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的童年就如同野外的小草，没有人刻意的呵护，自由自在的生长。父亲的早逝与母亲繁忙的工作，使我在初小之前很少有机会见到我的母亲，但回想起來，也不乏许多趣事。</p> <p class="ql-block">解放初期的重庆</p> <p class="ql-block">50年在西南妇女联合会工作的母亲</p> <p class="ql-block"> 记得刚满五岁那年，母亲用她那微薄的津贴购买了一件由灰色粗麻料制成的、看似狗皮样式的长袍，说是要寄给外婆。“外婆”这一名称第一次进入我耳中，我满心疑惑，便问“外婆”是谁。母亲耐心地向我解释，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心中不禁纳闷，妈妈怎么还会有妈妈呢？为何我从未见过她？由于母亲长期外出工作，我很难见到她，因此很不喜欢她出差。记得有一次，她因急事又要外出，我坚决不准她走，跑到她车前拦住去路。她试图拉我，劝说我让开，而我索性躺在她车前的地上，大哭大闹起来。哥哥在一旁，看到我四肢摊开呈“大”字形躺着，便边笑边跳着说：“哈哈，摆大字了！”我赶紧换了个姿势，却依然不肯起身。母亲气得想要动手打我，我则理直气壮地喊道：“你是共产党员还打人啊？”周围的人听后都大笑起来，让母亲哭笑不得，举起的手也无奈地放了下来。多年以后，母亲仍感到奇怪，为何我那么小就知道她是共产党员。从那以后，每当家里人提起我，总会说我小时候特别“横”。</p><p class="ql-block"> 还有一次，不知是别人送的还是妈妈给哥哥做的一件浅蓝色的短袖绸质衣裤，样式新颖，我非常喜欢。但因为是男孩穿的，所以没有给我，为此我大哭了半天，谁劝都不听。</p> <p class="ql-block"> 当时，西南妇联的办公室主任是一位面容略显苍老的女性，名叫李玉佃。据传，她并非来自解放区，因此“旧习气”颇为浓厚，对待机关里的小孩会根据他们家长的职务有所区别。这样的行为让我们，尤其是那些年纪稍大的孩子，对她颇为反感。我和一些年纪较小的孩子，经常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那时的机关宿舍与办公室相似，都是单间，没有卫生间，但是有储藏室。上班期间，无人关门，这些储藏室大多也敞开着，这自然成了我们捉迷藏的绝佳场所。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女孩躲进了一个储藏室，意外发现了一个大篮子，里面装满了红彤彤的大橘子，十分诱人。我们俩毫不客气地大口吃了起来，完全沉浸在了美味的橘子中，忘记了正在玩的游戏，也不知道究竟吃了多少，反正在那里给别人留下一大堆橘子皮。</p> <p class="ql-block">第二天吃早饭时（当时实行供给制，大家都在一起用餐，但根据干部的职务分为中灶和小灶，我们那时在小灶吃饭），就听见李玉佃在大声责骂，询问是谁家的孩子偷吃了别人的橘子。我心里不禁嘀咕，难道昨天我们吃的是她的橘子？我瞥见昨天一起玩的小女孩对我做了个鬼脸。因为不想被李玉佃责骂，也意识到吃了别人的东西不对，我赶紧低下了头。但心里还是暗暗地想，如果吃的真的是她的橘子就好了，这样哥哥知道了也不会骂我。</p> <p class="ql-block"> 偶尔也有与妈妈共度的时光，有两件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她出差归来，尽管疲惫，还是在晚上挤出时间，和刘阿姨一起带我出去玩。那时实行供给制，她们每月的津贴很少，因此买的零食就是花生米和卤豆干。我在一旁听她们说，这两种食物合起吃，味道和滷鸡肉一样，至今都忘不掉当年我们品尝时那满足而津津有味的样子。</p><p class="ql-block"> 另一件事发生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机关的女干部们放半天假。当时，大多数女干部都穿着两排扣子的灰色“列宁装”。为了增添节日气氛，妇联主任廖大姐特别提出要求，希望所有妇联的女干部在这一天能带头穿上连衣裙，并鼓励使用苏联花布制作。妈妈和刘阿姨为此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各制作了一条很素的白底蓝格连衣裙。我看到她们穿上后显得格外美丽，然而，妈妈穿着它带我出去玩还不到半天，就急匆匆地带我回机关换上了平时的衣服。当时我十分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喜欢穿漂亮的裙子。</p> <p class="ql-block"> 后来可能年龄到了，我被机关送进了西南局幼儿园，幼儿园是个很漂亮的一栋洋房，据说该建筑为民国时期一个官员的用房。</p> <p class="ql-block">我印象中的幼儿园</p> <p class="ql-block"> 这幼儿园比延安幼儿园好多了，有睡觉的，活动的，上课的地方，老师也非常好，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电影，记得是苏联的动画片，叫“小飞马”，看到上面飞来飞去的马，滟丽的色彩，梦幻般的故事，我惊奇万分，因为是夏天，放电影的幼儿园操场上到处是蚊子，老师一个个为我们腿和手背上抹着花露水。可能因为我胖得可爱的原因吧，我参加了幼儿园排练的很多文艺节目，当时我们排的节目有表现拥军的“朱大嫂送鸡蛋”，还有歌颂热爱劳动的“三只蝴蝶”，还有歌颂西藏解放的舞蹈……。有意思的是，由于我小时候头特别大，在表演“朱大嫂送鸡蛋”时，因我演的是解放军护士，老师为我做帽子时改了几次都没成功，最后做服装的老师把我叫到她那，好几个老师围到我，用尺子比画了好久才给我做好，我听她嘀嘀咕咕给其他老师说，这孩子头怎么这样大。可能因为刚解放，文艺生活还不是很多，我们还为当时西南局机关的领导干部表演，老师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在“三只蝴蝶”中，我演的是白蝴蝶，身上穿着白色的小裙子，头上戴着象征蝴蝶躅角的头环，背上老师给安上了白色纱巾做的翅膀，我在舞台上边唱、边飞来飞去，毫不胆怯。由于幼儿时期老师的引导，我爱上了舞蹈，在我的小学，中学，大学对舞蹈都很迷恋。由于我妈妈很忙，每到星期六，我看见小朋友一个个被父母接走，我站在大门旁边的坡地上，眼巴巴地望着大门，期望有奇迹出现，但是每次都很失望，后来我就不去看了，但是心里一直很渴望有人来接我。在幼儿园里，我有个很好的小朋友，她的名字叫豆豆，大名叫罗建北，她长得很漂亮，眼睛大大的，一笑两个小酒窝，脸园园的，真象个“豆豆”，她的妈妈叫薛明，也在西南妇联工作，她的父亲好象是搞外事工作的，当时他们告诉我，他是画家，我觉得他是个很快乐的人，爽朗地笑声很感染人。有次豆豆的爸爸接她时也把我接到她家，我当时觉得他们家好温馨，觉得豆豆的妈妈又漂亮又温柔，她爸爸总是把我们两人放在小床上，用他的胡子扎我们，我们东躲西躲，呵呵的笑个不停。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不久，我因腮腺炎住进了幼儿园的隔离室，她们举家迁去了北京，据说豆豆的爸爸调到外交部工作了，我和豆豆再次相见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了,这是后话。</p> <p class="ql-block">那时傻傻的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