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之西安事变旧址游览

杨小清

在陕西工作已超过十年了，期间游览了千年古都及周边汉墓唐陵，感悟了三千年人文历史的厚重，瞻仰了延安、照金、马栏、七贤庄八办、魏野畴事迹展室等红色记忆，深刻认识到陕北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贡献！今年年初又游览了西安事变旧址，被展览馆中呈现的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深深吸引，仿佛实现穿越，亲眼目睹了1936年12月中下旬发生在西安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国内外，各方势力纷纷表态，局势一时之间变得异常复杂。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迅速表明了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蒋介石也被迫接受这些条件并承诺抗日。

西安事变旧址包括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新城黄楼、西安事变指挥部、西京招待所、高桂滋公馆、华清池五间厅、兵谏亭共八处旧址组成。如图示，市区六处，市郊临潼华清池两处。

一、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公馆）

西安市建国路69号，我去过两次，从木塔寺站乘地铁六号线到大差市站下，每次在这里（东大街和建国路十字路口）美美地咥上一大碗兰州纯汤牛肉面，再步行200米即到张学良公馆。

张学良公馆由东、中、西三幢砖木结构楼房组成。西楼C为张学良与赵一荻的住所及会议厅，是“兵谏”行动计划和三方会谈（中共、张杨、南京代表团）的决策地。东楼A是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来西安参加西安事变谈判期间住所。

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展示的文物

伫立在一件件文物前，是对历史的凝视，也是与历史的对话。那些静默的物件在展柜的灯光下仿佛被重新赋予生命，成为理解历史、跨越时空的见证。

12月11日即西安事变前夜，蒋介石在华清池举办告别晚宴，张学良返程时，亲自开着这辆别克210C，带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人回城（西京招待所）。张学良认为，自己今晚就发动兵谏行动，你们都毫无察觉，得意之下竟然直接说："你们的命可都攥在我手中呢！"三个人一惊，他们早就和蒋介石瞒着张学良开过一个会议，蒋鼎文将取代张学良任西北“剿总”总司令，张杨部调离陕西。但没想到张学良会真的如此大胆，难道会在车上对他们下手？陈诚赶紧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立马反应过来，懊恼之余正好看到车子走到一个桥上，顿时想出一个好借口："你看你们都坐在我的车上，只要我的手稍微一偏，大家都完蛋了，可不就是全攥在我手上吗？"此话一出，车里的人纷纷大笑起来。张学良回到张公馆后，叫上卫队一营的营长王玉赞（他营负责华清池守卫）对他下达命令："我们今晚就抓蒋，抓活的！"

二、杨虎城止园别墅

位于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117号，止园原名紫园，杨虎城将军从胶东、豫东胜利回师，取"紫气东来"之意命名为"紫园"。1935年杨虎城被蒋介石撤销陕西省省长一职，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的猜忌，1936年接受国民党政府参议李元鼎先生建议，取"止戈为武"首字，将"紫园"改为"止园"，别墅上“止园”两字由杨虎城的蒲城老乡寇遐书法家所写。

当蒋介石到西安视察时，杨虎城特意让蒋介石住到止园，让蒋明晓他的心意。谁知蒋介石一看到“止园”二字，就说这个“止”字是蒋中正的“正”字没了头，此地不吉祥，没有住进去。也许就是有这么一出，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蒋委员长保住了脑袋。

三、新城黄楼

位于西安市新城区陕西省人民政府大院内，与杨虎城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相距约300米。属于西安事变旧址的一部分，被列为陕西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022年）及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

‌始建于1927年，最初为冯玉祥的陕西督军署，后作为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因墙体呈黄色而得名“黄楼”，主体建筑包括大厅及东厢房，曾多次作为蒋介石行辕。

1936年12月12日上午八点半左右，东北军在华清池骊山上捉到蒋介石后，由谭海副官和孙铭九营长押送蒋在此处关押。12月14日，蒋介石搬离至高桂滋公馆（张公馆北邻），24日返回黄楼参加和平解决后的饯行宴会。

四、西安事变指挥部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陕西省人民政府新城大院内，现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局管理使用（不对外开放）。1936年12月11日晚，杨虎城在此向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兵谏决定，张学良随后率东北军将领抵达，联合成立“临时总指挥部”。事变期间，张、杨二人在此坐镇指挥，协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行动。

五、西京招待所

西安市解放路西四路口的西北角，由杨虎城将军为招待南京国民政府要员而设立的民国时期西安第一家特级旅馆、第一家高级酒店，见证了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1935年11月开业，一年后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在此下榻的有陈诚、钱大钧、卫立煌、万耀煌及夫人、朱绍良、蒋鼎文、陈调元、邵元冲、蒋作宾、张冲、蒋百里等，还有东北军将领于学忠、马占山、万福麟、胡若愚等。另有其他旅客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人。该院现为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六、高桂滋公馆旧址

高桂滋公馆旧址‌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83号，毗邻张学良公馆，占地约10余亩，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历史见证地之一，公馆是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与三座四合院相连，是西安首座带暖气的公馆。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场所（路遥、陈忠实等作家曾在此工作），不对外开放。

西安事变关键地‌：1936年12月14日至25日，蒋介石被扣押于此11天，周恩来、宋子文等曾在此与蒋介石会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六项协议。

高桂滋公馆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不对外开放，我只能都在公馆门口及公馆围墙外拍照打卡。蒋介石在此被关押了11天！

七、华清池五间厅

五间厅，又名“桐荫轩”，为一排坐南面北的砖木结构五间平房，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华清路38号华清宫环园内，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和光绪西逃途经临潼时均下榻五间厅；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12月蒋介石两次入陕，以华清池为“行辕”，下榻五间厅，于此发生了西安事变。

可以想象12月12日凌晨2时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骑摩托车先到东郊十里铺，向一营骑兵连长传达了捉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逮捕一切外逃人员。接着，到灞桥镇，命令手枪排长金万普带全排士兵一律改穿蓝色军衣，迅速赶到华清池参加捉蒋。一切安排妥当后，王玉瓒随即赶回华清池，带领一连连长王世民及当晚在头道门值勤的排长马体玉等一连战士，进入头道门。凌晨4时许，趁夜色悄悄摸向二道门，王在二道门前见蒋的一个哨兵来回走动。王见时机已到，就举枪连打三枪，把哨兵打倒。他打这三枪有两层用意：一是命令一营战士开始进攻；二是按事先约定，告知进驻灞桥镇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率官兵迅速赶往华清池参战。蒋的卫士长慌张地跑出来喊：“什么事?什么事?”又被打倒。蒋的侍卫随即出来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枪战。此时，二营孙铭九部50余人也赶到加入战斗。

当年蒋在洛阳过了50岁生日来陕督战“剿共”，12日凌晨蒋介石听到枪声，在侍卫搀扶下从东门翻越围墙摔伤了腰椎，光着脚逃至骊山半山腰山洞里躲藏。

取自电视剧《西安事变》片段。

八、兵谏亭

兵谏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半山腰，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张学良部下抓获的地点。当时蒋介石藏身于虎斑石东侧的石缝中，在搜山时被发现，时间大约在早上八点半左右。

从“捉蒋亭”到“兵谏亭”‌的故事

1946年3月由胡宗南组织黄埔军校七分校士官捐建，命名为“正气亭”或“蒙难亭”。国民党军政要员曾在此刻石题词，但解放后这些题刻被铲除了。

1949年解放后，亭子更名为“捉蒋亭”，匾额为彭德怀题写。

1986年12月，为缓和两岸关系，在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更名为“兵谏亭”，新匾额由书法家宫葆诚题写。

东北军临潼兵谏主要人员

刘多荃 东北军105师师长 捉蒋总指挥

辽宁凤城人

白凤翔 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 河北承德人

刘桂五 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团长 辽宁朝阳人

王玉瓒 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 辽宁黑山人

孙铭九 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 辽宁新民人

杨虎城部负责西安城区戒严，机场，火车站，银行，扣押西京招待所中央军及南京要员

杨虎城 17路军总指挥

陕西蒲城人

赵寿山 17路军51旅旅长

陕西户县人 执行西安市区戒严任务

孔从洲 17路军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

西安灞桥人 执行占领机场火车站等任务

宋文梅 17路军特务营营长

陕西富平人 执行押压西京招待所中央军政要员的任务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经典对话

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下在高桂滋公寓见蒋介石。

周恩来：“蒋先生，十年未见，你比以前看起来要苍老些。”

躺在床上的蒋介石，看到久未谋面的周恩来急忙起身，神情凝重地对着周恩来，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说：“恩来啊，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道：“只要改变错误的政策，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但我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随后，周恩来又对蒋介石进行了一番劝说，通过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权衡利弊。

蒋介石最终做出了“口头承诺”，同意了各方商议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谈判至1946年11月国共谈判十多年岁月，周恩来总理大多在国统区工作，正是因为周总理以下两个经历以及他非凡的人格魅力，蒋介石和国民党政要（许多是周的学生）都没有过多地为难周总理。

西安事变中中共功臣—刘鼎（1903.12.15—1986.7.25），原名阚思俊，四川南溪人。

1924年先赴德国勤工俭学，朱德介绍其入党，1926年赴苏联留学深造。192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副科长，受周恩来领导，1931年4月，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叛变，刘鼎营救出长江局书记关向应，护送钱壮飞、李克农去了苏区。他通过上海的国际友人认识了宋庆龄，被宋庆龄推荐给张学良将军任副官。1936年春夏之交，刘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七贤庄设立红军秘密联络站。西安事变后成为红军公开联络处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夜，12月12日凌晨，刘鼎向中共中央发去有关西安事变情况的第一份电报，16日，刘鼎乘张学良专机飞赴延安，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并为中共代表团妥善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可靠信息。西安事变后，刘鼎协助中共代表，在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促进国共和谈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中共中央对刘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毛主席曾多次评价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高福源东北军67军第619团团长，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受红军感化主动做中共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促成洛川会谈。

西安事变中三位国际友人的故事：

1，威廉·亨利·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年6月22日-1946年11月9日），澳大利亚记者，蒋介石顾问。旅居中国整整四十年，曾先后担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私人顾问。“西安事变”后，信息中断，形势不明，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端纳12月13日下午带着宋美龄写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两封亲笔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端纳到西安后，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当时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张、杨对他并无恶意。端纳表示同意张学良提出的主张，并承诺竭力去说服蒋介石。会谈结束时，他还一再告诫张学良，千万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如果他性命不保，中国必然大乱，这只能对日本有好处。傍晚时分，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来到了临时扣押蒋介石的地方。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端纳会到来，一时激动得流出泪来。听了端纳的一席话，再看了宋美龄的来信，又联系到张学良、杨虎城对他的态度，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也明白了“兵谏”的真实意图。于是，蒋介石固执的态度渐渐地发生了转变。紧接着，端纳又带着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止进攻和让宋子文前来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手谕回到了南京。至此，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终于避免了。

2，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一1950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曾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并为外国报刊撰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召见史沫特莱女士，委以主持对外广播的重任，史沫特莱每天晚上在张学良公馆对外进行40 分钟的英语和德语广播。她在采访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后，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来到西安，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来，而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来。史沫特莱还公开披露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秘密允诺，虽然违背了谈判规定的保密承诺，却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承受国际舆论的压力，无法否认、改悔自己作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头承诺。

3，温奇·海伯特(1906～1936.12.12)，又名冯海伯，毕业于柏林大学，获牙医博士学位，德国共产党员。由史沫特莱女士推荐给刘鼎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七贤庄开设了牙科诊所，以此掩护红军秘密交通站，设有地下电报站，将采购的药品、医疗器械等转运陕北苏区。冯海伯曾在上海给张学良治过牙病，来西安不久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有此招牌自然吸引了不少东北军和17路军将校光临，更加便于红军办事处开展工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凌晨冯海伯从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外出去西京招待所找史沫特莱打探消息，被戒严士兵警告因语言不通而慌忙折回，被戒严士兵开枪击中而牺牲。

西安事变中谁是捉蒋第一人？

当时报道是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1979年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将西安事变中捉蒋经过向叶剑英元帅反映，叶帅安排西安事变当事人座谈论证，确定了王玉瓒为捉蒋第一人。

红军是何时进驻延安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和红军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防御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1936年12月底东北军让出延安供红军驻扎，1937年1月红军总部由保安县（志丹县）迁至肤施（延安）。

杨虎城将军陵园

今年4月20日，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位于长安区樊川路上杨虎城将军陵园。陵园于1950年建成，为纪念杨虎城将军及“西安事变”相关遇难者。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与次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还有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与孩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在重庆渣滓洞监狱松林坡被害，1950年迁葬于此地。杨虎城第二任妻子谢葆贞（1947年2月病逝于狱中）、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随其母、杨虎城原配张蕙兰也葬于此。

永远的纪念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重大，它打破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局面，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合作，共同抵御外侮，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和前途命运，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兵变。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