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感是艺术的生命(刘永峥)

金扇贝艺苑

真情实感是艺术的生命

刘永峥

老舍说过，艺术作品“是感情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述”。因为文学是人学。艺术作品是不能缺少真情实感的。为什么有的戏，剧中人在台上捧腹大笑，观众却无动于衷，不受其笑的感染呢?为什么有的戏剧刚开演不久，台下的凳子就响了，观众纷纷往外走呢?对于这些现象，众说不一。有的抱怨观众，说他们没有欣赏水平，有的抱怨戏曲本身，说戏曲表现现实生活没有电视和电影那么亲切和逼真。诚然，戏曲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有个欣赏水平和兴趣培养的问题，戏曲本身也面临着急需改革等等诸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最急需解决的乃是戏曲剧本的真情实感的问题。任何一部缺乏感情色彩的艺术作品，都不能打动读者和观众。尤其戏曲，更要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戏曲和电影、电视相比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戏曲却具有别的艺术形式所不可比拟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段，并利用这些手段，高度地浓缩时间和空间，在有限的规定情景之中，紧紧地抓住人物和情感，以艺术化和典型化了的真情感赢得观众，使观众明知道是假的，却还当做真的来看。反之，如果不懂得观众的这种审美心理，一味地去图解概念，图解政策，把人物当成某种意念的化身,把戏剧舞台“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这样的作品是不会有真实感人的力量的。

阿·托尔斯泰在批评苏联当时的一些文学团体时说:“老是给当前的一些重大题材马马虎虎地穿上人的衣服，让他们在舞台上用人的声音来讲话。”哪怕你满台子都是闪光的思想，满嘴都是哲理化的语言，观众也不会买帐的。因为他们不会花钱买票来听人人都明白的政治说教的，也不会提前想到你的戏里有一个什么英雄形象我要学一学。过去的那种强制群众带着政治任务去看戏的一套做法在当今的时代已经不适用了。一般来说，观众走进场剧，都是希望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所以一出好戏，在大幕一拉开的时候，就应该把观众的情感紧紧抓住，让他们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而感叹，而发笑，而发指，使他们在得到极大的艺术享受的同时，获得深刻的思想启示。

十年动乱结束后，一些动之以情、感人肺腑的戏曲作品相继出现了。但是，由于“左”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根除，对艺术的创作规律理解得还很肤浅，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课题提出后，我们又往往陷于迷惘，又不知该怎样写“人”了。有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从意念和概念出发的老路，追求起“高、大、全”。今天，我们不要一提写“新人”就又掉进“高、大、全”的框子里，人到伤感处，连眼泪都不准落一滴。相反，一些催人泪下的情感表现，并不一定就有损于作品的政治意义。有人曾劝夏衍同志把《上海屋檐下》中的匡复改得昂扬一些。夏衍说:“我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最初是作者写角色，后来，当角色的性格形成后，他就逼着作者按照他的性格去发展了，要勉强是很难的，勉强了就不真实。”

因此，我在以后的创作中，总结了从前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左”的思想干扰，走自己的路，写自己的“人”，只要能写出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来，不怕惹出“大乱子”。

有人说,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的欣赏习惯也不同了，他们再也不喜欢那些缓慢的节奏，细腻的情感，深沉的曲调了，还有的说，现在的戏剧已从描写感情向阐述哲理方面转化，观众再也不愿意看催人泪下的戏了。这些论断，很使我惶惶不安了一些日子。因此，我在写《加林与巧珍》和《少女泪》时，总是捏着一把汗，担心观众会不会坐得住，能不能看下去。尤其《加林与巧珍》里的“送别”一场戏，既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又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按那种意见，恐怕要压不住场。可是，没想到，只这样平平的情节，观众不但坐住了，还被深深地感动了。

所以,要想写出真正的具有真实情感的“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到生活中去，在长期的生活中去发现、去感受、去积累各种各样的情感。但这并不是说有了发现，有了感受，有了积累，就可以不分析研究，不加工提炼，剜到筐里就是菜，一古脑往外端。在艺术创作中，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本质。我们要善于透过个别现象来研究生活，研究情感。在写《加林与巧珍》之前，我就发现，有些农村青年，由于不正确的人生观，被不正之风非法弄进了城，有的已和城市青年结婚了，有的正在热恋中。后来，在我们端正党风的时候被清退了，带来了许多苦恼，甚至酿成了悲剧。如果仅停留在这一表面现象上来看问题，那肯定是错误的。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剖析，我认识到这是我们社会在前进的象征。从他们本身来讲，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但，我们的社会是对的，是积极向上的。党风在端正，社会在前进，他们个人必然会有悲剧性的结局。怨谁呢?一是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二是个人的不正确的世界观。因此，把这一对青年的爱情悲剧放在这一良好的积极的社会背景下来展示，更能加强剧本的思想意义，给人以震动，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

有人说:“没有生活不要紧，有好小说照样可以改成戏。”原来我也有这种想法，以为改编是避免没有生活，没有情感积累的捷径，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我将小说《人生》和《太阳》改成《加林与巧珍》《少女泪》时，我才深知改编之艰苦，我觉得有时它比创作还难。如果不是《人生》《太阳》焕发了我自己的生活感受，触动了我自己的情感积累，恐怕《加》剧和《少》剧是写不成的;如果我不熟悉几个现实生活中的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刘立本、马占胜、榆钱和桩桩，恐怕也是写不出这些人物的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来的。而德顺爷在《人生》小说里是一个光彩的形象，也是作者浓墨重彩着力刻画的一个饱经风霜、令人喜爱的哲理老人。这一形象曾使我激动不已。一开始，我把他当成主要人物写进戏里。可是，当这个人物一落在笔下时，我又感到他陌生起来，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在我的眼前怎么也活不起来。我努力从积累生活的脑海里寻找类似的形象，但找来找去始终没有对号者，我不熟悉这个人物和他的情感，不敢写了，只得采取回避的手段，忍痛割爱，打乱原有的戏剧结构，另辟蹊径了。所以说改编也并不像伸手就可以拣个热馒头那样容易，而同样需要积累生活，积累情感，象蜜蜂酿蜜那样采集百花，象春蚕吐丝那样吃尽绿叶。

今后，我们应力争写一个戏像一个戏。决不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口味搞一些应景的东西，也不为了应付汇演写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戏曲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衰落下去,是我们戏曲工作者的莫大耻辱。

(编辑​洪兆惠) （本文原载于1986年第二期《辽宁文艺界》）

作者简介：刘永峥，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曾创作大型辽剧《加林与巧珍》《少女泪》《山这边，海那边》《姜云胜》《潮满月圆》《月在别时圆》《圆谎》《奉天落子》等；创作长篇电视连续剧《五爱街》《海水苦，泪水咸》、百集情景喜剧《笑笑茶楼》（与人合作）等，出版《刘永峥剧作选》专著。

责任编辑: 曲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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