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珍贵的工会会员证

师陀故里新青年

2025年5月1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向各级工会组织和全体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百年沧桑，中国工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跟党奋斗，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谱写了恢宏壮丽篇章。 五一节前夕，走进现代著名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河南杞县化寨师陀故居， 在展柜里，有一本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员证，弥足珍贵，他上面清晰地记载着：工会名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会员证号码第0391327入会日期 1949年8月姓名王乐超职业教育工作者发证单位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第六十四中学委员会 从王乐超加入工会时间来看，上海刚刚解放。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胜利渡过长江后，对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市发起进攻。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 据有关资料显示：上海市第六十四中学1939年创办，始名“上海肇光中学”，1942年更名上海市私立三才中学，1945年复名私立肇光中学，1956年改为公立上海市第六十四中学。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第六十四中学委员会曾是该校教育工作者的群众性组织，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产业工会之一。 这本工会证，算了算，至今有76年了。王乐超何许人也？他和师陀是什么关系？ 翻开《红色化寨.师陀故里》由王清岭主编这本书，从化寨英雄谱里探寻答案。 王乐超（1905.9——1971.10），男，中共地下党员，河南省杞县柿园乡前化寨村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兄弟四人排行老大，其二弟王继曾（字长简），即青年时期远离家乡，奔走京沪，后来成为蜚声文坛的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的师陀先生。 师陀先生 照片中三位作家：师陀（右）、卞之琳（中）、柯灵（左）1937年游雁荡山 王乐超的大女儿———王雨琴，中共党员、是新四军少女烈士。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革命启蒙教育，进入大同中学学习后思想更为活跃，救国图存的志向早早地在她幼小的心田扎根发芽。1938年6月，杞县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王乐超毫不犹豫地把女儿王雨琴送到彭雪枫、吴芝圃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五岁的小小年龄就随军征战，日夜奔波。能歌善舞的王雨琴加入了彭雪枫创建的拂晓剧团，在豫皖苏根据地到处演出宣传抗日，其高超的演技和感染力得到了军队领导的赞扬和群众的好评。 1939年10月15日，因为和战友拼命逃脱敌寇的追捕，经过一百多里地的行军，在安徽涡阳新兴集跳进了冰冷的芦苇塘中，在齐腰深的冷水里坚持了一天一夜，才和战友们得以逃生。随后身体高烧不止，又因战时的医疗条件较差，年仅十六岁的王雨琴两次晕倒在演出场上，最终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年轻的生命，成为新四军第四师年纪最小的女烈士。 王雨琴牺牲后，司令员彭雪枫亲自致悼词，他双眼浸着泪说：“……王雨琴同志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彻底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为王雨琴的辞世而痛心，我们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同仇敌忾，向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为了表达痛惜之情，彭雪枫又特意送上一副挽联：童年多敏感，几经谆诱居然顿悟，不愧我党优秀分子；壮志犹未酬，出发之前竟成永诀，又弱吾健儿一员（摘自《彭雪枫传》）。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也亲笔写就一副挽联：革命家庭宁馨儿，聪俊超群，方期后生可畏；抗战部队神歌手，英志勃发，讵料少年凋零。表达了高度赞誉、悲伤、捥惜之情。 王乐超之子———王友辰，中共党员，著名进步作家师陀（原名王长简）的亲侄儿、新四军少女烈士王雨琴的亲弟弟。 1953年，王友辰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即现中国地质大学）石油系；1958年8月，王友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石油勘探局工作，从此走上了他所深爱的、并为此付出毕生心血的事业——地质勘探之路；参与了大庆油田的勘探与开采，为六十年代中国摘除“贫油论”的帽子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先后多次获得地市级、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奖励，并于1978年11月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由于王友辰生前长期独自生活，且已去世多年，很多与其相关的资料已经遗失。现仅从能够收集到的证书和奖章统计，其获得的荣誉就包括：1981年度本溪市劳动模范，1982年度本溪市劳动模范，1985—1986年度本溪市劳动模范；1982年度辽宁省劳动模范，1992年度辽宁省劳动模范；1985年全国地质系统劳动模范，1991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99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友辰的事迹，曾经在《本溪日报》、《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进行宣传报道；1983年10月红旗出版社发行的《攻关者的赞歌》一书，以《千锤万击在深山》为题，介绍了王友辰的寻矿经历；后来，他的部分事迹还被改编成电视剧《青山赤子》的故事情节。 少年的王乐超天资聪颖，求学心切，又因为是长子，深得祖父和父母亲的疼爱。在乡村上私塾和县城上小学的时光，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在开封读高中期间，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青年学生组织的进步团体，因此还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关押。他年长二弟五岁，兄弟手足之情溢满心间，随着后来他投身革命，二弟更是对这位大哥充满了敬仰。二弟献身文学事业，兄弟之间彼此鼓励，相濡以沫，在内乱外患、国家危难之际，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生命赞歌。 1930年夏，中原大战爆发，西北军东出潼关进军河南，二十四师在杞县前化寨村驻防期间，王乐超结识了赵伊坪，后来随赵伊坪赴山东新泰地区搞“兵运”，即唤醒兵士发动兵变。1935年，王乐超受党组织委派，聘于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作为文史教员。此时他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借教书为掩护，在广大师生和群众中宣传救国救民思想，播撒革命火种，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结识和团结了许多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如梁雷、郭晓棠、傅孤侣、杨伯笙、段佩明、赵伊坪、姚雪垠等；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学生，如冯若泉、穆青等；通过组织关系，加深了他和吴芝圃、彭雪枫、杜省吾等人的革命友情，与杜省吾等人举办了杞县民运干部训练班。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王乐超家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吴芝圃、段佩明和杜省吾等经常来杞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都是在他家后院落脚，共商救国大计。一天晚上他们正在油灯下畅谈，负责放哨的长工王玉生跑过来紧急通知，鬼子的宪兵队来搜捕了！众人忙吹灭油灯，从后院跳墙躲进不远处的淤泥河草丛中隐藏起来（顺便交代一下：由于经常有地下工作者从此处跳进跳出，院子西北角的墙上竟然出现了一个豁口）。随后一队鬼子撞开了院门，举着明光闪亮的刺刀，穿着军靴把屋墙跺了个大窟窿，嘴里叽里呱啦的嚷嚷着，王乐超的几个孩子躲在被窝里吓得浑身发抖。鬼子通过翻译官对王乐超的妻子郭永贞喊话，要求把王乐超他们交出来。郭永贞沉着冷静，对日本宪兵说：“我丈夫在外边做木材生意，常年不回家，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啊。”鬼子已经得到邻村汉奸的告密，知道王乐超和吴芝圃他们回来了，便把郭永贞捆绑起来，狠狠地打了几个耳光，又把整个院子搜了一遍，也没见到一个人影。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决定把郭永贞抓起来，又朝着前来劝解的长工王玉生腿上打了几枪，天亮时分把二人都押到县城监狱，装进木笼进行折磨。 日本鬼子原本以为通过审讯和折磨，郭永贞会把王乐超供出来，没想到郭她始终不承认王乐超是地下党员，一口咬定是做木材生意的；再加上党组织和家人多方营救，买通了日本翻译官，在关押了两个月后，终于把郭永贞和王玉生二人放了出来。当时郭永贞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每天蹲在日本人的木笼子里，饭也吃不饱，大冬天还光着脚。看着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王乐超心中充满了愧疚，顿时泪如泉涌…… 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何存。王乐超时常怀着强烈的家仇国恨，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他为了理想和信念，早已顾不上自身的安危和儿女之情，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自己的一切。一次在杞南参加党组织的秘密会议时，他和同志们又因叛徒告密而遭到日本人的抓捕，王乐超骑在马上逃跑，被日本兵一枪把耳垂打掉一块，差一点就击中头部，再次死里逃生。 新中国成立后，王乐超同志被组织安排在吴芝圃身边工作，当时吴芝圃已是河南省政府主席，省会在开封。 1956年前后，由于身患重病，二弟师陀把王乐超接到上海治病。病好后重操旧业，留在上海教书，在上海市六十四中学工作直至退休。王乐超的儿子王友辰考上了中国地质大学在辽宁工作，三女儿王友梅通过自己的努力到甘肃参加了工作，二女儿王雨凤（后改名王友凤）和四女儿王友兰在乡下务农，妻子郭永贞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由于妻子和儿女都不在身边照顾，再加上身体不好，王乐超同志于1971年10月在上海病逝。二弟师陀和夫人陈婉芬帮助料理后事，家人把王乐超的骨灰抱回老家前化寨村祖茔安葬。 在鲁迅纪念也有师陀人物介绍 叶落归根，王乐超同志走完了他革命的一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资料来源：《红色化寨.师陀故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