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诸子丛书——数字解人生（荀子）》（十一）

荣华

第四章品评人物艺术（一）

一、论诸子

荀子是先秦诸子学的总结者、集大成者，这不仅成就了他个人学术思想的广阔气象，亦使之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一位自觉撰写学术总结著作的人。不过，荀子对诸子的评论，虽然因人而异，用词谨慎，批评中肯，但其中亦有供我们思考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我们评品周围的朋友颇有参考价值。此处“诸子”，仅限于《非十二子》篇之诸子。

　　1．诸子点评

《荀子》一书，评论过的“诸子”很多，这里只就《非十二子》中的“诸子”而言。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先后有儒、墨、道、法、名、阴阳、兵等学派，先后有孔子、子思、老子、庄子、孟子、墨子、公孙龙子、惠子等，不过，大师辈出虽然是好事，但也带来了一个麻烦，所谓“百家异说”，影响思想统一，影响社会安定，特别是，其中有些在荀子看来是“邪说”的，就不得不批判，不得不检讨了。

评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非十二子》）谓它嚣、魏牟两个放纵情性，恣肆放荡，行为如禽兽，不能和礼义合拍，也不能与政治原则相合。

评陈仲、史鳍：“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非十二子》）谓陈仲、史鳍抑制人之情性，偏离正道，避世独行，不循礼法，以标新立异为尚，不能和广大民众融为一体，也不能彰明忠孝的大义。

评墨翟、宋鈃：“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非十二子》）谓墨翟、宋鈃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不重视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和人之间差异的存在，不能容忍君臣有上下的差别。

评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非十二子》）谓慎到、田骈推崇法却没有法度，看不起贤能的人却喜欢另搞一套，上则唯君主是从，下则与世俗合流，整天谈论制定法典，但反复考察之后，便发现它们迂腐而找不到归宿点，不能用这种人治理国家、确定名分。

评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辨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非十二子》）谓惠施、邓析不会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也不造成礼义，却嗜好钻研一些奇谈怪论，玩弄一些奇异的词语，非常明察但一点用处都没有，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做了许多事而成效小，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纲领。

评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非十二子》）谓子思、孟子大致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能知道他们的要领，却还以为自己才华横溢、志向远大、见闻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称之为“五行”（此处五行非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常），非常悖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言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并郑重其事地说：这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用道统论的观点来看，荀子其实认为思孟一派实际上不能代表儒家正宗，反而是错误地理解了儒家的学问。

荀子评论诸子，纵横捭阖，气象雄阔，寥寥数笔，就简明扼要地将诸子的思想梳理了出来，既显示了荀子广博的知识储备，又突出了荀子敏锐的学术目光，同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历史上评论诸子的典型文章还有《庄子·天下篇》和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这两篇文章可以与荀子的《非十二子》相媲美。首先说一下《天下篇》，《天下篇》主要点评了百家之学中的如下几派：墨翟、禽滑离一派，宋平、尹文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一派，惠施一派，桓团、公孙龙一派。这些点评到的学派与荀子有很多相重合的地方，比如墨翟、慎到、田骈、惠施几个人就都提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短小精悍，观点鲜明，学派之间划分得很清楚，主要评论了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这也与荀子的《非十二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2．推崇仲尼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前就有弟子对他很推崇了，如颜渊曾经赞叹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子贡也曾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这都是赞扬孔子的学问渊博、人格高尚、道德崇高。到了孟子则说：“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已经把孔子视为圣人，而且以孔子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可见，孟子对于孔子也极为推崇。荀子对于孔子是如何看待和评价的呢？他虽然对先秦诸子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但他对孔子却始终是十分推崇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荀子对于孔子在儒家学派中地位的提升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

仲尼长，子弓短。······仲尼之状，面如蒙倛。（《非相》）

这是荀子对于孔子相貌的评论，他说孔子体长、高大，但是容貌丑陋，所谓的“蒙倛”指的是古人驱鬼时戴在脸上的一种狰狞丑恶的面具。荀子在此处没有把孔子描述成一个帅哥，而是地地道道的丑男，其原因更在于肯定孔子的才华和能力，肯定了即使是丑陋之人也可以通过后天道德修养成为圣人。圣人和面貌无关，只和德行有关，孔子不是帅哥跟他是圣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荀子对孔子面貌的描述丝毫没有削弱孔子的权威和高大形象，反而更让我们钦佩孔子的高尚品格。接下来看荀子对孔子的从政经历的描述。他说：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必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

孔子做鲁国司寇，司寇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长兼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公安部部长，管理鲁国的司法事务，直接反映了孔子的行政能力。不过对于这种能力，荀子把它描绘成一种“正己化人”的典范。孔子上任后，沈犹氏再也不敢做早晨让他的羊通过饮水使体重增长后再卖给其他人这种欺诈的事，公慎氏马上把淫乱的妻子休掉，奢侈浪费不学无术的慎溃氏逃到了其他国家，鲁国卖牛马的商人不敢抬高价格，而乡里年轻的子弟都更加孝敬顺从，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用暴力手段完成的，都是孔子的德行感化了世人。所以荀子认为，孔子在朝堂则能美化朝政，在乡里则能美化风俗。这也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因此，荀子认为，孔子是超越在“十二子”之上的。他说：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非十二子》）

在荀子看来，“十二子”是无法和孔子相提并论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孔子的地位是“十二子”所不及的。孔子虽然住无立锥之地，但天子诸侯不能与之争名望；虽然只是大夫的身份，但没有他，一个诸侯国的国君不能单独任用，一个诸侯国不能单独容纳，他的盛名等同于诸侯，各国诸侯没有不愿意让他来做臣子的，这就是孔子的崇高地位；第二，孔子的才能也是“十二子”所不及的。孔子有能力总结治国的方针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论行动，统一治国的纲纪法度，汇集天下的英雄豪杰，并把根本原则告诉大众，用正确道理引导大众，室堂之内、竹席之上，圣明帝王的礼义制度道德文章都集中于此，太平时代的风俗蓬勃兴起于此。这就是孔子的大智慧、大才能。孔子的地位、才能均在“十二子”之上，所以六家的邪说不能侵入孔子的学说，就是“十二子”也不能够亲近孔子。这就是荀子推崇孔子的原因。

3．唯礼唯实

荀子对于诸子的点评，对于君子小人的区分，不是没有凭据地胡乱批评，那他的依据是什么呢？答案是“礼”！荀子主要以是否符合“礼”的要求作为其品评人物的标准。荀子批判“十二子”时，对他们说理的根据和说理的逻辑都有肯定，所谓“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就是说，荀子的批判“十二子”，不是因为他们说理的程序，也不是因为他们说理没有根据。那荀子批判“十二子”的原因是什么呢？从荀子的论述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十二子”不守礼。荀子说：

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儒效》）

这“理”包括“礼”和“致用”。从“礼”方面讲，它嚣、魏牟是“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陈仲、史鳍是“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墨翟、宋鈃是“大俭约而僈差等”；慎到、田骈是“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惠施、邓析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子思、孟轲是“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二是因为“十二子”不注重实用。从“致用”方面讲，荀子说：

无用之辨，不急不察，弃而不治。（《天论》）

“十二子”都被荀子判为“无用之辨”，它嚣、魏牟是“不足以合文通治”；陈仲、史鳍是“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墨翟、宋鈃是“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慎到、田骈是“不可以经国定分”；惠施、邓析是“辨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子思、孟子是“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因此，是否“邪说”，就是看其是否悖“礼”，看其是否有用。当然，悖“礼”肯定是“无用”的，而“无用”也应该是不符合“礼”的。

荀子对当时一些学者丑态也有一定的描述，虽然未曾确定说就是“十二子”，实际上，既然把他们作为批判挖苦的对象，事实上就包含了“十二子”在内。荀子说他们是这样的丑态：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儢儢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诟，是学者之嵬也。（《非十二子》）

帽子低低的，帽带、腰带松松的，面容傲慢，装模作样，浮躁不安，空虚消沉，遇上酒食、声色，就沉醉迷乱，遇上需讲礼节的场面，就烦烦躁躁，骂骂咧咧；遇上劳苦的事情，就怠慢不肯亲自动手去做，好逸恶劳，胆小怕事，没有廉耻地受到别人的辱骂批评。其实他这种批评的标准就是“礼”，这些丑态都是不符合“礼”的要求，才成为荀子批判的对象。荀子对于具有一定迷惑作用的“奸事”“奸心”“奸说”也进行了批判。他说：

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非十二子》）

奸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费力气，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百姓要求的事；奸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费心思，但是事实上并不遵循先王的法度；奸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头头是道，让人信服，但是事实上并不符合礼义的要求。其中，“奸说”事实上就是“十二子”的演说，他们对自己的观点论说得十分巧妙，不得不让人折服，但荀子认为，他们的学说在现实中并不能运用，用辩说来破坏礼义，这是国家的祸患。

4．警惕危害

荀子非“十二子”不是仅仅批评他们的观点，他有更进一步的政治要求，他要通过“非十二子”达到他的政治理想。他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非十二子》）荀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十二子”用粉饰邪恶的学说美化奸诈的言论以枭乱天下，用那些诡异奸诈、夸大委琐的言论以扰乱是非的标准，因此必须想办法阻止他们。荀子说：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非十二子》）

荀子主张，有仁义之心的人应该上效法舜、禹的政治制度，下效法仲尼、子弓的道义，这样才可以消除上述十二个人学说的消极影响。唯有如此，天下的祸害才会除去，仁人的事业才能完成，圣明帝王的事迹才能彰明。

“非十二子”的最终目标是“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就是让这“十二子”的学说都无人知晓，最后归于消灭。虽然“十二子”的学说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漏洞，但正如荀子自己所讲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是有依据和一定的合理性的，既然如此，荀子主张“务息”“十二子”的学说，未免有些文化专制的嫌疑，如果他的这个理论得到贯彻和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必然走向一法独行、万马齐喑的思想专制时代。

历史总是有些巧合和让人不可思议的，后来荀子的弟子李斯就向秦始皇建言实行了荀子的主张，不过保留的是法家的学说，不是儒家的学说。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王朝-秦朝建立。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法家以外的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

汉取代秦以后，采取了与秦朝相似而又不相同的措施。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卫绾没有直接指斥黄老之言，但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以优厚的待遇招纳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正统思想。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做法，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但是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非十二子”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一篇专门的学术总结文章，荀子区分了不同学派，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他们做了精到的解析和批判，其历史地位是无法否定的。不过，由于荀子所关注的是功利主义精神，即便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还是希望“六说者息”，或“务息十二子之说”。“十二子”乃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路径而成，在学术争鸣中有积极表现，也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对于活跃思想氛围，促进学术繁荣有极大的作用，然而，荀子“非十二子”目的是“使之息”，这是与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规律相悖的，所以，荀子“非十二子”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早通过较系统的学术总结、批判而消灭其他学派、学说的例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荀子政治上专制主张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