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峰尽（83）

法律与人生

【随笔】

女儿眼中的父亲

——读袁敦礼纪念集《思念》

许文郁 撰

近日，西北师大原副校长袁敦礼（1895—1968）先生的四个子女袁玫、袁璞、袁玖、袁瓅将他们对父母的无尽思念编撰成一本近30万字的大书《思念》，以丰富的史实与详尽的资料，记述了袁敦礼先生开创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丰功伟绩，同时展现了袁氏家族百年的历史以及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世纪伟人的交往情谊。看到袁玖姐寄来的《思念》，眼前浮现袁先生高大的身影和袁夫人赵玉崑阿姨亲切的面容，叹服袁先生于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居功至伟，也感佩袁先生和赵阿姨的伉俪情深。

袁先生祖籍河北徐水，名敦礼，字志仁，1895年出生于北平一个大家族，族中颇多名人， 1913年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7年毕业，由于身高体健，1915 年曾代表中国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17年北平高师创办了体育专修科，聘请美国医学博士舒马柯来华讲学，袁先生恰于当年在英语科毕业，就留校做舒马克的授课翻译，自此投入了体育事业，开启了一生的体育教育征程。上世纪初，体育在文化教育界没有地位，袁先生却鲜明地提出“体育与智育德育相辅相成，体育不仅是强健国民的重要措施，更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办体育者，应以文化主义为原则，故体育也应以传达文化与创造文化为目的。”1923年袁先生赴美留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哥大师范学院硕士学位，在体育及生理卫生方面打下坚实基础。此后一直在体育师范教育方面深耕，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体育卫生教育事业，也创立了中国的现代体育理论体系，并走上业界的领导岗位。他指出“近代体育理论必须以近代文化及科学做依据”，“我们是继承前代的生命和生命所附带的文化，我们同时要把前代文化发扬光大，替后代人谋幸福，使人类世世代代新旧更替，继续下去，这是人类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生命中的意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有意义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日寇全面侵华，北师大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一起迁往陕西组成西安临时大学，袁先生负责师大的断后事宜，半年后，西安遭日寇频繁轰炸，西安临大又穿越秦岭到达陕南城固，组成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文“西北联大解体，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独立院校，1941年西北师院迁往甘肃兰州，袁先生在完成了城固学院的后续工作后于1943 年带领全家去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是甘肃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大学，袁先生担任师院训导长，与李蒸院长等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办学，曾用端正的隶书写下四个大字“洮陇雅化”，表达他建设甘肃文化教育的诚意和志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加强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将西北师院分成北平师院、西北师院两部分，袁先生曾一度随师范部回到北平，1951年又返回兰州西北师院，任师院副院长。经过6年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过程，袁先生于1960年加入九三学社，他不仅在学校讲学著书，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在发展繁荣国家体育事业方面建树颇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袁先生虽已70多岁，但身体始终康健，一生倡导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理念的袁先生，本可以长寿，以健康的生命去佐证他的理念，遗憾的是，在那疯狂的年代，任你有健康的理念，健康的身体，也抗不过全社会的疯魔。1968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以袁先生为首，几百个“牛鬼蛇神”排着大队被驱赶着游街。 1968年8月3日，袁先生带着满身伤痕含冤离世，至今死因未明。

细读《思念》，竟发现袁先生的生命轨迹与我的父亲许重远（见《美篇﹒法律人生．秦峰尽70》）先生有诸多重合，想起父亲用一根麻绳结束了生命时，袁夫人赵玉崑阿姨对我们说：“重远没出息，他不该就这样走了。”我的父亲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父亲名毅字重远，1892年出生于河北饶阳一个贫困农家，赶上乡间办新学，政府指令大户人家必须送孩子进新学，有钱人不信任洋学堂，遂雇佣贫家孩子顶名额，幸耶？不幸？当年9岁的父亲成为一名小雇读进了学堂。但由于家贫无力供他继续入中学，1910 年凭借自身的努力父亲考入官费的京师第一师范学堂，1913 年又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高师毕业，先后在江苏河南等地的中师服务，皆取得较好成绩，1922年春经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介绍任河北省立第三中学校长，1923年教育厅视察该校后认为“全省第一”，同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父亲1926年赴京开始在师范大学任教， 1931年任河北教育厅科长，同时仍在师大任课。时值“918事变”，日本侵入东北，骚扰天津，痛国事积弱，愤敌寇侵凌，精神深受刺激。为探寻救国之道，1934年赴欧美考察教育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历史，主编了抗日救国周刊，1936年返国仍在师大任教，并与结拜兄弟杨秀峰等组织参加各种抗日聚参会，定期座谈时事宣讲抗日。1937年抗日战起，高校西迁，在李蒸袁敦礼等校长领导下与师大体育系主任王耀东等人共同负责西迁具体工作，最终落脚陕西城固，北师大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校组成为西北联大，父亲继续在联大任教。期间先后与沈志远等人办《大团结》杂志，组织“抗战建国纲领实施促进会”，宣传团结抗日救国主张，发表了《民族复兴与民族武力》《国际关系与我国抗战》《敌人在海南登陆与抗战形势》一系列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文章，出版了《世界近百年史》《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等著作，1940年，因在高校西迁过程中展现的行政才干，父亲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并教育厅长，但河北已省境沦陷，驻于洛阳，无地盘无学校经费极困难，为筹措救助流亡学生的经费，整日与军人官僚党棍周旋，不料竟因素主抗日并不断与进步人士来往而招国民党反动派忌恨，1942年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以“共嫌”罪名扣押在白公馆，幸得我母亲纪守一凭借曾任国民党中纪委后补监察委员的姥爷纪亮的影响，救出父亲，但仍处于被监查软禁的状态，不准离省府所在地洛阳，后河南也沦陷，随省府到西安，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仰慕父亲的学识，常邀他去王曲军校做抗日报告，并授予他少将参议名义。抗战胜利后父亲曾在西北大学等几所高校任教并兼任教务长训导长等职，1949年后父亲带领我们全家返回北京，1950年经老朋友张师亮引介，由教育部分配来到西北师范学院。

经过6 年余的政治学习，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共产党员标准学习，总路线学习，肃清胡适买办思想，肃清胡风集团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一系列运动，这时父亲已年过六旬且身体多病，特别是十二指肠溃疡，在去武威参加土改时天天吃洋芋疙瘩导致旧病复发，多次吐血，最严重时曾吐出一脸盆鲜血，但仍表示“行年虽老，志气不衰，一息尚存定要随诸同志之后努力于文化建设！以求社会主义社会彻底实现。”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还曾与赵玉崑等人一起排练京剧演出。父亲在欧美时看到西方人著的世界历史对中国的记述多有不实，决心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世界历史，从国外回来时他那几大箱行李中装的全是书本、卡片、历史资料，在西北师大十多年来教学之余静心写作，成稿已厚达一尺多高，1966年中后期，在那疯狂的日子里，造反派多次闯入我家，翻箱倒柜毁坏抄没物品，老人几十年一笔一笔写出的文稿在抄家中尽毁，自己又被像牛马一样驱赶游街晕倒街头，最终不甘凌辱，于1968年5月23日凌晨，借一根麻绳结束了生命。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回顾袁敦礼先生和我父亲两位老先生的人生履历，可以看出两人出身不同，性情有别。袁先生有大户人家子弟的潇洒自信，一生在体育文化方面声名显赫，父亲则具贫家孩子的勤勉谨慎，始终在历史学界默默耕耘，但二人那正直向上，忧国忧民，钟情文化，奉献社会的精神是相同的。

《论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父亲的名“毅”与字“重远”就出于此，而袁先生的名“敦礼”，字“至仁”，也取自孟子所言“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礼”同样被中国传统士人奉为圭臬。他们的生命轨迹从起点到终点又有许多重合之处。同为河北老乡，同年入北京高师，1917年同年毕业，都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经历，1937 年“七七事变”后都参与了高校西迁事宜。1949年先后去到西北师大，都爱好国粹京剧，都是九三学社成员，毕生钟情于国家的师范教育，都强调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最终，两人都于1968年非正常离世。

细想，父亲与袁先生生命轨迹这样高度的重合，并非偶然，回望20世纪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他们的人生与大多数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大致相同——同样的奋发向上，同样心存报国之志，“以天下为己任”，自觉服从国家需要，心无旁骛致力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回顾老先生们走过的道路，为中华民族有无数深怀家国情怀，以国为重，生命尚存，不息奋斗的知识分子而欣慰自豪，同时又以中华崛起之路何其艰难，何其曲折而感叹、警醒！反躬自省，后人正当以先辈为榜样，继承遗志，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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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郁2025年4月29日于中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