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类知青经历

暖水瓶

（16岁下乡时留影）

　　我的知青经历比较另类，一是下乡节点另类；二是中间环节另类。

我在11岁时父亲突然去世，母亲一个家庭妇女带4个上学的孩子，日子举步维艰。我是老二，15岁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县人民医院当护理员，在一年后的1966年夏天，县里突然通知要我下乡，当时情况突发，时间很紧，从通知到下乡一共一周左右。

（下乡前在修武县人民医院做护理员）

（下乡时县医院部分同事送我时到照相馆留影）

　　在县招待所集合时，我们才互相了解，我们这一批17个人，基本都是已经有正式工作单位的人。

（我们下乡一年后，有两位兄弟光荣入伍。）

　　大家都莫名其妙，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在县里敲锣打鼓中送到了县东十几里的良种场。我们有带队干部，属于双重领导，我们和良种场的职工种一块地，吃一个食堂的饭，住一样的宿舍。

　　后来我当了记者后，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调查。

我们这一批下乡知青既不属于60年代初大城市支援边疆的那一批，也不属于1968年后那10年的下乡潮。

我们这批人属于无计划突然的一个决定。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年，当时国家有1200万人需要安置，但是安置能力只有500多万，于是有关领导说，一部分人要安排到农村。那是1966年的酷暑时节，此事像盛夏的疾风暴雨，为了完成任务，全国一些地方“急就章”，很多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做梦一样“中了彩”。我们是在县里，实在没有合适的对象，为了完成任务，县里只好把我们已经参加工作的人中挑选了17个，我们这一批有商店的、理发店的、国营食堂的、剧团的、蔬菜公司的，我是人民医院的。

因为时间紧、任务急，我们接到通知就到县招待所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后就被敲锣打鼓地送出了城。

我们本来是被安排到王里长屯村焦新公路路南新建的良种场，可是那里的房子还没完工，当晚让我们住到了裕国庄小学教室，第二天又把我们分到农民家暂住几天。

良种场房子盖好后，墙还是湿的，我们就搬了进去。从此我们就在良种场安了家。

（这座红房子好像就是我们当时的宿舍）

　　我们和王里长屯只有一条公路相隔，距十里铺有二三里地。由于新乡知青安置的地方是二十里铺村，史称二十里铺青年队，为了区分方便，我们就叫十里铺青年队。

（现在的十里铺村）

　　我们虽然是双重领导，但是主要是良种场代管。支部书记杨金仁、场长杨国政，我们知青专门配了个带队干部，是县供销社的，我们叫他老焦。如果我们知青有什么具体问题，则由县知青安置办解决，例如谁有个病需要去治疗，谁有特殊困难需要个补助等则是知青办负责。当时安置办主管好像叫康秀荣，是个认真负责有同情心的大姐。

在知青下乡的大环境里，我们依附县良种场，各方面要比1968年以后大批下乡知青的条件要好。

（我们就是这样坐着卡车，在县城被敲锣打鼓送走的。）

　　那时虽然没有受罪，但是精神空虚，原来在人民医院上班每月20.5元工资，现在啥也没有了，生活条件和单位也相差太大，最重要的是对前途渺茫，每天浑浑噩噩，下乡不久就碰到“文革”，刚开始还一腔热血，有人看我不顺眼，我在窗外写个标语，他们在室内放个主席像，说我反对伟大领袖，一下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要求公安局立案，时任县公安局技术员付思贤到现场看了看，说这个真构不成立案标准。后来就让我去“陪捕”，就是逮捕别人让我去观摩。这些反而更增加了我的逆反心理，前路凶险难料，索性扒车进北京，下武汉，去上海，心想，进监狱前要把祖国大好河山看一下，人生不能留遗憾。17岁的历练让我一辈子遇事不惊，再大的事也是小事，也让我心底从善，多做好事。

当劫难到来时，我已经有了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可以用少年老成来形容那个时期的我，照相时专门借别人一块表，表达对生活的向往。）

　　人说屋漏偏逢连阴雨。1966年，我16岁下乡，到1968年，社会又掀起市民到农村插队的热潮。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叫响到我家。无权无势的我们就是“最光荣”的下乡对象，我50多岁的小脚老娘和一个15岁的妹妹及一个13岁的弟弟被发了光荣证。我们家是1951年随父亲到这个县的，该县举目无亲，下乡的去向不明。时年我已经18岁，是个男子汉了，我当即放弃条件较好的良种场，自己通过同学介绍，带着全家落户到城西最远的一个乡。

　　那个时期，屈辱和无奈交织，特别是我的老娘，40多岁守寡，50多岁又到农村，她性格要强，到农村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为每天挣6个工分，除了春节和狂风雨雪，没舍得休一天，收工后还要给我们烧火做饭。13岁的弟弟给队里放羊，15岁的妹妹随队里妇女干活，我个性强，和队里最壮劳力一样搧麦打场，拉车扛包。

一家子拼命干到年底，能分到100多元，但是我们还不如农民，农民长期积累，有基础，而我们一切从头开始，除了油盐酱醋，还要买生产工具，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是捉襟见肘。而且我们一家人在两个村民家串房檐，一个是一室的草房，我住在另一个农民家的工具房。

那个时期是我最尴尬的时期，说我是农民吧，我有知青渊源，说我是知青吧，村里知青集体生活，我是随家里生活。

我们下乡的村离县城远，但离焦作市近，我经常晚上坐在村头，遥望焦作满城灯火，心里充满惆怅，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018年，在我1971年离开47年后，再次独自一人再访下乡那个村。）

　　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父亲是“叛徒”，家里是富农，在农村是没有地位的。

1971年，知青开始有支工指标，我几次被招工单位相中，但是家庭出身被村干部限制，只到煤矿招人，很多知青不愿去，才轮上了我。

　　（煤矿工人时到北京游玩留念，游玩回来，调到省电力单位。）

　　1976年拨乱反正，我们家才回归正常，父亲问题平反，母亲重新以干部家属身份回到县城，弟弟安排了工作，妹妹嫁了人，我们家终于苦尽甘来。

我当了记者后，对城市市民下农村做了调查。

1968年，毛主席号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甘肃日报》一个记者到所属会宁县采访，与一个50多岁的市民王秀兰交谈时，她对知青上山下乡反应积极，并且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此言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加赞赏，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整版刊文，鼓励城镇居民向王秀兰学习，不在城里吃闲饭。

之后，一部分市民下到农村。

　　我原来在良种场的16个知青，也全部支工，有的到了县城，有的分到了焦作，也有个别分到了新乡。

我的两段知青特殊离奇，在知青人群中比较另类，好像是个特殊案例。

下乡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努力奋进，吃苦耐劳，经过下乡、煤矿、电力的16年历练，最后在记者岗位上耕耘33年，取得了高级记者职称，还评上了市劳模和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退二线后还被聘到人民日报河南分社又工作了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