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命（5）

水清木华

　　葬完我母亲，家里除了我们几个小孩伶仃的身影，什么都不剩了，母亲带来的丰厚家产都随她去了。没有了妈妈，这个家再也不是原来的家了，昔日的温暖一去不返。 十七岁的大姐挑起了女主人的担子，全家人靠着父亲一个月五十块大洋的薪水，我们一帮小孩仍可以继续上学，大哥高小毕业后去了杭州一家外国人的工厂当学徒。过了一年，二哥也去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开始轰响，随着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的沦陷，外国驻华领事馆纷纷撤离，西方基督教差会也撤走了，父亲的工资停发了。我们的日子一下子陷入了困顿中。大哥、二哥出了工厂，去前线参军了，三哥接了大哥二哥的班去工厂当学徒，大姐去了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做护士，二姐找了个人家出嫁了。家里只有我和年幼的弟弟、眼瞎的妹妹（因为没有妈妈，生下来就缺营养，严重疳积导致双目失明）。

我仍在茶园镇的国立小学上学，我六岁上学，九岁就读到了六年级，我记性好，早年陪哥哥姐姐们读书时，把他们读的书都记下了，入学那天，老师拿出课本考我，我一直考过三年级，就直接从三年级开始上了，因成绩优异，四年级又跳了一级，眼看，离高小毕业还有半年。

　　父亲还在走村串户传讲天国道理。到处是饥不裹腹的难民，街两边三三两两地坐着乞讨的老人和小孩。教会失去外国资助，仍在艰难地维持着，教堂的大门永远向世人敞开，战乱中，成了难民唯一的避难所。

在教会一片灰暗的蓬头垢面的人群里，有一张特殊的面孔，那是张年轻的、充满活力的、闪耀着爱的光芒的美丽脸庞，大家都叫她毛小姐，二十来岁的年纪，剪了头短发，穿着丹士林旗袍，一双温柔的大眼睛总是含着亲切的笑意，听说她的家是淳安县很有名望的大家庭，在家里是个名符其实的大小姐。她身上总有股用不完的劲，像阵春风，在人群里飞旋，她用手掌擦去哭泣儿童脸上的泪痕，给那些卧病的老人端茶送水，喂饭。我亲见她把一个衣不蔽体的老太太抱在怀里，喂她吃饭。我看得发呆，那一刻，我觉得她就是天使，天使就应该是她这样的，浑身都是爱的光芒。我童年里对基督徒最美的记忆就来自于她。她的行为给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家里，我和弟弟四目相对，饥肠辘辘，瞎眼妹妹只会哼哼叽叽的哭，她病得很重，五岁了还不会走路，一天到晚一个人呆坐在门槛上，脸上总被鼻涕和眼泪糊着，没有人多看她一眼，说来她也可怜，从出生就没尝过母爱，上帝派她来人间是专门来挨饿、受难的（她没能活过苦难的童年）。她的起居要靠忙碌的父亲来料理，父亲以前没做过家务，现在集爹妈的职务于一身，两者都当得很狼狈，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我们几张嗷嗷待哺的嘴，着实为难他。

我每天都期盼着一件事，那就是上学。有学上我就不会饿肚子，我的同学里有饭馆老板的儿子，有警察局长的女儿，有粮油店老板的儿子……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我每天利用中午放学时间帮同学抄作业，一份作业可换得一根油条或一个米粿，中午他们回家时，把作业本往我桌上一撂，下午回学校时各自会带着犒劳品来，也许他们是故意以这种方式来帮助我，老师可能也有心帮我，对我的“有偿”帮助也不过问。有时，作业太多，我可以两手同时写，我对自己的劳动很有成就感。

然而，世界上的人并不都是良善的。有一件事，让我知道了贫穷的滋味不光是挨饿，更可怕的是别人的凌辱。我的学业极好，写的作文常常被老师拿去当范文在班上宣读，有一次，我被选上了去参加全县中小学生的作文大赛，我兴奋地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听了也为我高兴。

　　第二天，去参加作文比赛的选手们在操场上集合，我很早就来了，站在队列里，身上穿着姐姐穿过的花便衣衫，没办法，我找不到第二件衣服。领队的是个年轻男老师，他昂着头，衣着毕挺，扫视队伍时，发现了穿着花衣服的我，瞪着眼，径直朝我走过来，他一把拎着我的衣领从队列里揪了出来：

“哪来的叫花子！不男不女的，还给我丢脸丢到全县去！”

我一个趔趄从队伍里摔了出来，全队的同学都看向我，随着老师的斥责响起一片哄笑声。我羞愤难当，无地自容。使劲忍着眼睛里的泪水，为了不让它们掉下来，我闭着眼，把头仰着，这姿势更激怒了这个老师，他一巴掌劈向我，以呵斥一条狗的语气叫我“滚”。

那天我没回教室，一个人背着书包，晃到田野，坐在草地上任眼泪流个够，心想，上帝做什么去了呢?衪不是怜悯世人的吗？为什么衪的爱只在教堂？在那里人人平等，互爱，而在它以外的世界是这么狰狞可怕。

傍晚回到家里，看我耷着脑袋的样子，父亲以为我比赛没发挥好，没有多问。

晚上，我躺在床上反复地回想着白天的一幕，想着，要是妈妈在多好，要是有件像样的衣服多好，要是不碰到这个老师多好，越想越伤心，我睁眼到天亮，眼泪湿透了枕头。

好在我的语文老师没有因我的贫穷而嫌弃我，他不看我的破衣服，只看我的作文。我的语文老师高大帅气，是个热血青年，出大学校门不久，常常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爱国道理，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声音宏亮，感情激昂。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因我经常在作文里发表些我自己的观点和感想，大概是很合他意，他认为我是个有“思想”的人，对我格外看重。他不嫌我的花衣裳丢人，在去同学家家访时总喜欢拉上我，一路上跟我讲些校园外的事情 ，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国家忧患民生疾苦，他的爱国情怀是热烈而忧郁的。

　　初夏的晚上，我又随他下乡家访，回来时，月已升空，我们走在乡村的小路上，风从田野吹来，夹着初熟的庄稼气息，亲切如母亲的抚摸。月亮照得四下一片莹白，他见路边有块干净的大岩石，就走过去，招呼我坐下。他自已就地四仰八叉地躺着。“唉，你要是大点，你就懂得更多的道理了，我们国家正处在危难时刻，外受列强掳掠，内遭连年战争，五千年大国，国将不国。家国同命，国亡则家亡，你看，多少人受苦受难啊！拯救国家，匹夫有责。”

他接着和我说了国家将往何处去的大问题，“要想国家富强，首先要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不受外国欺负我虽似懂非懂，受他的情绪影响，也不禁心潮澎湃。

我们坐到很晚，像朋友那样畅所欲言，当然，我只是听众，他觉得我能听懂。

老师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已任，相比之下，我只为自己的肚子忧虑，觉得自己实在是猥琐而狭隘，甚是渺小。

不久后，我的语文老师突然消失了。传闻很多，有的说他是共产党员，被秘密转移了，有的说他弃教从戎了。我想起他和我说过的那些话，他的离开是有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