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对中国教育的两大贡献

李保田 老教材库

　　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人，字竹庄，号因是子。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对中国教育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作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编辑，编纂了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所创立的教科书体例，成为标准体例沿用至今，参与创立的国文学科，衍变为国语乃至现今的第一学科语文学科；二是民国时期，蔡元培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蒋维乔应邀任教育部秘书长，协助蔡元培拟订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及《大中小学学制方案》等教育制度。对普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名称、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都在“癸卯学制”基础上作了相应的改进。如规定废止读经，改称"学堂"为"学校"，初小阶段男女学生兼收等规定条文，都对后世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蒋维乔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入私塾，十六岁时曾因病辍学，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时，偶然接触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方科学书籍，令他耳目一新，对天文、算学、舆地、物理、化学等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对枯燥无味、学非所用的科举八股文产生了怀疑。自1895年起，先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舍继续深造。南菁书院设在江阴，是当时江苏的最高学府，专门研究经史、词章等。致用精舍则是甲午战争后，由原常州龙城书院经过改良后的一所书院，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其中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蒋维乔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岁的六年中，同时攻读两院课程，按月参加考试，为他的古文及“新学”打下了坚深的基础。
1901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开设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等课程。该校理化教师钟观光常在学生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蒋维乔深受影响，思想观念逐步发生发生变化，立志将来要致力于教育的改革。
1902年，蔡元培、蒋智由、叶瀚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旨在推动新式教育、传播进步思想，并为后来的革命活动提供掩护。中国教育会不仅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教育团体，还与爱国学社、《苏报》等有密切关联，对清末教育改革和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蒋维乔经钟观光介绍，参加了中国教育会。期间“习西文、东文”、“测绘”、“理化、体操”，阅《新民丛报》、《埃及近世史》、《中国魂》、《东文典问答》、《广和文汉读法》等，译《小学校令精义》、《佛国革命战史》，学识水平显著提高，于日记中写道：“余昔从事学问，无一定之目的，今岁南菁改设学堂，既到堂后，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大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自顾平昔所讲求者，普通之学尚缺如也。堂中设理化、测绘、东文、西文、体操五科，余鼓其余勇气兼习之，虽未能久，而余之思想发达实始于此。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身年方三十，亦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新旧交换亦在过渡时代也。惟过渡故，则有动力，故余今岁之动力为平生未有”。该时期的学业，为蒋维乔为蒋维乔打下了坚实的中西学基础。后因“七月二十六丁总教去世，承其后者不善办理，诸生星散，名为改学堂一年，---余皆辍业为嬉”，南菁高等学堂于无形中停顿。（《蒋维乔日记》汪家熔，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2-89页）蒋维乔随钟观光到上海，结识了蔡元培，并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的演说活动。 当时身为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任教，由于其中院五班发生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墨水瓶事件”，校方要开除全班学生，蔡元培与校方交涉无果后愤而辞职，并以中国教育会名义组织退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随及又成立爱国女学。
1903年正月，蒋维乔应蔡元培之聘，到沪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其于1903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记记载，“爱国学社总理蔡鹤庼（蔡元培---著者注）先生及学监吴稚辉先生欲予分任国文学科”；3月4日，“已将爱国女学教科辞去”；3月11日，“担任爱国女学校国文、历史、地理教科”。同时还“代《苏报》译东文，每日千字”，（《蒋维乔日记》汪家熔，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1、92页）因为担任义务教员无收入，所以他于授课之余，还经常为《苏报》翻译文稿，以所得译资为生活之用。后在中国教育会当年春季大会上被选为监察。
此时蔡元培经张元济的推荐，被商务印书馆聘为第一任编译所所长，蔡元培随及提议商务印书馆应该编纂小学教科书，并推荐中国教育会蒋维乔等几位成员来编纂教科书，蒋维乔也由此成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编辑之一。
据《蒋维乔日记》记载，自1903年润五月初一日起，开始“编教科书”，至十一月廿四日：“编《小学读本》目录”；廿五日：“编毕。计小学四年，共八册，每册六十课。内容：理科、历史各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并附录“日本人所拟蒙、小学读本资料”，“读本以教日用普通文字为主脉，其文以为国文模范。如蒙学第一年用短句、短文，字画由简而繁，造句由浅入深，排次关系须留意”、“读本材料由各种事项选用，务须多涉方面，不偏一隅。譬如蒙学堂教材有地理、历史，读本缺此种材料，不可谓得当”、“读本中插用绘图务求精美，否则减文章品格，杀儿童兴趣，致使教授无效果”、“材料排列以各种事项彼此交互错综，不偏不倚，否则生徒恐起厌倦之念”。选用分类材料包括理科、农业、商业、工业、地理、家事、卫生、法政、杂目等。（《蒋维乔日记》汪家熔，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8-111页）十二月初二日，“张菊翁（张元济---著者注）来，述蒙学读本东西各国考定者皆以笔画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午后日本人小谷重、长尾慎太郎来，遂与张菊翁、高君梦丹（原文）会商体例，至五下钟议毕。定第一册为六十课，每课又分为二，第一课至第六课皆用单字（半课四字，一课八字），六课至十课二字相联（半课六字至八字），第十一课至二十课二三字相联（半课十字），第二十一课至第四十课短句（半课二十字），第四十一课至六十课短文（半课二十字），自六课以下加入生字，每半课四字，十一课以下递加至五字，晚间试编成八课，拟明日午后再会议”。（《蒋维乔日记》汪家熔，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4-115页）可知《最新国文教科书》最初的名称为《小学读本》，其册数为八册而不是十册，其中第一册在调整编辑思路后再行重编，而蒋维乔一晚竟然编纂了八课；编纂《最新国文教科书》参考了日本的小学读本理念，借鉴了按课次限定课文字数等合理因素，但并不等同于日本的小学读本，日本也没有小学读本体例及教科书体例。是书更多的还是借鉴了《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蒙学读本全书》、《绘图蒙学捷径》等探索性教材已有的“核心字组词”、“核心字联句”、“核心字构浅近文言课文”体例，甚至还借鉴了前述探索性教材的许多课文，如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借鉴于《新订蒙学课本》的第一册第一课，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改集中识字为随课文识字，以分学科、分年级、定学时、教材配教授书、课文配插图，教材编纂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原则为主要要素、具有汉文化特色的的现代教科书体例。蒋维乔作为是书的主要编纂人，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后因癸卯学制规定开设学科中并无国文学科，且“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而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牟利起见，颇有欲强从之者”，后经张元济、蒋维乔等据理力争，终于于说服资本家，承担着政治经济双重风险按原计划出版是书，结果一炮走红，“《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已出，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册，现拟再版矣”（《蒋维乔日记》汪家熔，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6页）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说:"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而后来的教育实践表明，是书所创立的教科书体例一直沿用至今。
随后蒋维乔又编纂了高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订正最新国文教科书》、《简明国文教科书》、《女子国文教科书》、《简明历史教科书》、《订正简明历史教科书》等教材。蒋维乔在编辑教科书的同时，始终兼职教学，以增加教学经验，运用于教科书及教授法的编纂。当时全国缺乏小学教员，蒋维乔于1905年发起并主持开办了商务印书馆的小学师范讲习所，先后为全国各地培训师范学生，其后还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他于1910年编著的《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
1912年1月3日，由章炳麟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召开，蒋维乔经蔡元培介绍加入该会。是时孙中山正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1月8日，蒋维乔应蔡元培之邀同去南京，任教育部秘书长，蒋维乔当即“调查教育制度各书以为预备”，1月9日，“代教育部拟《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月12日，蔡元培、蒋维乔一行抵达南京。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开始办公时人力物力都极为困难，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1月13日“午后至总统府问教育部办公处，则须自往寻觅，尚未得有定所，晚偕孑民先生往都督府访马湘伯（原文）先生，渠允借洋务局为教育部办公处”，最终于南洋劝业会择定“农业馆、湖北馆为教育部办公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自1月14日成立，至3月7日解散，前后不足三个月，期间蒋维乔协助蔡元培制定教育部法令，草拟大中小学学制，“上至一切公事，下至琐屑庶务，无一不问”，“日夜操劳，以致二目红肿”。所起草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及《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于1月19日颁行，该办法所规定的“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同校”、“小学废止读经科”、注重手工、体操和兵式等学科课程，禁用原清廷学部编纂的教材，凡不符合共和国民精神的民间教科书即予改正，新编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旨在消除封建意识等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蒋维乔日记》汪家熔，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87-489页） 南北和议达成协议后，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蒋维乔随蔡元培北上，改任教育部参事，负责审议学校法令及学校规程。他随即提议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临时教育会议，会议议决了要案多件，使在南京教育部时草拟的大中小学学制系统方案得以陆续公布施行。1913年10月，熊希龄内阁组成，汪大燮任教育总长，蒋维乔与之意见不合，遂辞职仍回商务印书馆编纂教科书。针对袁世凯制定“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为教育宗旨，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行为，蒋维乔以“无始”为笔名，在《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教育大政方针私议》、《硬教育与软教育》两篇论文，抨击新内阁教育部篡改原定教育宗旨的行为，指出所谓“尊崇孔学为道德教育之本”的说法，“不过饰一孔学之假面具，以上下相蒙耳”。
1917年1月，蒋维乔与黄炎培等五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回国后于京、津、沪、宁四地演说考察成果，蒋维乔将其汇编为《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纪实》一书出版。同年9月，蒋维乔又北上任教育部参事，“掌管教育法令工作”。
1921年10月，教育部任命蒋维乔为江西教育厅厅长，蒋维乔未就职，后又任教育部编审员；1922年7月，由黄炎培等人推举，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在任三年间兢兢业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江苏省教育；1925年初，段祺瑞政府因故将南京所有官吏一概免职，蒋维乔也于2月被解职。他在离任前夕，与黄炎培等将江苏省的屠宰税和卷烟税从财政厅中拨出，组织了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使江苏省教育经费得以独立而不被侵占。
在蒋维乔被解职的同时，恰好东南大学发生了“易长”风潮，全校师生罢课、游行，风潮半年不息。1925年7月，蒋维乔被任命为东南大学校长。在军阀混战、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他按照“行政决于教务会议，教学决于教授会议，财政公开”的原则，艰难地维持着东南大学的运行，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1929年9月，蒋维乔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其后历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等职达20年之久。他的许多学术专著多完成于此时，计有《中国佛教史》、《佛教浅测》、《佛学概论》、《佛学纲要》、《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等，并与杨大膺合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自1938年8月起，蒋维乔又兼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抗战期间，汪伪政府屡次要他出任伪教育部次长和伪教育协会会长等职，他都坚决拒绝。1941年7月起，他受黄炎培委托，兼任上海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等职;1946年9月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及常任副主席。嗣后，他曾两次赴香港疗养，1958年3月16日病逝于上海。 　　蒋维乔是晚清民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作为教科书编辑，编纂出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初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不但创立了当时学制并未规定设立的国文学科，而且还创立了现代教科书编纂体例一直沿用至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协助蔡元培制定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法规，其中改学堂为学校、男女同校等规定成为后世轨范；作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务的教育官员，能兢兢业业，为发展教育事业而恪尽职守；作为义务教员，坚持教学多年，为制定教育制度、管理教育机构、编纂现代教科书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他的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都是我国宝贵的教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