，李鹤谦成为创始人之一。在曲艺团里，他不仅继续演出传统的评书节目，还加以改良和创新，整理改编了许多优秀传统书目，如《鲁达除霸》《杨家将》《野猪林》《岳飞童年》《武松打虎》《杨七郎打擂》《伍子胥》等，深受观众欢迎。1956年，李鹤谦在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由他整理改编的中篇评书《鲁十回》。这部评书以其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精湛的评书技艺，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从此，李鹤谦的名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李鹤谦开始潜心钻研新书，先后整理改编了《三打乌龙镇》《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节振国》等，在电台播放，同样深得好评。进团之后，李鹤谦的表演舞台已经从茶馆转移到了剧场。表演空间大了，就需要大幅度的肢体语言配合。李鹤谦为了练习身段，精准掌握表演上的一招一式，他特意从大连请来了一位姓陈的武术大师，学习通背拳。那段时间，营口曲艺团的演出经常是两档评书，袁阔成先生、李鹤谦先生两位大家同台竞艳，观众乐此不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鹤谦的评书艺术日臻成熟。他的评书作品，成为评书界的经典之作，被当时的评书艺人竞相传颂和模仿。1962年，李鹤谦先生和袁阔成先生一同受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书，李鹤谦录制了中篇新书《南方来信》和多个评书小段。老哥俩都好喝两口，两个月下来，俩人不仅花光了当月工资，还伸手跟家里要钱，引起了双方家属的极度不满。《南方来信》这部评书不仅展现了李鹤谦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炉火纯青的评书技艺，更体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通过这部评书，李鹤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评书界的声誉。

　　在书场和电台的演出中，李鹤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评书热情饱满、粗犷豪放、泼辣大方、雅俗并置，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洪亮的嗓音，即便是千人剧场，不用麦克、不借助音响，也能把声音清晰地传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他善于运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肢体动作，将故事情节展现得淋漓尽致，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在《野猪林》中，他形容解差董超、薛霸的吃相：“那真是迎风的膀子旋风的筷子，拖住了大牙，垫住了底气，抽开了肚子头，甩开了腮帮子，吃的鸡犬落泪猫狗伤心啊。”这种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仅让观众忍俊不禁，更让故事充满了生动性和趣味性。再比如，鲁智深出场后：“俩解差一看就花和尚独自一人，就要跟他决斗，哼哼哈哈哈哈……”这笑声借鉴了京剧表演模式，与京剧舞台上袁世海先生塑造鲁智深的艺术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声震野猪林，俩解差没动手先胆怯六分，活脱脱一个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合适又对劲。”——这句经常被别人引用的话就是他发明的。李鹤谦还善于调动观众的情绪，与观众形成良好的互动。他的评书语言自然流畅，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经过精心设计。他能够根据观众的反应，灵活调整评书的节奏和内容，让观众始终保持高度的兴趣和参与感。他的评书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更让观众在欣赏中得到了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升华。在李鹤谦之前，评书艺术多以传统的长篇大论为主，形式相对单一。李鹤谦则大胆创新，将短打书的艺术形式发扬光大。他的短打书，如《大八义》《小八义》《童林传》等，情节紧凑、人物鲜明、语言生动，深受观众喜爱。这种短打书的形式，不仅丰富了评书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后来的评书艺人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一位网名叫“海牛”的听众评价说：“鹤老塑造的人物鲜活，语言韵律十足，声口气韵功力深厚，迟急顿挫、节奏把控、起伏跌宕。快如疾风暴雨，缓若小桥流水，气势如惊涛骇浪直冲天际，情感态势入耳入心催人下泪。让人听了，能感受到中国语言文字之美，莫名地想跟着一起律动。”

（三）

正当李鹤谦的评书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李鹤谦莫名其妙成了“国民党特务”，蒙受了不白之冤，被关进了“牛棚”。一时间大街上贴满了“打倒李鹤谦”的标语，李鹤谦时不时地被押到广场上批斗，还挨过一次打。李鹤谦全家的生活一落千丈。此前，李鹤谦的月工资能拿到147块钱。被关押后，李鹤谦每个月只能领到30块钱。与此同时，李鹤谦的妻子因为拒绝检举揭发李鹤谦的所谓“罪证”，被营口服务行业的一家单位开除公职。李鹤谦到手的30块钱还得孝敬后妈15块钱。这样一来，全家每个月就靠15块钱的生活费活着。那个时候李鹤谦的大女儿下乡到了复县，二女儿辍学，大儿子念中学、二儿子和小儿子念小学。1969年12月27日，李鹤谦一家被遣送到海城县中小公社的中小大队第三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在这期间虽然他的生活、工作、以及人身都受到限制，但是他对评书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没有改变。先后创作改编了评书小段《英雄虎胆》《三代人》（取材于《红灯记》）等。1970年，李鹤谦在海城县广播电台录制长篇评书《艳阳天》。这部评书，展现了逆境中的李鹤谦生生不息的艺术才华和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在劳动改造期间，李鹤谦除了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之外，还真没遭过其它罪。这得益于他有一门出色的铁匠手艺和触类旁通的其它技艺，闲暇时间，他时不时地为张家盘个炕啦，为李家打个烟筒啦，为赵家做个水壶啦等等。李鹤谦干这些活跟他说书一样细腻。李少武说：“像盘炕这类脏活，我爸是穿着白汗衫干的，干完活居然纤尘不染。”一次，有位青年人扛来了一辆车圈被撞扭曲了的自行车找到李鹤谦。李鹤谦一看，那是一辆原产日本的自行车，非常娇贵，一般人根本不敢上手。李鹤谦看了一眼就琢磨出门道来。他对那人说：“你先办别的事吧，这玩意挺麻烦，我得慢慢弄。”等那人离开后，李鹤谦上去一脚就把车圈踹复原了。李鹤谦说：“其实没有那么多原理，怎么撞瓢的，再把它撞回去就完了，掌握好尺寸劲头就行。”在说书上，李鹤谦的“尺寸劲头”也同样奏效。他精湛的手艺和忠厚的性格博得当地人的赞誉，经常被老乡请到家里做客。那几年生产队也不怎么安排他干农活，只是让他定期给村民读读报纸、讲讲政策等等，一直把他当作“手艺人”保护起来。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出头之日，李鹤谦在农村还盖了房子，耐心地等待时局的转变。

1972年，李鹤谦得以平反昭雪，他开始为重返舞台做准备。但那个时候依然还有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在回城安置上困难重重，使得他重回营口市曲艺团之路异常艰难。在时任老边区区委书记的邀请下，李鹤谦不得不先落脚在营口市老边区歌舞团。当时的老边区歌舞团演员倒是不少，就是缺个台柱子，李鹤谦进团后，迅速就把整个歌舞团支撑起来。在此期间，丹东市歌舞团也向他发出了邀请，还专门派人来到李鹤谦家协调此事，承诺给房子、给子女安排就业和就学、工资待遇恢复到之前的标准。看到有这么好的条件，全家人都很兴奋，纷纷表示愿意去丹东生活。李鹤谦稍稍有点犹豫，最终还是谢绝了。李鹤谦说：“我在哪儿倒下的我必须在哪儿爬起来。”语气之坚定，一如他一脚踹平自行车车圈时说的话：“怎么撞瓢的，再把它撞回去就完了。”

1975年大地震的时候，家家都住进了地震棚。李鹤谦闲来无事，也给孩子讲，不过他在家里讲的不是评书，而是故事。当年有个传播度非常广的手抄本，叫《一双绣花鞋》，李鹤谦讲得绘声绘色，子女们听得如痴如醉，讲到关键处李鹤谦就不讲了，相当于评书里设个“扣子”。子女们一看，这哪行啊，赶紧一起上手，这个给揉肩，那个给捏脚，还有的给倒茶水，硬是哄着李鹤谦继续讲了下去。李少武说，他听了之后，吓得一宿都不敢出去上厕所。

到了1977年，李鹤谦终于落实政策，重新回到了营口市曲艺团。李鹤谦的回归，说是落实政策，其实更大的因素是：他是被热情的观众“请”回来的。在回城进团之前，营口市组织了一次全地区的文艺汇演，李鹤谦受命代表老边区歌舞团表演了一段根据杨运烈士的事迹改编的评书，表演结束后，观众群情振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李鹤谦几次谢幕观众都不让下场……李鹤谦感动得泪洒当场，当晚他彻夜未眠。李鹤谦的儿子李少武在讲到这段往事时，也哽咽着流下了眼泪。从此，“当年的李鹤谦又回到了舞台”的消息不胫而走。

经过动乱时期的折腾，那时的曲艺团已经破败不堪，原有的演员走的走、散的散，团里不得不重新招收了一批演员，相当于二次组建。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李鹤谦亲自出面，找地皮、批指标、争取经费，盖起了几处平房，为团里的肖艺、张明生等解决了后顾之忧。李鹤谦本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当年为了把辽河油田的一对优秀相声演员调进营口曲艺团，李鹤谦先后跑了好几趟，最终促成了此事。李鹤谦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对待同事、对待邻里有求必应，所以他的群众关系特别好。

1978年，李鹤谦代表营口市曲艺团参加了全省曲艺汇演，演出的评书《古城星火》被评为优秀节目。同年，全国开始恢复传统书目，李鹤谦在营口广播电台录制了长篇评书《杨家将》。这部评书共90回（也有120回之说，这和剪辑有关，有的台要求时长23分钟一回，有的台要求时长29分钟一回）。《杨家将》是营口市“文革”后在电台播出的第一部传统评书。在录制过程中，李鹤谦克服了种种困难，面对多方压力，还请教过大石桥的同辈老艺人雷秉安先生。最终才得以完成。李少武说，他亲眼看见他的父亲成宿连夜地构思和整理这部书，困了就把毛巾紧紧地勒在头上。家人劝他早点休息，李鹤谦说：“我不整理出来明天进录音棚说啥呀？”《杨家将》是李鹤谦的代表作之一。讲述的是北宋初年杨延昭一家保家卫国、抗击外敌的传奇故事。李鹤谦把舞台上的成熟经验同样带进了录音间，将杨家将的英勇无畏和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评书迅速在听众间引起了轰动，成为评书界的经典之作。《杨家将》的录制成功，让李鹤谦的名字再次成为全国评书界的焦点。后来，这部书被营口电台推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全国优秀长篇评书展播”，并在这次展播中被评为一等奖。当时，全国有95家省、市电台同时播放这部评书，还专门有个频道对台湾同胞进行广播。李鹤谦的声名响彻大江南北。一时间，全国各地来找他学习的、交流的、探讨的人络绎不绝，单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刘兰芳先生都是李鹤谦家中的常客。全国著名曲艺作家、评书表演艺术家郝赫先生说：“1962年，我去田庄台跟李老学了七天《赤胆忠心》（节振国的故事），吃住都在他家。李老念梁子，我记录，李老非常热情、无私。”有一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带队来营口演出，特意把李鹤谦先生请出来给上块活。还有一年，侯宝林大师到辽宁演出，李鹤谦受邀和侯大师同台演出。1981年，李鹤谦在病中录制了长篇评书《吴越春秋》。这部评书以其宏大的历史背景、丰富的人物形象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再次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大师级人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李鹤谦被诊断出患有胃癌。面对病魔的折磨，李鹤谦不顾医生的多次劝告，为了给广大听众留下更多的评书作品，在身体明显不支的情况下，他赶录了长篇评书《古城风云》。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完成这部书的录制工作，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1983年，李鹤谦在河北石家庄治疗时已经病危，在途经北京时，袁阔成先生专程赶来探望，还让他的学生、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田占义为李鹤谦先生在火车站附近安排了一家旅店休息。转车时，相声名家李国盛抢先把弥留之际的李鹤谦背上了回营口的旅客列车，李鹤谦的二儿子、二女婿贴身陪护。车到兴城时，李鹤谦先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年仅56岁。后来，锦州市文化局动用一切力量，雇了一辆大卡车把李鹤谦先生的遗体运回了营口。

（四）

李鹤谦先生留存于世的评书作品非常稀少。在网上现在整段的录音就是《野猪林》，其它留存像《伍子胥》《鲁达除霸》等，也是只言片语。所幸的是，李鹤谦先生的90回《杨家将》，经过李少武携家人全力抢救，在营口电台的仓库里翻出了86回，后又从别的渠道找出2回。李鹤谦先生的生前好友、曲艺作家赵博先生曾经找到李少武，想要整理李鹤谦生前留下的文字资料。当李少武把资料送过来时，赵博先生看到的却是一摞子“天书”。这些资料都是李鹤谦先生手记的“书梁子”或每部书的提示性语言大纲，大概除了李鹤谦先生本人，没有人能看懂。当年李鹤谦先生进录音棚的时候，手里只带一张卡片，半个小时一气呵成。不像现在有些演员，在舞台上基本上就是背书，根本谈不上是说书。据营口市歌舞团的退休曲艺演员李奎宝提供的信息，他曾经“手录”过李鹤谦先生的《野猪林》书稿，现在就保存在他的家里。据营口电台的主持人汪洋提供的信息，他的手里存有李鹤谦播讲的《吴越春秋》第八回（仅此一回）。据李少武提供的信息，李鹤谦先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过《节振国闯出小刘庄（1、2）》《虎口拔牙》《卖椰子的老大娘》等，确有录音资料留存；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也应该有李鹤谦先生的录音资料留存。据当年刘家茶馆（群英轩）的后人、现年87岁的刘国玺老人回忆，福坪安老先生过世后，群英轩全靠李鹤谦这面大旗支撑门面，从小就在茶馆里长大的他至今还能背诵李鹤谦先生说的人物赞、景物赞十余段，刘国玺老人还亲自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李鹤谦先生对评书最大的贡献是他和袁阔成先生一起，改革了传统评书的表演模式，敢于撤掉桌子、脱掉大褂、把全身亮相给观众。此举相当于评书界的一场革命。堪比侯宝林大师当年领导相声改进小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相声从撂地带进的剧场。在这之前，说书先生只能依托于书馆，在桌子后面说书，很难融入到综艺晚会之中。李鹤谦和袁阔成把评书从书馆带到剧场后，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当然也招致很多阻力和谩骂，但最终都为两位先驱者无懈可击的舞台表演艺术所折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的曲艺院团纷纷派人来营口市曲艺团取经、学习，营口评书因为有了这两位大师的领航，乘风破浪，一路高歌。复旦大学哲学教授陈果说：“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相互识别，相互欣赏，相互珍惜。”李鹤谦和袁阔成就是这样的一对奇人。他们是业务上的竞争者，生活中的好朋友，他们互相刺激，互相启发，互相汲取，共同精进。可以说他们之间缺了谁，都会少一分追求的动力，都不可能达到如日中天的艺术高峰。

　　跟袁阔成先生一样，李鹤谦先生生前没有正式收过一个徒弟，子承父业的只有他的二儿子李少波，李少波后来成为营口市歌舞团的评书演员。李鹤谦的弟弟李兰普（李国庆）也是一位评书演员，李兰普的儿子李少朋从小就长在李鹤谦家，他是真正得到过李鹤谦、袁阔成两位大师真传的评书演员，后来考到了大庆市歌舞团，是李鹤谦下一辈的评书名家。李鹤谦先生的学生倒是有很多，他曾经在营口市工人文化宫办过几期评书培训班，已经成名成家的刘振波先生、孙晨先生、黄梦如先生等都听过他的课，有的还得到过李鹤谦先生一对一的点拨。李少武说，李鹤谦先生应该有个口盟徒弟，叫庞德惠，李鹤谦先生下葬时，庞德惠执弟子礼，跟李鹤谦的儿女们一起跪拜。李少武还说，李鹤谦先生还有一大遗憾，生前他写了很多份入党申请书，并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最终也没能如愿。

　　李鹤谦先生生前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曲协辽宁分会会员、营口市文联委员。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充满了传奇与辉煌。李鹤谦的评书艺术，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峰，屹立在评书界的历史长河中。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对后来的评书艺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评书代表性传承人连丽如先生在评点几大评书名家时说：“只有我和袁阔成先生说的书叫评书，刘兰芳先生、单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说的都叫‘大鼓白’。”意思是只有她和袁阔成先生是正儿八经评书门出道的，其他几位名家都是从西河大鼓或东北大鼓门改道说评书的。且不说连丽如先生的结论是否有失偏颇，至少她漏掉了李鹤谦先生。因为李鹤谦先生师承北京评书艺人福坪安老先生，是正根正派的、与袁阔成先生同一辈分的评书表演大家。

（2025年5月3日）

　　（本文的采写过程中得到过李鹤谦先生的小儿子李少武全程配合，得到过李鹤谦先生的侄儿李少朋的指点，得到过当年刘家茶馆的后人刘国玺老人提供的手记回忆材料，得到过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汪洋提供的音频资料，得到过李鹤谦先生的近邻杨跃革先生和杨家茶馆后人杨勇的口述回忆资料，得到过沈阳曲艺团团长穆凯先生、全国著名曲艺作家郝赫先生、辽宁省曲协副主席耿柳老师、全国著名曲艺活动家孙维绵先生、曲艺名家李奎宝先生、秦皇岛曲艺评论家王达超先生、评书老艺人陈洁先生、北京城市学院张伟老师、评书演员郑勇、评书演员金磊等提供的相关信息，在此一并致谢！）

　　李鹤谦：（1927—1983）原名李国安，祖籍天津。9岁上学，早年随父亲学习打铁。19岁拜师福坪安学说评书。21岁登台演出。1958年加入营口市曲艺团。1983年病逝。在四十年的艺术生涯里，他整理改编了《鲁达除霸》《野猪林》等诸多传统评书。1960年后，开始潜心钻研新书，改编表演了《三打乌龙镇》《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节振国》等，在电台播放，深得好评。李鹤谦的评书艺术，不仅继承了福派评书幽默细腻、顿挫有力、“咬字如捉兔”的艺术特色，而且热情饱满、嗓音洪亮、粗犷豪放、泼辣大方，富有强烈的感染力。1969年，被遣送到海城县中小公社的中小大队。1972年平反昭雪，1977年重回营口市曲艺团。1978年在营口广播电台录制的长篇评书《杨家将》，是营口市“文革”后第一部传统评书在电台播出。同时，被营口电台选送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优秀长篇评书展播”，被评选为一等奖。1981年他在病中录制长篇评书《吴越春秋》，1983年在身体明显不支的情况下，又赶录长篇评书《古城风云》，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成这部书的录制工作。同年，李鹤谦病逝，享年56岁。他生前是中国曲协会员，中国曲协辽宁分会会员，营口市文联委员。

　　赵树发，男，1964年出生于辽宁盖州，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过诗集、诗评集、杂文集、曲艺作品集。辽宁省第七届曲艺牡丹奖（创作奖）获得者。“小说北2830”成员。曾经在营口市曲艺家协会主持工作12年，在营口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持工作13年。现任营口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营口市曲艺家协会评书专业委员会会长，营口理工学院文艺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