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与顺民作朋友

石凡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顺民在我们那个文学风气很浓的边陲小县就有了些名气。那时他还在上大学，时有长短不等的小说见诸报刊。大学毕业，顺民任教于河曲中学，其间县委和政府办公室数次提调于他，而河曲中学惜才不肯放人。直到1995年，他才如愿到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山西文学》编辑部工作。也许是由于我历来的孤陋寡闻，也许是由于我后来离开家乡到外县去工作，总之那时我竟对顺民一无所知。

我第一次听说鲁顺民，是2001年在我的文友、作着河曲县副县长的文才那里，文才向我说起他的文学创作，说起他的文学交往，话题自然而然就扯到了河曲的几位知名作家，扯到了鲁顺民身上。记得文才如是说：顺民文笔有大家气度，前途不可估量！可惜那时我连顺民的一篇作品都没有看过——自从“投笔从戎”改了武行，我几乎是不读书，不看报，更不用说看小说了。

我与顺民的交往，始于我的旧体诗词集《海红集》的出版。其时，在《山西文学》编辑部作编辑的鲁顺民，正和该刊主编、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编着一套文学丛书，经文才引荐，我认识了鲁顺民，经顺民举荐，我的《海红集》有幸跻身其间。

鲁顺民

　　那时我已离岗，闲居河曲老家。失去了车马之便又年过半百的我，到一趟太原成为犯愁的事情。于是我便把出书有关事宜，包括校对那样的苦差事，一应全委托了顺民。他在为我全力操办的同时，请了著名诗人张承信先生为诗集作序。那序言写得简短而精湛，不愧行家手笔。我在感谢张承信先生的同时，自然也十分感谢鲁顺民。

自此，我们的文学交往便没有间断，因为在随后的几年间，我又先后出版了《人生》、《苦旅》以及这本《文集》，每次都离不开顺民的帮助。虽没了车马之便，但为了要出书，也不得不奔走于河曲——太原之间。每次到太原之前，我总是先给他挂个电话，问清他两点：第一，近日不外出，第二，近日不太忙，这样我才动身。到了太原，就直趋南华门东四条那个不规则的大院；进了大院，就直上那幢修建于文革之前的破旧小楼。顺民总是在家等着我。进门先给我倒一杯热茶，杯子不大，茶叶放了厚厚的一层，喝三遍过来还是苦味浓浓。然后就坐到电脑前直奔主题，为我服务：设计封面，编排版式。边做边问着我：这样行不行？那样好不好？有时候很随和，三番五次按我的意见作改动；有时候很武断，一句话就把我的意见枪毙了。两代人的审美观念自然有别，大抵我的观念是囿于陈俗而近乎迂腐，所以我对顺民心服口服，心想：这个作家什么事也作得。

　　有时候忙到中午，他就留我吃饭，是地道的家乡饭菜，若我要请他到馆子吃一顿，他就找种种借口推辞。当然偶而也赏脸一回。

省作协那座大院里，还有我的一位非同小可的同窗学友——作着文联副主席的燕治国兄，每次就餐，我们三人总是找一个档次不是很高的小酒店，找一个僻静的小角落，要一瓶牛栏山二锅头，围坐小桌，边喝边谈，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谈家乡，谈往事，谈他们的文学创作，谈我的班门弄斧；谈得投机，谈得畅快。他称治国为“老师”，而称我为“叔”，这叫治国兄听了好生的嫉妒，当着我们的面就说出来：看顺民人家称你为叔，就不称我叔。我说那“老师”比“叔”可金贵呀，老师是随便能做的吗？在与顺民交往的过程中，如同他揣摸我一样，我也在揣摸他，观察他。顺民中等身材，白净面皮，有着一双狡黠的丹凤眼，两道别致的慧星眉——算命先生说长这种眉的人有着刚直不阿的脾性，天地不怕的胆量，据说海瑞和王安石长得就是这种眉。顺民快人快语，直言不讳。甚至犯忌的话他也会脱口而出。

顺民少时捣蛋，上学期间任多厉害的老师也管他不得，惟王选良伯乐识驹，施教有方，才把他扭向学业正轨，故顺民视

王选良为恩师，尊崇有加。顺民有好酒量，一次喝下半斤六两不醉。但他喝酒有节制，也不强人所难。不像有些年轻人，仗着自己能喝几盅，便吆五喝六，强加于人。这就让我这个不胜酒力而又反感强加于人的人对他高看一眼，亲近几分。对顺民他们这一代人，过去我向来是畏而远之。他们出生在文革初期，长成于动乱年月；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又逢改革开放。时代造就了他们这一茬人，头脑里没有框框，思想活跃得怕人；他们从不把什么领导、权威、伟人放在眼里，一论出口，语惊四座，令人瞠目结舌。譬如对毛泽东，他们何曾有过一丝的迷信？！而我辈，虽然是文化革命的直接受害者，但对毛非但没有丝毫的怨恨，反而自始自终是尊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代沟”吧。正因为如此，我初和顺民打交道时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一言不慎，一行不周，引起这个年轻人对我的反感。然而数年交往下来，顺民非但没有厌烦我，反而跨越代沟接纳了我，并且把我当作了他的“忘年交”，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了！我一个无职无权，行将退休的糟老头，大小事为人办不得一件，只能给人增添麻烦。以当今社会“刮风下雨”，你来我往，互为利用，并不算势利的交往原则论，人家顺民有什么义务非得为我操这个闲心？纵然出于乡人情面，不便拒绝，应酬一二也就够意思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搅扰于他，

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而他却全无敷衍，一如既往，待我以实诚。有时事忙了，最多笑着开我一句玩笑：“这个老汉，真能搅人！”以至到后来，我竟把初时的那种小心翼翼丢到了九霄云外，有一次竟冒冒失失把他放在地上为我泡茶的暖瓶撞翻打了个稀烂。开水漫下半地，他妻连忙过来收拾，但脸上并无不悦，而是一脸的嘻笑。虽然如此，我好觉过意不去，有心上街去买一把新壶来，又怕顺民臭骂，遂也只得作罢。顺民的家庭是那种最完满的类型。他的父亲是我初参加工作就知名的村干部。顺民娶河曲县城最有名望的老中医谢三仁先生的三闺女蓉梅为妻。说谢老先生有名望，不仅在于他精到的医术，更在于他仁和的医德，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那可是有口皆碑的呀！谢老先生退休以后，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诊所，每日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名符其实的“门庭若市”。我居源头湾那阵，但凡有个头昏脑热，阴阳失调，总是到谢老家中求治。药味不重，花钱不多，药到病除。谢老夫人待人一样的随和热情。这样的家庭熏陶出来的子女，其品行道德可想而知。蓉梅贤惠善良，热情大方，工作之余，相夫教子，是顺民的贤内助。蓉梅的哥哥谢培育在电厂工作，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交识了的，我那时在县委通讯组工作，培育曾到我们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来学习。培育后来作了电厂的副厂长，还为我焊过一个土

暖气炉子呢，一家都是好人。近几年我闲暇无事，在诌诗的同时研究人生，研究爱情，研究婚姻家庭；多有感悟在心，条条记录在案。比如我说：“人生以有贤妻良夫为第一的福份，以有孝子淑女为第二的福份，以有慈母严父为第三的福份，三者并完为全福之人，然十中无一也。”顺民就是这难得的十中之一的全福之人。和有的朋友相处，你得陪着他为那些父母不仁、子女不乖、夫妻不和的破事烦心；和顺民打交道，绝无此类阴霾。我和他交往数年，心情舒畅，百无禁忌，时时处处能感受到一种祥和之气。我一生交际不广而择友苛严，故所交朋友不多，但素质都高。步入晚年，又得了顺民这样一个“忘年交”，真是三生有幸！顺民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小说创作如文才言已见大家风度，循此路走下去，必定会有鸿篇巨著出来。但他近年却把创作的着力点放在了对农民问题的探究，不仅现状，而且历史。他写《安子村自杀之谜》，他写《380毫米分水线》，那都是关于农民问题的揭示。他甚至敢于对中国历史上那场影响了几代人生存命运的大运动进行反思，令人畏而叹之。顺民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步入文坛，他没有忘却农民，依然关注农村，他不愧是农民的儿子。顺民今年不满40岁，再过20年才到我这个年龄，但愿那时我还活着，能够和顺民共庆他文学事业的辉煌。

（王九雄2005.12.于河府小区）

作者王九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