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奖颁给董宇辉：一场文学与流量的“价值错位”

玩美篇的小老头儿

四月十九日，董宇辉获“人民文学奖·传播贡献奖”的消息引发舆论地震。有人将人民文学比作“自降身价的闺阁名媛转身成了站街女”，将这场颁奖视为文学向流量低头的耻辱性标志。这场争议背后，折射出传统文坛与流量时代的深刻价值冲突，也暴露出文学评价体系在新时代的困境与迷失。

反对者的愤怒不难理解。当文学奖的评判标准从艺术价值转向商业数据，我们看到的仿佛是梵高《星空》被拍卖行标成天价时的荒诞。人民文学出版社用四十年积累的学术公信力，为一场商业行为背书，这种价值错位如同把《红楼梦》拆解成短视频脚本——看似让经典“活”了过来，实则消解了其精神内核。更讽刺的是，那些在稿纸上耕耘半生的作家，可能永远无法用直播间的数据证明自己的价值。

流量时代的文学生存困境，远比表面数据更值得警惕。董宇辉的直播间确实创造了《人民文学》建社以来最辉煌的销售记录，但这份“贡献”的本质是商业奇迹而非文学复兴。就像故宫文创靠网红带货卖出天价，当文化符号沦为消费主义的玩物，我们失去的可能是文明传承的深度。当“用文字照亮时代”的获奖感言与直播间里“羽扇纶巾读作lún巾”的知识性错误形成荒诞对照，这种传播是否真正抵达了文学的本质？

奖项的命名更暴露出深层矛盾。“人民文学奖”冠名的传播贡献奖，本质上是将文学传播异化为资本游戏。这就像给带货主播颁发“诺贝尔销售奖”，用权威机构的光环为商业行为镀金。当文学奖开始用GMV论英雄，当传播效果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尺，我们不得不追问：那些在小众领域坚守的作家，是否注定成为流量时代的弃民？

这场争议如同一面棱镜，照出了文坛的焦虑与野心。文学当然需要拥抱新媒介，但绝不能以牺牲专业标准换取流量。莫言在非洲草原写作时的孤寂，与直播间里千万粉丝的欢呼，本质上都是文学传播的不同形态。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让流量成为桥梁而非目的——既需要董宇辉式的“摆渡人”，更需要程伟元、高鹗式的传播者。但若文学奖沦为流量明星的镀金工具，当公众对文学的认知被直播间的话语体系重塑，我们失去的将是文明传承的根系。

或许真正的危机不在于董宇辉获奖本身，而在于文学界在流量冲击下，是否还有勇气守护那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清高。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用四十年的学术尊严为商业数据背书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奖项的异化，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文学的尊严，永远不该在流量的天平上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