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舅爹爹一家

Walt Wang

作者 王殿伦

2025年4月29日晚，我突然接到常州表弟学明打来的电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平时我们大多通过微信联系，很少电话联系。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表舅，于当日因病去世。那一晚，我失眠了，多年来我与舅爹爹一家交往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舅爹爹是我母亲的亲舅舅，他与舅奶奶育有两子一女。长子、次子，我分别称作大表舅和二表舅，女儿我称她为小姨娘。舅爹爹原籍苏北泗洪，解放初期辗转至常州，并在那里定居。

儿时，我曾随母亲前往他们位于戚墅堰的家。随着年龄渐长，母亲因工作无法脱身，我便常常在寒暑假独自前往舅爹爹家，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那时粮食按人定量供应，每月多少斤全凭粮票，但舅爹爹、舅奶奶从未因多一个人吃饭而流露出丝毫不快。

他们家人口比较多，住得也较为紧凑，我便与舅爹爹、舅奶奶同住一间，床就放在他们的床对面。夏日的晚上，舅爹爹总是掀开我床上的蚊帐，用蒲扇为我驱赶蚊虫。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关怀备至，更在经济上给予我们诸多帮助。

记得有一年暑假，市面上流行一种蓝色汗衫（其实就是如今的T恤，那时尚无此称呼）。我年少不懂事，在舅爹爹面前流露出想要一件的心思，他便立刻出门为我买来一件。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满足，更是深沉的爱。

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1969年年初，我响应伟人号召，准备赴苏北“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苏北冬季的寒冷远甚于南京，我急需添置些衣物。母亲每月工资不过十几元，实在无力购买，只能让我写信向舅爹爹求助。舅爹爹接信后，立即与舅奶奶赶到南京，带来了20元钱。母亲用其中的15元买了一只柳藤箱，给我装载各种生活用品和书籍，剩下的5元买了块布，为我缝制了一件厚实的外套。当年的20元，几乎是舅爹爹半个月的工资，而舅奶奶在火车站从事装卸工作，装卸煤炭等货物，这是个苦脏累的活，工资低，劳动强度大。舅奶奶身材瘦小，干这份活尤为不易。那20元，是她用锹一锹锹挖出来的血汗钱啊！

舅爹爹、舅奶奶的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聊以自慰的是，十多年前，我带着妻子、儿子、儿媳、女儿一起前往常州探望尚健在的舅爹爹，略表心意。二老去世后，安葬于泗洪老家。我曾回过他们的故乡，但因行程紧张，未能来得及赴坟前祭拜。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再去一趟泗洪，在他们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在舅爹爹家，我接触最多的是大表舅，因为那时二表舅已应征入伍，多年不在家。大表舅比我年长十多岁，早期曾在当地税务局工作，负责对运河沿街摊贩征税。他穿着税务局发的蓝色长大衣，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搀着我同行。那时征税制度尚不完善，征多征少，甚至征与不征，全由他说了算。摊贩们见他过来，都纷纷起立打招呼，可见他当年的威风。

大表舅关心时事政治，经常给我讲国家大事。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紧张，他便向我讲解什么是“修正主义”，中苏关系为何破裂。他说，“修正主义”是指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试图“修正”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是伟大的真理，是不能被“修正”的，所以我们称他为“修正主义者”。我那时年仅十四、五岁，并不能真正理解，只是频频地点头。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搞不懂什么叫修正主义。至于中苏关系为什么破裂，直到近年来我在家附近的金陵图书馆读到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以及沈志华先生根据苏共档案编写的研究资料，才知事情原委：苏共作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在国际共产主义大会上，甚至当着我国领导人的面批评我们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对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进行严厉批评。身为莫斯科工业大学毕业的赫鲁晓夫，很清楚“小高炉”根本炼不出合格的钢材，最终结果是劳民伤财。这自然引起了我们民族自尊心极强的领导人的不满，终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彻底破裂。

二表舅参军后，部队先驻山东肥城，后调往山西太原。他常从部队寄信给我，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三、四年级，在当时，收到信封上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队”字样的信件是何等的荣耀？他还寄来一张身穿军装，英俊帅气的照片，这张照片我至今仍珍藏在家中。

二表舅退伍回常后，我和母亲去常州看望他。饭桌上，他拿出一瓶山西汾酒，刚一启瓶，酒香四溢，足见当年汾酒的质量之佳。他后被分配到运河边一家制药厂工作。有一天，他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我去厂里参观。厂里生产胶囊药，糖是必需品，他特地找来些糖，冲了一杯糖开水给我喝。六十年代，糖属计划物资，凭票供应，一杯糖水，尽显深情。

如今，舅爹爹、舅奶奶、大表舅、二表舅都已作古，但每每回想起与他们相处的岁月，仍思绪万千，难以释怀。

舅爹爹、舅奶奶、两位表舅，我们永远怀念您！

您的外孙、外甥：王殿伦

2025年5月2日 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