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谁之错》</p><p class="ql-block"> 校友庆祝我们相识50周年聚会，我非常思念、而且总想回报他们点儿什么的一对夫妇没有来，很是遗憾。尤其得知他们身体一直不好，更加不安，随即思绪万千，自责和愧疚难以自拔。</p><p class="ql-block"> 那对夫妇在校时，与我并非一个班级，只是两个教室紧挨着，比较熟悉而已。可下乡时，我们乘同一列火车，到了同一个连队，应当成为好朋友的，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更难以理解我当时的懦弱做法。回城后，我们仅见过一次面，本以为利用聚会，重新开始继续我们曾经的友谊。可他们体质太差，无法承受同学见面时的激动与兴奋，只是发来了短信祝福同学们。我的心被自责包裹着，难道这个自责将永远折磨我？</p><p class="ql-block"> 1968年，我的同班同学都去了凤凰山农场。因为我曾被个别同学当做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了课堂，便再没进入过班级。下乡开始，我想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闯出一条新路，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因此我拒绝了班级同学的好意，与他们夫妇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同一个连队。他俩年龄比我大了3岁，自然成熟得比较早，那时已经恋爱了。他俩知道我的情况，奔赴边疆的一路上对我体贴备至，他们是在用行动温暖我这颗脆弱的心。</p><p class="ql-block"> 在连队里，他们二人对我更是关心有加。劳动时他们手脚麻利，干完自己的活，又来帮助我完成任务。家中寄来好吃的，总要分出一份给我。还告诉我干活时，别过于拼命，注意安全，多保重身体，……。那时，他们几乎成了我的依靠，自然我也经常帮他们传递消息或互送东西。我们兄弟姐妹般地团结在一起，我感到了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释然，他们的关爱，我牢记于心。</p><p class="ql-block"> 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热恋，被别人发现。可想而知，他们犯了青年不准谈恋爱的禁忌，遭到了连队严厉的批判。他们不肯认错，强调他们恋爱完全符合婚姻法的规定。这下更激怒了一些激进分子，批判得更加残酷，不仅晚上开会批，中午在田间地头也要批上一通。什么流氓行为啊，什么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啊，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等等，一顶顶帽子接踵而来。激进分子找我谈话，让我揭发他们的反动行为，告诫我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我刚刚建立起的那点点自信心，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心中充满了恐惧。</p><p class="ql-block"> 怎么办？我怕极了。他们俩看出我的为难，有意躲避着我。我只好借高下驴，远离了他们。因为当初在班级里经受的打击，在我心灵深处已经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真的吓破了我的胆。可是天天见面的那种尴尬，时时鞭挞着我的心。还好，连队为了荣誉，把他们俩甩包袱，送到了新建连队劳改去了。在新建连，他们一如既往，始终拼命干活，无论多难多苦的活，都争取完成得更好。然而迫害和打击，使他们爱得更深，任何人也别想把他们分开，连队毫无办法。他们俩这一走，成全了我，我恢复了平静，安心的工作，努力的学习，跟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表现得很出色。只是时而在心底挂念着他们，却丝毫不敢显露出来。可我感觉自己成了个忘恩负义的两面派，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启齿的隐痛。</p><p class="ql-block"> 1970年初，我调到了团部运输连。一天夜里，指导员带领保卫股长敲我宿舍的门，问我是否有连队知青留宿。我立即回答有。指导员让我们立即穿好衣服起床。等打开门后保卫股长一看不对劲，便再次追问我见到那俩流氓同学了吗？我真的没有见到他们，宿舍的知青可以作证。保卫股长告诉我如果见到他们，一定立即汇报给保卫股。我答应着，可心里非常担心，不知他们究竟出了什么事。接下来，我是睁着眼睛，胡思乱想地熬到了天明。第二天，团部像炸了锅，传说两个哈尔滨流氓知青伤风败俗，偷偷跑回哈尔滨结婚去了。保卫股公路拦，水路堵，车站截，都以失败告终。一时间，整个团里像蒙受了奇耻大辱，对他们俩恨之入骨，我无奈地躲避着这一切。</p><p class="ql-block"> 一个月后，女同学挺着个大肚子，在男同学的搀扶下回到了连队。原来他们为了表达坚贞不渝的爱情，竟偷吃了禁果。为了爱的结晶，为了保住无辜的小生命，他们俩打报告申请结婚，领导不批。无奈，他俩只好擅自做主，偷跑回家完婚。连队为了严肃纪律，惩治歪风，天天开批斗会。女同学临盆前，还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呢。是爱的支撑，使他们隐忍着。好多知青在偷偷地帮助他们，帮他们做些生活中的各项准备。连队领导看木已成舟，只好把一个四面透风的窝棚给了他们俩。老职工看不下去了，帮助他们修缮整理了窝棚。在好心家属的帮助下，一个浓眉大眼的小男子汉来到人间。可惜的是在娘胎里就经受了凌辱和打击的孩子，体质太差，骨瘦如柴。此时连队领导也动了恻隐之心，或许不准谈恋爱的政策有些松动，准许大家来看望孩子，也可以送些营养品了。可我在团部，并不知道这一切，所以，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不久我便上学回到了哈尔滨。我忙着学业，完全忘记了他们三口的存在。</p><p class="ql-block"> 前些年，各地知青回访连队。曾经带头批判过他们的指导员（上海女青年）无颜来哈，他们给指导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诚挚地约请指导员来哈团聚。当与指导员见面的那一刹那，女同学与指导员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男同学深情地说：“那都是历史，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永远是最好最好的知青战友。” 指导员的泪水真如断线的珍珠，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看得出，那是悔恨和自责的泪水。我被眼前的一幕感染着，我更被他们俩的包容和大度感动着。然而，我能说什么呢？只有发自肺腑的祝福他们一切安好。</p><p class="ql-block"> 那次见面之后，我由于工作忙，没有再联系他们。只是偶尔打听一下他们的情况。他们身体都不好，可非常要强，从来不给大家添麻烦，我爱莫能助。多亏他们的儿子争气，用自己的智慧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抚慰了父母曾经深受伤害的心。这次聚会他们俩没来，我感到非常愧疚。我知道他们不会挑我的理，可我的确应该去看望他们的。我总觉得在他们最需要帮助和安慰的时候，为了自保不敢接近他们，我实在是太自私了。他们的身体一直不好，完全是那时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加上超出体能的艰辛劳作，留下的烙印。这些留至今日的苦涩和酸楚，怨连长？怨指导员？怨激进的知青？当时对他们的疏远和躲避，是否完全归罪于我呢？哎，到底是谁之错呀？无论如何我要为我的过失和对他们的疏远做些弥补，这样心里才能好受些。</p><p class="ql-block"> 写于 2014年4月13 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