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视角：一根辫子的血案

三闲杂谭

回望历史，你会发现，告别一种延续了千百年的生存状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三代以上就难了），围绕着日常行为和习俗流变的冲突，新旧势力往往形同水火，以至演化为生死搏斗。

比如，国人曾经为了脑后这根辫子的留与剪，遭遇过屠城杀戮，血流成河……

当年清军入关后下了“剃发令”，硬性要汉人剃发留辫，汉人以死抗争，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结果酿成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死了几十万人。

满清入关270多年后，辛亥革命成功了。民国政府立马颁布“剪辫令”：“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时限20日内一律减除净尽。”

谁料此令一出，不但没有迎来民间的欢呼响应，相反在不少地区出现了反抗剪辫事件，其中以儒家文化圣地山东爆发的“昌邑五一八惨案”最为血腥，死了28个人。

山东昌邑剪辫风波，让民国政府纳闷儿了，怎么剪个辫子那么难，比推翻满清政府还难，这帮人平日天天骂人家满清什么鞑子胡虏，怎么一让他们剪辫子，跟要了他们命一样？到底是恨大清啊，还是爱大清啊？当时的《汉民日报》发文章感慨：“上作焉而下不应”。

同是头上这根辫子，在留辫与剪辫的强令下，都闹出了重大血案，其背后有没有可以探讨的东西？

今天，咱就试着从三个维度来说道说道这根辫子背后的东西。

男人们的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曾是中国街头的寻常景观。(清末摄于北京)

视角一：文化维度

文化符号的征服与驯化：从“剃发令”到“剪辫令”的权力逻辑



1. 清初剃发令：文化征服的暴力符号

清朝入关后推行剃发令，表面是发式改革，实则是通过摧毁汉人文化符号实现政治征服。儒家传统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仅是伦理准则，更是汉人区别于“夷狄”的文化标识。清廷以“留头不留发”的极端政策，将发式转化为政治忠诚的试金石，迫使汉人放弃文化身份，接受满族统治的合法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杀事件，本质是通过暴力将发式这一文化符号“去神圣化”，使其成为权力规训的工具。正如文化人类学所强调的，符号系统是权力运作的载体，清朝通过强制剃发，瓦解了汉人“华夷之辨”的文化根基，建立了一套以满族为中心的符号秩序。

2. 清末剪辫令：现代性话语下的文化断裂

辛亥革命后，剪辫被视为“去满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象征，但这一政策同样遭遇抵制。此时，辫子已从清初的屈辱符号演变为清末的日常习惯与文化认同。经过两百余年的满汉文化融合，辫子被内化为“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衍生出审美价值（如“金钱鼠尾”的精致编法）。革命党人将剪辫等同于“进步”，但民众的抗拒表明，文化符号的变迁需以社会共识为基础。强制剪辫与清初剃发令形成历史回响，二者均以政治暴力强行改变文化符号，但清末的剪辫更因缺乏文化缓冲而加剧冲突，如昌邑惨案中民众因恐惧“无辫即革命”而反抗。

辛亥革命后，革命军士兵在街头为百姓剪辫子。

视角二：身份维度

身份认同的断裂与重构：从“华夷之辨”到“现代国民”



1. 清初的身份断裂与被动认同



剃发令的推行导致汉人身份认同的剧烈断裂。发式作为“汉人”与“满人”的边界标志被强行抹除，迫使汉人在生存与尊严间抉择。这种断裂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动摇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清朝通过文化驯化（如科举制吸纳士绅）与暴力威慑（如文字狱）逐步重构身份认同，使辫子从屈辱符号转化为“臣民”身份的日常标识。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可解释这一过程：长期的文化规训使汉人将辫子内化为身体惯习，形成对清朝统治的“习惯性顺从”。

2. 清末的身份重构与认同困境

清末剪辫令试图以“国民”身份取代“臣民”身份，但这一重构遭遇多重阻力。一方面，普通民众对“国民”概念缺乏认知，剪辫被简单等同于“造反”，导致对身份变革的恐惧；另一方面，剪辫后的短发或光头与传统束发文化冲突，形成新的身份焦虑。例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述的“假洋鬼子”形象，正是新旧身份冲突的缩影。文化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认同需通过“想象的共同体”构建，而清末剪辫政策因缺乏广泛的文化动员，未能有效建立新的认同纽带。

1912 年英国杂志报道剪辫情形

视角三：社会维度

社会心理的恐惧与惯性：从暴力威慑到路径依赖



1. 清初的恐惧统治与集体记忆

清初通过屠杀制造集体恐惧，形成对剃发令的强制服从。扬州十日等事件通过口述传播，成为汉人社会创伤记忆的一部分，强化了“反抗即死亡”的心理暗示。这种恐惧不仅压制了反抗行为，还通过代际传递固化为文化记忆。法国社会学家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可解释此现象：暴力威慑使个体在群体中丧失反抗勇气，转而寻求适应规则以保全生存。

2. 清末的路径依赖与逆反心理



清末民众对剪辫的抵制，既源于对“习惯”的路径依赖，也因强制政策触发逆反心理。辫子经过长期内化，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剪辫意味着打破生活惯性，引发“身体完整性”的焦虑。同时，革命军强制剪辫的行为（如浙军持剪刀上街剪发）与清初暴力形成镜像，加剧了民众的抗拒。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可解释这一现象：当外力强迫个体改变长期习惯时，个体会通过抵制行为缓解认知冲突。

四、对比与启示：文化政策的社会嵌入性



两次剪发事件的反差揭示了文化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嵌入社会结构：

清初剃发令虽以暴力推行，但通过文化驯化（如满汉通婚、科举制度）与时间缓冲，逐渐将辫子纳入社会日常，完成符号的“再神圣化”。

清末剪辫令则因激进断裂、缺乏文化过渡而失败。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辫子作为“传统”的深层意义，未构建替代性认同，导致民众在“守旧”与“革新”间陷入迷茫。

这一对比提示我们：文化变革需兼顾符号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正如羌年仪式通过史诗《木姐珠》强化族群认同，任何文化政策的推行都应尊重社会心理的延续性，避免以“现代性”之名粗暴切割传统。

五、感 悟

从剃发到剪辫，发式之争实质是权力、文化与身份博弈的缩影。清初与清末的政策反差，既反映了文化符号的流动性，也暴露出暴力干预文化变迁的局限性。当代社会在处理文化冲突时，应汲取历史教训，以“协商”而非“强制”推动变革，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实现认同的有机重构。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特定的生活细节，或称习俗。这些生活细节渗透于衣食住行，乃至文化娱乐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在。

在正常的年代，人们生活在这些细节里面，如鱼在水，习焉不察。而一旦社会发生大的动荡或急剧变革时，“生活细节”对人们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里截取几个关于辫子的历史切片：

△1912年3月5号，民国政府颁布了法令“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时限20日内一律减除净尽。”法令一出，是举国震惊，辫子爱好者们是大哭大闹，干什么的都有，洋相出大了，有的去衙门口闹事儿的，有跳河自杀的，有把辫子盘在头上，然后跟印度人一样拿布包起来的，还有跟自己儿孙说的，要是剪了辫子，可给他留好了，将来给他带到棺材里，号称这叫给自己留个全尸，让他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一些人还自发成立的组织，像什么保辫会、复古会，结成团体抗拒剪辫子。头可断血可流，辫子就是不能丢。

△清朝的重臣袁世凯要就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他问他的海军将军蔡廷干：当他进入一个新时代之际，是否需要在外表上也表示一下，把头上的辫子剪掉。蔡廷干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于是袁氏叫人拿来了一把大剪刀，对他说：这是你的主张，你来实行这个主张吧。“ 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 这个故事是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说的。

△电影《建党伟业》中，有一片段让人印象深刻。在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教室，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围攻还留着辫子的辜鸿铭，辜鸿铭毫无畏惧，讥讽道：“老夫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一时语惊四座。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满清为了让汉人忘记剃发易服这段血泪史，他下令把所有记载汉人服饰和发饰的书籍都列为了禁书。甚至对头发这个词的使用都格外的明敏感。在官方的史书中，不准使用相关的成语，比如千钧一发。那么大家会发现，在修撰《明史》和《清实录》的时候，你是找不出千钧一发这个词儿的。因为他害怕你联想。



△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紫禁城里的黄昏，里面说到，有些满人他根本不知道剃发易服的这段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来就是汉人的习俗。所以在满清灭亡的时候，有些满人居然用剪辫子的方式来表达对民国的不满。这是你们汉人的辫，我一定要减掉。

△剃头挑子--一头热。清初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还带来了一个新的行业：理发。剃头匠最初是执行政策的官差。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剃发令”圣旨，就是剃头铺了。哪个敢不剃发，抓住砍了脑袋，把人头也挂在那根旗杆上。后来，剃发成了习惯，旗杆就不挂圣旨了，也没了人头，这旗杆就被剃头匠用来挂毛巾、磨刀布，竟也成一景。也有走街串巷觅活的，一副挑子，一头是火罐，上面的铜盆盛着热水，旁边也有一根旗杆；另一头是长方形的小柜子，小抽屉里放着剃刀、梳子之类，放在地上便是顾客的坐凳。因炭火炉仅在其中一端加热，形成“一头热、一头凉”的鲜明对比，故衍生出此歇后语，比喻“一厢情愿”或“单方面热情”。

△一九一○年，风声鹤唳，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时代要变了。有一天晚上，钱穆睡不着，在他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书。他翻出来的书，你猜是怎样的一本书？是谭嗣同的《仁学》。钱穆最震动的是甚么呢？竟然是谭嗣同在《仁学》里头谈头发的部分。他把人依照发型来分，谭嗣同说，全发戴冠的，是中国人；把头发剃光的是印度人，把头发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种，前面都刮光，后面留个猪尾巴的，叫做满州人。

少年钱穆，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问题是，他辫子才剪了，没几天要放假搭火车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说，你现在没有辫子，一上火车一定会被官兵抓起来被当成革命党给杀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么办呢？没有辫子无法搭车，于是他就把剪下的辫子缝到瓜皮帽上，伪装辫子。在历史大转换的时代，一个小小的“异行”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视频：清朝入关后为什么要对汉人强制实施“剃发易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