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泥斋主人(胡光)的美篇《津沽散笔》（292）：孙杏大姐，您在哪里？

衔泥斋主人(胡光)

美篇号：19022656

《津沽散笔》（292）：孙杏大姐，您在哪里？

孙杏，我下乡北大荒永丰农场良种站时，她是哈尔滨知青，据说是哈市重点中学高三的高材生。近年来，我曾经委托哈市知青朋友寻找孙杏大姐，最终传来的讯息，只是表明她和夫君目前在山东定居，具体地址不详，也无法提供手机号……

我为什么要寻找孙杏大姐？说来话长且充满心酸与无限感慨……

我是1969年8月16日从津出发，赴黑龙江省德都县（现五大连池市）永丰农场良种站（南阳屯）的。我所在连队的主体由母校南开中学部分六八届初中和高中学生组成，此外还有少数外校学生，共126人。

连队来到永丰农场良种站之前，学校和农场负责接人的领导就任命了连队领导班子，指导员、副指导员和连长，都是高中学长，我是副连长。

三位学长在学校时品学兼优，都是共青团员，有的还是所在班团支部书记。下乡之后，指导员李金（已病故）兼任连队团支部书记。而我是戴着红领巾考入南开中学的，到了十五岁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已经开展了一年多，学校党团组织早已瘫痪，不能正常开展组织工作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组织。因为我的出身是店员，属于“半无产阶级”，在“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之外，所以被批准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外围”，这在当年是一种政治等级的符号。

下乡之后，我递交了加入共青团的申请，尽管我的工作表现被广泛认可，但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祖父所谓历史问题不清），迟迟不被批准，一晃就是四年。

我的家庭出身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根据我父亲留下的两份自传和后来有关人士对我的解释说明，大致如下：

在旧中国，我的祖父原本是华北地区某个县的盐务所的普通职员，盐务所就是代理政府对盐务征税稽查的机构。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祖父所在的机构被迫迁入云南偏僻地区的一个小镇，仍然执行盐务所的工作。因为当时云南走私盐非常猖獗，盐务所依法依规对走私盐的团伙进行了严厉打击，所以武装起来的盐务走私团伙对盐务所恨之入骨，遂准备进行报复。有一天，我祖父所在的盐务所所长外出去昆明开会，我祖父等一众员工出门送行。因为我祖父与所长相像有些相似，暗中埋伏的走私武装分子误认为我祖父是所长，随即开枪击中了我祖父的大腿，大腿主动脉破裂，导致流血不止，不治身亡。

此时，我的父亲只有十五岁，他带着幼小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以及我祖母的母亲在天津，犹如我们很多年前一句口头禅形容我父亲一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的父亲当店员，我的一个叔叔在饭馆跑堂；小叔和小姑外出捡煤核（读hu）；大姑和老太太给人家洗衣服；最艰难时，我的大姑差点被人骗去妓院……

新中国建立后，我父亲任街道缝纫合作社的文化与政治教员，兼任南开区人民法院陪审员。父亲工作积极，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向组织表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街道组织在调查父亲出身时，我父亲如实做了陈述。当街道组织又向我的老太太（祖父的丈母娘、祖母的母亲）取证时，问我的祖父在云南做什么？我的老太太虚荣心极强，信口开河说我的“祖父在云南做大官，是个局长，每月薪金几百大洋！”显然，这与我父亲所述有天壤之别！当时，调查人也有质疑：祖父每月薪金几百元大洋，为什么他在天津的子女们生活这般窘迫？！由于天津与云南距离太远，当时通讯条件极差，所以街道组织不可能为一个普通的居民兴师动众去云南偏僻小镇调查，从此不了了之。但是，这种祖父历史问题不清，没有正式结论的状况，为父亲及我们子女申请加入党组织埋下巨大障碍！

1972年，指导员李金、连长李延群、副指导员田美华三人一起被推荐回津上学。李金在临走之前，和我谈话告别，一脸尴尬，对我连连道歉，说是没有帮助我加入共青团组织，她非常遗憾……

之后，良种站存在的哈市知青连队（番号为三连，全部为女生），和我所在的天津知青连队（番号为十二连）合并，为永丰农场一队并实行总场、分场两级核算制（原来农场实行农场三级核算，即总场、分场、连队，良种站是分场一级），我和孙杏被任命为一队副队长，孙杏兼任团支部书记。

1973年，孙杏大姐和当时的团支部支委成员，再次讨论了我的入团申请书，她们一致认为我一贯的政治和工作表现、个人的品格，都早已符合一个共青团团员的标准，虽然出身问题不清，但不妨碍加入共青团组织，因此一致通过我的入团申请。从此，在下乡四年之后，我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同时，当年年底我被评为黑河地区先进知识青年，参加了在山河农场召开的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我是良种站唯一的代表。不久，良种站党支部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时，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我加入党组织，在上报农场党委后，以祖父历史问题不清为由，未能批准我加入党组织。

一年之后，我们连队早已经入党的王文山（我的南开中学六八届初中同学，连队刚到农场时，是一班班长，被任命良种站党支部书记、良种站一把手前是排长），因为政治和工作表现以及个人的品格也很优秀，家庭出身也好，所以被农场任命为良种站党支部书记。

1974年国庆节前，因为对我的职务安排非常棘手，所以当黑河地区农场分局组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时，要从所属二十个农场抽调二百名干部，于是永丰农场把我送到分局工作队继续考验…… 我在工作队期间因为表现突出、有工作能力及成绩，先后被工作队党委任命为工作队小队队长、分队办公室主任、分队副分队长，并被评为工作队优秀队员。

1975年2月，工作队党委（书记是当时黑河地区农场分局的副局长吴俊泉）和长水河农场党委（党委书记王文章）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我的政治和工作表现很棒，然而还是因为祖父历史问题不清，未被通过。直至1975年国庆节前，两级党委再次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王文章书记和吴俊泉书记、我所在的二分队队长、党总支书记、北安农场党委副书记、上海知青江家骅在讨论胶着之刻，一致表态充分肯定我的表现早已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不能认为祖父历史问题不清，一辈子把这样的优秀青年拒之门外！否则就没有党的“不唯成分论、重在本人表现”的政策！最终，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在下乡六年以后，极其艰难曲折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当晚，我从江家骅那里得到消息，一个人跑到荒原之上，对着苍天放声恸哭……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上述真实发生的我的人生经历，我都把它们写入拙作长篇传记小说《白楼梦》之中。岁月无语，唯书能言。

我们中华民族长久以来有“知恩感恩”的传统伦理道德，因此，我不管走到哪里，都刻骨铭心牢记我生命之中的各种贵人！前不久，我借参加江苏溧阳知青文学座谈会之际，会后专赴杭州拜访了我的永丰农场和长水河农场的老领导张硕发。之前，已把硕发书记在农场工作的一些真实故事写入《白楼梦》；接着我又专赴上海拜访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上海知青江家骅（也把江家骅和我的真情交往写入《白楼梦》）；此前，在王文章书记和夫人冯杰来津时（冯杰书记患白内障来津住院手术），我和天津知青朋友们热情接待了他们夫妇，为冯杰书记的住院和治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期间，我专门单独两次去医院看望冯杰书记。我在王文章和冯杰书记去逝前，一直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互赠自己的著作。二位领导去逝后，我千方百计寻找到他们的子女，把记录王文章书记和冯杰书记真实感人事迹的《白楼梦》一书，快递给她们；我还和天津的知青朋友们热情接待了多次来津的前黑河地区农场分局副局长、工作队队长、党委书记吴俊泉老领导……

话归正传，我现在一直寻找孙杏大姐……在那种特殊年代里，孙杏大姐和永丰农场良种站团支部的哈市知青刘秀梅等朋友们，真诚关怀我的入团问题，给予了我温暖。所以，如果有朋友能帮助我联系上孙杏大姐，或许我不能前去看望她，但是我想把真实记录了孙杏等人故事的《白楼梦》送给她留念并以此表达我真挚的感谢！

但愿我梦想成真，让此生无憾！

谨此，衷心感谢在下乡农场时、回津工作时、以及各种境遇之中曾经给了我各种温暖与帮助的贵人们！祝大家健康快乐长寿！

（作于2025年4月30日）

去年春天，天津市公安局为我们退休的老干部免费拍摄警礼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