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与俄语班

一盅清茶

时代的一个转弯，常常就是一代人的白白付出。

我的小学是在“中苏友好”的浓烈气氛中度过的。穿的是“苏联大花布”，唱的是“莫斯科-北京”，崇敬的是卓娅和舒拉，外语自然就是学俄语，说“哈拉硕”了。

三年级正逢“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到处都在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老师也真诚宣布：“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的国家”。

在学校里欢迎过苏联客人。在篝火晚会上，那些苏联人跳起古怪的舞蹈，是蹲着跳的，把我们逗的哈哈大笑。后来大饥荒来了，苏联人也不见了。

在这个气氛下踏进初中校门的我，被分到了俄语班，在不自觉中偏离了世界潮流，在最好的年龄错过了最有用的英语，也使自己错过了不少机遇。

踏进中学的大门，有一半班级学俄语。曾经听到隔壁甲班的“老油条”说过一句“俄语没有英语用处大”，不过他和我都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他的志愿是考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俄语系，我则是“跟着走，没目标。”

学校的俄语老师是凑齐的：从英语专业转过来的，从音乐老师改行的……当然也有正宗的俄语老师，王敏老师就是一位。

她个子不高，两广口音，原是俄语翻译，教这些顽劣的小屁孩十分不适应。她的课堂就像战场，经常向浪费时间的学生愤怒地扔掷粉笔头。因为我的俄语常常满分，而且擅长发卷舌音，所以她看我的眼神柔和了许多。

一学期以后，王敏老师随丈夫调到昆明。在最后一节课下课后，她在讲台迟迟没有移步，是否在留恋她曾讨厌过的小屁孩？

邻居任天明有一个苏联的通信朋友尼古拉，是学校分配的，住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就是那个后来被俄罗斯炮轰的城市。尼古拉写的俄文信我们都看过，字母歪歪斜斜，没有我写的端正。我想，等我到了高中，也会分配一个通信朋友给我的。

小学里还没有读过“静静的顿河”，但是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已经熟读过多遍，暑假电影也看过“夏伯阳”、“丘克与盖克”。升高中之前，我在父亲的陪同下，到新华书店买了“俄汉词典”和俄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准备大读一场。

此刻“中苏大论战”已经如火如荼，虽然双方都互称“同志”，但已不是“达瓦里希”了。

下农村了，我在行装中放进了“俄汉词典”，又顺应形势地放进了“毛泽东诗词俄文版”、“朱赫来遇险记”，当时还不知道以后会与它们彻底告别。

我后来的职业道路上，已经没有俄语的任何空间，我也在七十年代末转向了英语。

学了俄语而又发挥了作用的是邻居任天明。九十年代初他从上海的工厂里办理了留职停薪，倒腾起高压锅和羊毛衫。因为他学过俄语，就走起了边境贸易，把货带到俄罗斯换回望远镜和“基洛夫”牌手表。他说，常常到半路的新西伯利亚城货就全部脱手了。他说基洛夫表很结实，在柜台上摔几下都没事，好卖。

他说这一年赚的钱比他一辈子在厂里赚的还多。在他拍摄的彩色幻灯片上，我看到了熟悉的塑像，工人高举铁锤、农庄女高举镰刀，就是当年苏联新闻片的开头。

他已经忘记当年那个通信朋友的名字了，还是我告诉了他。他在嘴里念了几遍“尼古列、尼古列”，记住了。

在历史的轨道上，我们拐了一个“中苏友好”的小弯，远离了英语，也偏离了发展的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