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长江支队回忆录》二三亊（20250502）

郭先生

1997年出版发行的《长江支队回忆录》，是当年还在世的长江支队父辈们自己编写的书。它记录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从太行太岳南征六千里到达福建的来龙去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父亲（康平）有幸参加了这本回忆录的编写，为回忆录的编辑和出版发行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在《回忆录》出版发行时，父亲写信给有关领导，希望以此为契机，做一些扩大宣传，在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同时，为消除一直以来在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存在的一些团结问题作努力。

回忆录出版发行后，父亲又根据原稿和印刷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和遗漏，参与编辑补发了回忆录的《勘误表》。

1997年回忆录发行至今，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长江支队的老一辈们绝大多数也已经逝去。现在持有回忆录原书的人手边不一定持有勘误表。我谨希望夲篇父亲的信和勘误表，对《长江支队回忆录》有需求的人在使用回忆录时能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父亲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王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郭振唐，后因工作需要改名为康平。

1936年冬，年仅15岁的他参加了“牺盟会”。1937年初，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省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参加过对日作战，出生入死、英勇抗敌、负过伤。1940年1月至1942年5月，在山西省沁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任审讯股长（父亲自此改名为康平）；1942年6月至1944年3月，在太岳区公安局任侦察组长；1944年4月至1945年10月，任中共士敏县端氏镇工委书记兼镇长；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任太岳区第二、第四公安处秘书；1946年12月至1948年7月，在山西省垣曲县任县委委员、社会部长、代公安局长；1948年7月至1949年3月，在山西省高平县任县委委员、社会部长、公安局长。15岁就投身革命的父亲，1949年3月从高平县踏上南下征程时，已经是有着多年公安工作经验的老战士了。几十年后，他的战友们仍记得父亲在高平县任公安局长时，带领侦查员化装深入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擒获匪首孟廷荣的事迹。

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六大队二中队任副教导员的父亲，历尽艰辛，长途跋涉，于9月到达福建省宁德县，任中共宁德县委委员、县委社会部部长、宁德县公安局长。

到任后的父亲，侦破了震惊中共华东局和闽浙赣区党委的阮英平被害案，为城工部冤案的平反做出了重要贡献；策划、指挥侦破了潜伏在闽东四县的“福建人民反共突击军”等八股国民党地下武装，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在闽东组织反攻大陆登陆的企图，受到宁德地委的表彰。

但是，在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中，父亲被指：“康平侦破福建人民反共突击军案，没有依靠贫下中农，利用原国民党骨干，对贫下中农有压力，影响土改，犯了路线错误，要检查。”

宁德的剿匪成果是当时省公安战线上的一大功绩，然而直接策划、指挥这一工作的父亲最终却被定为“在侦破反革命地下武装案中，利用国民党的人，对发动群众土改有不利影响，是严重的路线错误”。虽经一再申诉，父亲仍受到严厉处分，被撤消中共宁德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公安局长的职务，工资级别降一级，调离公安系统，暂停工作。

1957年初，父亲得以恢复工作，调任福安县委书记。但是，那份犯有严重路线错误的处分决定一直放在父亲的档案中，直至离休后的1989年9月。

1960年初，父亲调福建省委《红与专》编辑部、政策研究室任编辑组长、处长等职。此后，数次提拔父亲到有关部门任职的动议都因为档案内的这份“犯有严重路线错误"的处分而受阻。

十年动乱中，1970年被下放到建设兵团；1974年，调三明地区任农机局长；1978年调回福建省农委，任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1983年3月离休。1989年9月，在父亲离休六年后，省纪委报请省委批准，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分。

父亲受过九年的私塾教育，文章好，字好。

父亲写得一手流利的草书，

在熟悉他的老同志中，享有“秀才"的美誉。在文革前的省委办公厅，算是老干部中的一支笔。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不时强撑病体，为有关社会活动发挥余热。

一、 《长江支队回忆录》发书方案

《发书方案》中的附注为父亲笔迹。

三、关于在分发《长江支队回忆录》期间可做的工作的建议

父亲的笔迹，我很熟悉。

文革中，造反派因看不懂父亲草书写的检讨书，说他态度不好。不得已，父亲让我帮他誊写检讨稿。每天上半夜，他写好检讨稿，让我接着誊写到凌晨。第二天早上，他再上交到省委办公厅造反派手中。

父亲那时的检讨书，穿靴戴帽、洋洋洒洒、草书加速记简法，总在几千字以上。让我一个当时才13岁的孩子帮助他誊写，花几个小时去写十几页的文字，实在是折磨人。现在想想，父亲也许是让我练字吧。

为了便于阅读，我将父亲的信誊写如下：

关于在分发《长江支队回忆录》期间可做的工作的建议

《长江支队回忆录》编委会、编辑组各位领导：

贾庆林同志在为《回忆录》写的“序”中提出：“长江支队的这段历史，是值得回忆、总结、继承和发扬的一段光荣历史。”陈明义同志将在《回忆录》首发式会议的讲话中，也会有类似的评价，希望和要求。在我们将要分发《回忆录》之时，正逢福州解放48周年纪念之际，国庆48周年纪念前夕，又是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实际行动响应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号召的政治气氛之中。在这样的大好时机分发《回忆录》，我建议顺时应势作可作的工作，以落实省委领导的希望和要求。

请编委会、编辑组的领导同志，向省委老干局的领导同志说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回忆录》“序”中已经提到的和将在回忆录首发式会议上也可能提出的希望和要求，请老干局领导同志牵头，请电视台,《福建日报》,《老年报》和南下服务团活动牵头的同志等参加,具体商量落实省委领导的希望和要求的办法。可否提出以下建议：

除电视台播放《回忆录》首发式会议情况，省委领导讲话，同时，《福建日报》，《老年报》等报刊也刊登省委领导讲话(这些在7月8日编辑，联络同志会议上一致赞同)外，还可建议：

1，由《福建日报》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介(确定写稿人，事先写好稿件)

2，由《福建日报》组稿，并发表几篇纪念福州解放48周年结合宣传长江支队历史的文章，如：

十兵团提前入闽，长江支队三易工作地区。

以《张鼎承传》、《叶飞回忆录》中的有关历史资料为依据（长江支队回忆录的第8页和第18页），歌颂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使福建提前一年解放。宣传张鼎承、叶飞同志率部入闽前的准备工作中，为解决“最大的困难是地方干部不够”而作的努力；宣传长江支队三易工作地区，最后来福建的良好组织性、纪律性。这篇文章如由伍洪祥同志撰写，是非常适当的。他是了解当时情况的、德高望重的福建籍领导同志。

五路大军接管福建，团结战斗创新局面。

以贾庆林同志写的“序”的第二自然段为基调，以团结战斗为主线，充实一些素材就行了。这篇文章。最好由黄扆禹、或左丰美、或许集美同志写。这些福建籍的领导干部写此文章，作用更大。

缅怀建筑“绿色长城”为民造福的谷文昌、延国和同志。写这两位或一位的造林模范事迹，既符合当前环保工作的需要，又宣传了原长江支队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举两得。请林业厅的同志写，是义不容辞的。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一面镜子。

以《回忆录》中的《后勤供卫工作的艰辛历程》为素材，以江泽民同志关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讲话为指导思想，以解决当前铺张浪费现象为目的。这个题目请财政厅同志从财政这个侧面写，或事务管理局同志从机关买汽车、修建高级住宅方面写，或邮电通讯部门的同志从一人占用有线、无绳的几部电话写，都是大有文章可写，也是义不容辞的。

宝刀不老，光照后世。

写撰写《长江支队回忆录》这一年多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编辑、出版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和这一批老同志不辞劳累，不计报酬所付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时，写《回忆录》的作用、意义。这篇文章，请老干部局的领导同志写，是理所应当的。为搜集资料，向有关老同志请教、采访、以至编写，出版整个过程中，四处奔跑，忙碌了一年多的编辑、联络组的几位领导同志提供素材，甚至写成草稿，由老干局的领导审定，署名发表。这也是一举数得的事。

由编辑组的领导同志向诗词作者约稿，请他们写长江支队入闽48周年，福建解放48周年纪念诗词。

由编辑组的领导同志，把分发《回忆录》期间，省委领导讲话、其他领导同志讲话、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诗词等，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分发出去。

《回忆录》是长江支队的同志们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如能再出版一本小册子，由现任领导和新一代的同志写文章评论，从某种角度看，其作用、影响不亚于《回忆录》，可能还会大于《回忆录》。同时，这也是对贾庆林同志在“序”中提出的“...成为我省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要求的具体落实所必需。

《长江支队回忆录》这样大部头书，能看到的是极少数人。如再印个小册子，就可使更多的人通过看小册子了解长江支队的历史，并可以引发大家看《回忆录》的兴趣。有志于写文学作品的青年同志，还可能取回《回忆录》中的素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扩大宣传，流传后世。

对长江支队的这段光荣历史扩大宣传，加深人们的印象，除对党的事业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外，对牺牲、病故于九泉之下的原长江支队的同志是很好的纪念，对活着的老同志是很大的宽慰，对子孙后代会起到很大的教育鼓舞作用。

我想，作上述建议的这些事，难度不太大，各位领导做些组织、领导就行了。钱也不会花得太多，但所起的作用会更好些。这些事做完后，各位领导主持、编撰《长江支队回忆录》的工作，就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口头向各位领导汇报我的想法，机会难得，故简要写了一下，供参考。

我生病住院四个多月，刚出院。病未痊愈，脑子不管用，眼生白内障，恕未抄正。

敬祝

健康！

康平

1997,7,14

父亲是位豁达顽强的人。他虽然历经人生坎坷，不管多冤屈，从来没有埋怨过党，从来没有怨恨过谁，既便是当年导致他被错误处分的人。而且，他一再告诫我们子女，不能站到党的对立面。

父亲是勤奋的人，离而不休，直至暮年，笔耕不辍。

1983年3月离休之后，父亲参加了省委严打工作专案组，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协调省市公检法机关查办案件。被誉为老公安的父亲又激发起当年的睿智。从1983年到1985年秋，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克服重重困难，一直不分昼夜地带病工作，查处了几起“案中有案”的大案，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此后，父亲又参加编写史志的工作。先后参加编撰了《当代中国福建卷》的农业，林业，水产，畜牧，气象，乡镇企业等部分；参与编写宁德县《公安史志》。对工作过的山西省垣曲县、高平县的《公安史志》进行审核，补充了父亲在职期间的史料；为老家沁源县王陶村写下《“七七事变”前王陶村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参与编写《长江支队回忆录》一书的工作中，父亲更是倾注了心血。

他说：我离休后，很少休息。

1999年，父亲在《留给子女们的几句话》的信中，回顾了自己历经磨难、忍辱负重、坚定信念、顽强拼搏的一生。

他说：

“我的亲属，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直接斗争，被敌人直接杀害死的有六人，加上为了革命事业、受敌人摧残而死的有九人。仅我一家，为了今天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全国人民的牺牲、代价就难以数计了。所以，对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今天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要万分珍惜。饮水思源，对中国共产党要坚决拥护。"

“…给我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直到1989年9月2日（我离休六年半），才纠正了这一错案。我在受到错误处分的这近40年来，仍积极工作。”

“1960年后，曾有四次要提我的行政职务，均未获上级党组织批准。离休六年后，纠正了对我的错误处分，虽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但恢复了我历史本来面貌，没使我背上被错误处分的包袱离开人间，我也十分感谢上级党组织。"

“这件事我从未跟你们说过，我现在给你们讲的主要意思是：1.使你们了解我的生平情况；2.更主要的是，为了使你们正确对待个人和党组织、上级领导的关系。…遇到错误处分自己的事，只能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前提下，积极提意见。绝不能和党、上级领导离心离德。”

“回顾我的一生，所以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好的结果，最主要的是有坚定的信念，为实现自己的信念顽强斗争。"

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