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p><p class="ql-block"> 公元1043年，是为西历纪元。而按中国年历，则是庆历三年，朝曰北宋，岁在癸未。值宋仁宗赵祯当政。时富弼40岁（虚岁），不惑之年，正是干事立业的大好年纪。而此时，其恩师范仲淹55岁，早已名满天下，誉满天下。韩琦36岁，亦当壮年。</p><p class="ql-block"> 早春时分，万物待苏，汴梁城内的空气依旧干冷，但作为王朝的都城，鼓打五更，早市开市，这里就开始了闹热的一天。王朝对商业的开放姿态，促成了社会经济相对自由活跃，这里也是当时世界最为繁华的地方。有人统计，彼时王朝都城里的人口最多超过百万之众，是当时世界人口唯一超过百万的城市，而王朝的GDP，更是占据了全世界的二分之一强，更有达到百分之八十的说法。这些数据权威与否，水分如何，智者仁者或各有所见，或也从另一侧面可见，王朝彼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庞大。</p><p class="ql-block"> 都城皇宫内，早朝廷议，君臣仪对，井序如常。若从表观气象来看，几乎看不出来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庞大的危机考验。彼时，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庞大，却也不能掩盖在国防军事上相对懦软。不少人把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归咎于王朝的开辟者宋太祖赵匡胤身上，以兵变陈桥黄袍加身获得最高权力的王朝第一代君王，为防麾下效仿，用一杯老酒巧妙释去那些与自己一起打江山的虎狼将帅的兵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释去了一个王朝斗狠作战的精气神魂。于是，开国君王的某些作派会对王朝的特属气质造成深远影响的基因论调，虽不能板上钉钉言之凿凿，却着实也有某种可以衍伸解读的因果余地。</p><p class="ql-block"> 此前，王朝在与北面国家北辽的军事对抗中，屡陷于被动局面，王朝的第二代君王宋太宗传承了宋太祖赵匡胤开疆辟土的雄心，结果在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伐战争中一败涂地，从此王朝在战略上永久地失去了以长城为屏障的地理优势，并在南北对抗一直处于下风的置位。面对被动局面，王朝的第三代君王宋真宗在亲历一番战事后不得不与辽国签订了“檀渊之盟”， 条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达成了以金钱 换和平的政治平衡。军事的问题，虽最终以政治外交的方式得到解决，但这种大国屈就憋忍的姿态，难免让后世诟病颇多。</p><p class="ql-block"> 然波平难捺，麻烦总是不断滋扰，值王朝第四代君王宋仁宗当政期间，公元1038年（宝元元年），本应臣属北宋的藩国西夏也闹起了“独立”，西夏王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称帝，并一言不合就直接以军事方式与王朝进行对抗。王朝决策者一开始本来也是以强硬应对，却不想在战事上屡屡失利，1040年三川口、1041年好水川、1042年定川碧，三次大战宋军皆败告终，最后也不得不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在满足了趁火打劫者北辽利益诉求后，又是以金钱换和平的方式，达成协议，宋每年“赐”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史称“庆历和议”。而之所以用赐，是因为与北辽向王朝称兄不一样，西夏愿意向王朝称臣。王朝赚了面子，而西夏则拿了实惠。</p><p class="ql-block"> 与周边国家关系维系交往中，以大国自居的北宋不是主动就是被动给钱给物，在与西夏一番战事消耗后，王朝最高领导人宋仁宗到底发现，王朝的军队貌似庞大，其实却不堪实战，而眼前更为现实迫切的是，国库告急钱也不够用了。固然战事消耗是一大原因，但若不是因为庞大的内耗，王朝的国库收支也是不会如此吃紧的。若干等等问题，除军事外，王朝也是各种危机四伏，而就摆在眼前的，特别是财政问题不能解决，即使是太平年头，王朝也将难以为续。</p><p class="ql-block"> 庆历三年，与西夏的战事基本缓解，双方已步入和谈阶段，王朝最高领导人宋仁宗的心情也从焦急转向焦虑。这一年，宋仁宗33岁，已在皇帝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一年。作为一个12岁就登基皇位的少年来说，一开始宋仁宗并没有掌握最高领导权，直至十一年后，即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才开始亲政。从少年到青年，又步入中年而立后，宋仁宗以权力中心的视野见证了一个王朝在历史框架下时间尺度的延展，包涵诗书礼仪、民生经济、边防军事、君臣套路、以及后宫心计等等。</p><p class="ql-block"> 于身处紫禁之巅的高处看来，某些偏官小吏升米斗民等社会细节会因为距离远隔而显得失真模糊，但对于因这些细节发酵成影响王朝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是有着洞若观火的先机。即使没有战事危机的时期，宋仁宗也能明显的感觉到，特别是亲政后，在山呼万岁国泰民安的歌功颂德背后，某些腐败的气息正在悄然蔓延，且其势难当。而对于西夏作战的屡屡挫败，更是让这种腐败有了直面王朝并被放大清晰的即时观感。作为王朝家天下的君王，宋仁宗觉得自己必须要阻止这种腐败蔓延的趋势，特别是那种源自君权基因绵延授予的使命感，更让宋仁宗有着某种当仁不让的迫不及待。而外患暂止，王朝内政有了难得喘息的轻松空间，则这种迫不及待就必须要付诸行动了。</p><p class="ql-block"> 问题症结其实很明显，王朝中不少明眼睿识的人都应该已经看到，北宋王朝在历经四代八十余年的时间尺度，诸多法令制度以及潜在规则都已成为难以撬动的惯性铁板，特别是官多、兵多、费多这浮躁于现实的“三多”，即所谓冗官、冗兵，冗费，更是成了悬于社会明面的直观弊象，而再具体的讲就是，官多不会办事，兵多不会打仗，费多还加贪腐。</p><p class="ql-block"> 有相关数据显示，宋初人口约650万户，宋仁宗庆历年间约1050万户；宋初官员约三五千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大约增至两万左右；宋初军队约22万，宋仁宗庆历年间约增至125万。官兵人数的增长，几乎是以倍数的规模超过人口的增长。</p><p class="ql-block"> 至于国库收支，庆历年间基本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王朝总财政收入约6000万贯（1贯铜钱=1两银=300元人民币），其中军队费用就达到了4000万贯左右，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五强。而宋朝的官员，也是以高薪闻名历史的，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贯，小县县令每月十二贯，禄粟月五至三石。如后世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任职南衙开封府时（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头顶三个头衔，即尚书省右司郎中（官）、龙图阁直学士（职）、权知开封府事（差遣）。钱与实物的估价所得，年薪约为22000贯，以物价比折合相当现在人民币约660多万。尽管期间，王朝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商业税依旧不足总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对于王朝庞大的开支而言，并不能决定影响或左右大局。</p><p class="ql-block"> 作为王朝的最高领导人，并且是一个还不时想着变革求进的最高领导人，这些数据应该大抵是心知肚明的。要改变这样现况，必须进行改革。不过，改革，意味着要对祖宗之法进行变革，对于任何一个王朝的非开国君王而言，从来都是一个艰难抉择。以往王朝周期律显示，要想改法变革，那几乎是要有逆天而行的勇气与决心。不过，在与西夏的战事挫败后，宋仁宗明白，自己已没有太多抉择空间，必须要选择改革了。</p><p class="ql-block"> 改革是需要人去执行的。按人事惯例，首先，必须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宋仁宗当仁不让是组长，但皇帝是不干具体事宜的，具体事宜的执行者，必须是强有力的大臣，忠心牢靠，还要善于办事。早朝已毕，朝事未歇，阔大空的皇宫内，抱负胸中的君王，显得渺小而又强大，他边捋长须边烤炉火，那种把自己架在炉火上烤的使命感让他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在王朝大臣可能人选中一遍遍筛选自己尽可能想要的结果。</p><p class="ql-block"> 木炭的星火不时地闪烁着点点光亮，最合适的人选，宋仁宗已渐了然，范仲淹这个名字第一个从宋仁宗的大脑里跳了出来。此时的范仲淹，虽然还没进入内阁执政班子，但为人为官而言，不仅在此前任上无论是政事还是边事都颇有建树，学识声名更是当时不作第二人想，在朝野上下有着士人精神领袖式的影响力，并于言论奏章上多有革新除弊的政治理念。要改革，找谁好。就你了，范仲淹！</p><p class="ql-block">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宋仁宗知道，改革这么大摊子的事，没个三头六臂，或说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班子，光范仲淹一人肯定是忙乎不过来的，至少要找几个得力之人给他搭班子。炉火的火星又飞闪了一下，宋仁宗想到了第二个人选，富弼。</p><p class="ql-block"> 当然，除富弼外，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在宋仁宗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来---</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