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O年代下南洋

土澳演播室

离开新加坡 22 年了。现在闲下来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回味自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趁着出国闯荡的大潮在新加坡摸爬滚打的 7 年时光。有苦、有甜、有心酸、有愉悦。虽然诗意不多，也不算是太远的远方，但那些日子里经历的人和事依然像一粒粒珍珠在记忆中不时闪现。我想用时光的丝线将它们串起珍藏，记下我们第二代下南洋经历中的几朵跳跃的浪花。

偶然的机遇

我的下南洋是一个偶然，起源要追溯到 20 世纪80 年代的后期。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是个中国通，他与李鹏分别代表新加坡和中国签订了两批从中国聘请专家的协议，每批20人。我先生就在第二批的名单里。

新加坡给这批专家的待遇不错，每人一套三室两厅的高档公寓，外加每月 1600 新元的生活补贴（当时一新元兑换五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可以带家属，而且家属和孩子每人每月也有 400 新元的补贴。合同为期 3 年，3 年满后要回国，不过大部分人在合同临近期满时设法到了美国或加拿大，这些是后话。

先生到新加坡一年后，我获得了探亲许可，1990 年的年底，我带着孩子到了新加坡，一家人团聚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新加坡正值经济蓬勃发展，人才的匮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区区 40 个中国专家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满足不了新加坡的人才需求。于是，新加坡政府开决定放以私人身份从中国招聘人才的通道，为此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从中国引进人才的公司-Gateway。负责人是曾在澳大利亚留过学的基督徒李先生，他热爱中华文化，诗词写得也很好的。

12 月的某一天，我先生工作的新加坡国家电脑局信息技术研究所的高管洪先生找到他，问他能否推荐中国电脑工程师以私人身份到新加坡工作。我先生说：“太巧了，我夫人就是做电脑的，现在就在新加坡。”于是，洪先生就把我介绍给吴庆瑞的秘书 Grace——一位漂亮可爱的年轻小姐，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于是，Grace 带我去见 Gateway 的经理李先生。

李先生高高大大，温文尔雅，我是他刚刚成立的这家公司（现在应该叫作猎头公司）的第一个猎物。简单交谈过后，李便把我带到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属下的自动化应用中心去见公司经理林先生。

林先生见到我这个猎物有点喜出望外，简单问过我的经历后就邀请我共进午餐。午餐时他说马上可以给我办雇用准证（Employment Pass）。月薪1800 新元，我粗粗一算，折合人民币 9000 元，相当于我在国内8年的收入了，自然是喜不自禁。

舍放离式的搬家

公司为我提供搬家费，为我和儿子提供机票。一切看上去都很美。接下来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到公司上班。我说我是持公务护照赴新短期探亲的，要回中国办私人护照，短则三五个月，长则半年以上。林先生要我抓紧时间办，雇用准证有效期半年。不过，他也答应如果半年内办不下来，会帮我延期。

当年办私人护照可不容易，记不清盖了多少章，求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总之是脱了几层皮。当一切都搞定后，我长舒一口气。看着刚刚分到手才住了一年多的位于清华东南小区的两室一厅的房子马上要交出去，我心中涌出些许的不舍真，毕竟我为了这套房付出了八年的时光。

我把家具送给了朋友，带上不多衣服以和多年来积累的世界名著、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书籍上路了。

到了机场，我把能托运的都托运了。不能托运的装满大大小小的箱包，带着淘气的儿子登上了去新加坡的航班。由于我带的东西太多，以至我刚一登上飞机，那个装行李的小拖车就倒了，大包小包散落一地。

我心里有点害怕，因为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了允许携带登机的总重量。正在我忐忑不安时，一位空少走过来，提起我的大包小包走到我的座位前，安安稳稳地把东西给我放好，并且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都说新航服务世界一流，在此时得到了完美验证。

经过将近 6 个半小时的飞行，飞机在晚上 11 点钟左右到达了新加坡樟宜机场，还是那位空少走过来帮我把行李拿下来放到小推车上。

我吃力地把这些东西拖出飞机，找到一个机场专用的行李推车，把行李放上去。儿子看到机场的行李车觉得好玩，便推着行李车乱跑。我又要管行李，又要管儿子，几乎是最后一个走出机场的。

回到先生的住处洗漱完毕已经是后半夜。睡了两三个小时便起床去上班。从此开始了在新加坡辛苦打拼的码工生涯。

怒呛恶老板

我做的项目是香港龙凤集团属下的一间制衣厂的自动化生产线的编程工作。那家工厂生产LEE牌牛仔裤 。我们项目组有 6 个人，3 个做硬件，3 个做软件。我是做软件的。

那时的新加坡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被分成许多等级，自视高人一等的人会有许多奇怪的显摆方式。我住的地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居住区，于是小区的停车场就会看到车牌上有哈佛、牛津等名校的标识。我同事知道我住在那个小区，谈话间也会流露出情不自禁的羡慕。

九十年代初，大多数新加坡本地人见识并不多，在他们眼中，中国就是个小渔村，大概是从祖先那里听来的吧？一次我搭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是做电脑的。他好奇地问：“你在什么地方学的电脑？”我说在北京。他的好奇变成了惊奇，说：“中国有大学？” 真让人哭笑不得。

说回我的工作。我们的项目经理是一个英校生，他对电脑懂得很少，甚至连拷贝文件都不会，但仗着英语好，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还动不动就骂人。

我们项目的联调在一个废弃的大仓库里进行。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每天的温度都在 30 摄氏度以上，仓库没有窗户，也没有有空调，甚至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铁皮屋顶经太阳一晒，浑然像个烤箱。我们每天就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与汗水为伴。

联调到了最紧张的阶段，原先负责写核心软件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工程师撂挑子走人了，老板于是让我接过了他的摊子。工作重，bug 又很多，联调进行得很困难。我差不多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十点以后才回家，整整 3 个月没有休息过周六、日。热得起了一身痱子，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起痱子。

就这样，那个英校生老板还是不满意。他每天下午来一趟，待上不到 20 分钟，而这 20 分钟就是他骂人的专属时光。我们的项目组长是一个华校生，唯唯诺诺，连个屁都不敢放。我可不惯着他，有一次这个英校生老板又开始骂人，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谁愿意在这个烤箱里多待一分钟？谁不知道有冷气的办公室舒服，我们这样辛苦地加班加点就是为了项目早点完成。你若再这样训斥我们，我就不干了，我明天就回办公室去！”

这个英校生其实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货，自此以后再也没有骂过我们。不过，没过多久他就被炒了鱿鱼。临走时企图偷偷带走我们的项目软件，被公司发现。归还软盘时，他悄悄在上面扎了许多洞，以为这样可以损坏软件。他竟然不知道我们会有备份，真是又蠢又坏！

从打工到永居

在新加坡工作3个月后，我有了申请永久居留的资格。申请前，我问了不少人。有人说至少要半年时间，也有人说半年也拿不下来。我的印度籍的同事克瑞施南说他的申请递上去一年半了，至今无消息。不管了，先提交申请就是了。

申请递上去 3 个星期后，我接到新加坡移民局的信，我的永久居留申请批准了！我拿着那份信反复看，不敢相信会这么快。后来有人调侃我，说我肯定认识李光耀，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永居申请这么快批下来的。

我与儿子一起得到了新加坡永居身份，这对于我们一家很重要，因为它使得我先生在 3 年合同期满后可以遵照合同回国，然后再以探亲身份回新加坡，这也为我家后来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故事，等我以后有空慢慢讲。

我移民新加坡的过程是非常幸运的。我认识几位通过一家叫EastTech的私人猎头公司来这里工作的中国电脑工程师，薪水不到我的一半，而且还要签三年合同，也不给办永久居留。猎头公司老板的心太黑，他把从用人公司那里拿到的薪水留下大部分，只把一小部分发给这些辛苦工作的中国人。

这些中国工程师不仅要靠这微薄的薪水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寄一部分回国养家，有的甚至还要给原单位上交一部分钱。他们租很小的房子，买最便宜的生活用品。我认识的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会理发，他给朋友们理发，甚至还给自己理发。为了生活，许多人在工作之余要兼做其他工作，而做得最多的是为新加坡的孩子们补习中文。

李光耀总理是个务实且有先见之明的人，他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文将变得非常重要，于是掀起了“华人华语”的运动，从中小学开始就加强华文教育，这让一直备受歧视的“华语”有了翻身的机会。

不过，习惯了说英语的孩子们觉得华语太难，常常考不及格。孩子们的父母只好找课外补习老师为孩子补习华文。这为许多中国来的人找到了挣钱的机会。

我认识一位出国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政治课老师的女士，就是在新加坡就以补习华文为生，日子过得也不错。

有时我想，我们这代早期移民的中国人，生存能力真的很强。

春天的风信子

2025年4月整理 TORO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