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护佑:擦肩知青岁月

勤耕有益

文:周以耕

在我们这群步入古稀之年的人中，经历过“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数不胜数。而我却因上帝的特殊眷顾，与那段不堪的知青岁月擦肩而过。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县城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工作小分队挨家挨户排查登记，对符合条件的知青家庭进行思想动员。被确定为下放对象的家庭，居委会会敲锣打鼓送上大红喜报，张贴光荣榜。对于思想不通的家庭，锣鼓声便不分昼夜地敲响，持续不断的噪音攻势让全家人心神不宁。在强大的政治氛围下，多数家庭最终只能违心地交出户口本。

可怜天下父母心。老一辈担忧子女下乡吃苦受罪，忧心他们的未来前程。而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则急切地想摆脱家庭束缚，在广阔天地中施展抱负。两代人因社会阅历的差异，对下乡插队的认识截然不同。

彼时，我距十六周岁仅差半年，处于政策限定年龄的边缘。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渴望成为听党话、跟党走的新青年。我盼望着能收到大红喜报，戴上大红花，登上光荣榜。这不仅是一件非常荣光的事，更能证明我与父亲划清了政治界限。

当工作小分队来到我家时，母亲脸上满是惊慌与恐惧。我却坦然地走向这群人，一个体重不足八十斤、身高仅一米四几的瘦弱少年站在他们中间。工作人员让我转来转去，对我上下打量、前后目测，仿佛像一帮猪贩子对猪仔反复测算能打几等？出多少肉？给什么价一样地算计着。

小分队的人看了看，摇着头，咂着嘴，叽咕着：“还没有铁锹高呢？”他们在询问了我的年龄、家庭出身、学习情况后，最后询问我对下乡插队的认识。我双腿立正，举起小手向他们行了个军礼：“报告领导！服从国家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报告完毕！”这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噗嗤”大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然后离开我家。

母亲骂我：“小炮子哉，大难临头，还嬉皮笑脸的，到时候有你受的罪！”小分队走后，母亲惶恐不安、坐卧不宁，担心敲锣打鼓送上大红喜报。母亲把下放插队看着是受罪，我把下放插队看着是一条出路。她害怕的是未知的苦难，而我憧憬的是改变命运的可能。

后来的日子，锣鼓声响到这家，响到那家，就是不响到我家。我估猜下放插队没戏，懊悔死了！早该踮起脚尖提高身子，把话说得再好听些，让他们对我有好印象，敲锣打鼓给我家送上大红喜报，把我的大名登上光荣榜。

后来得知，小分队对我面试，评价我神气劲十足，认识正确，表态坚决。美中不足个矮人瘦，没有十八拳高，害怕成为农民的累赘，若被生产队退回，变成一件很难处理的麻烦事。

苦难岁月，造成我营养匮乏、过早承担生活重担，身体发育受到严重影响。不幸岁月害苦我，上帝护佑我；我内心失望，母亲内心高兴。说实话，我的心早已飞向了广阔天地，却被上帝使劲地将我拽回到了原点。

母亲双手合十祈祷：“多谢上帝保佑，我家儿子没被弄下乡！”苦难！这把双刃剑在我命运的转角处，竟然成了拯救我的一根稻草。平衡定律显神威，之前吃苦，后面讨巧，关键时刻挽救我。万事万物存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比我大一岁的小学班长姚春元的名字赫然登上了光荣榜。他启程的那天，我怀揣着一颗复杂的心情，早早地来到他家为他送行。

他家精心准备了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分别系着一副篾兜子，在扁担头上特意扎着鲜艳的大红绸布，为这场特殊的“出征”增添一抹喜庆。篾兜子一头放着一个木箱，里面有衣服、有“毛选”；另一头则装着被子、行李、蓆子。家人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叮嘱着，话语里满是不舍与牵挂，每一个眼神都饱含着对他的祝福。而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心中不禁泛起一丝酸涩，却又带着几分羡慕。幼稚的想法在心底悄然滋生，如果我能和他下乡作伴，该有多好！

我给他拎着装有面盆、碗筷、痰盂、硬家伙的网兜。从贾家沟乘小轮船一路“嘟、嘟、嘟”地来到红卫公社轮船码头。我们一行人下了船，有人挑着担子，有人拎着行李，有人扛着大包小包。姚春元衣服口袋里鼓鼓囊囊揣着“红宝书”，我紧紧地跟着他，穿过乡间小道，走向一个纵深的陌生世界。

大路上，“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横幅标语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在喜庆氛围的笼罩中，我们来到姚春元插队的蛤拖大队。

大队支书慷慨激昂地作了一番欢迎词后，姚春元被落户的生产队队长领走了，那一幕酷似姑娘出嫁。家里为他准备的一根扁担和一副篾兜竟成了他“出嫁”的嫁妆，扁担头扎着的红绸布条随风摆动，在一片凄凉的场景中点缀着一点喜庆。

姚春元成为婆家的一员，将在婆家同甘苦、共命运了。我作为娘家人，他被领走的一瞬间，心头一阵酸楚，眼泪差一点落下来。他将来在婆家过得好吗？能在婆家适应吗？许多未知的东西在我脑袋里翻江倒海地一阵盘问……

我多么希望他能在这场陌生之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收获成长与蜕变。

作者:周以耕，扬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国家一级文化机构）特聘作家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