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连载“我的前半生”（一百三十章）

斜月三星觅道处

探秘川博：一场穿越千年的巴蜀文化之旅

2023年9月14日，怀着对巴蜀文化的无限向往，我与好友一同踏上了前往四川博物院的研学之旅。抵达大姐的民宿稍作安顿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向着这座文化宝库出发，满心期待着能在其中探寻四川悠久历史的脉络与奥秘。

走进四川博物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通史第一展厅“远古四川——史前时期”。这个展厅主要由旧石器、新石器、古蜀文明三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远古时代的大门。在旧石器遗址的展示区域，皮洛遗址格外引人注目。它位于川西稻城县，海拔高达3750米，距今已有13万年以上的历史。在已发掘的200平方米范围内，上万件石器破土而出，这些形状各异的石器，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远古人类的智慧与生活。想象着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远古人类凭借着这些简陋的工具，狩猎、采集，顽强地生存着，不禁让人对他们肃然起敬。

新石器时期的展品同样精彩纷呈。来自重庆巫山大溪遗址的玉器和陶器，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虽然如今重庆已成为直辖市，但在大溪遗址开始发掘时，它还属于四川省，因此这些珍贵的文物得以在川博中保留。一件玉器，其材质与长江中游出土的玉器极为相似；另一件陶器上的图案，则有着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相像的风格。这不禁让人感叹，即使在史前时期，人类的交流与文化传播就已经如此广泛。尽管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极为有限，但漫长的时间赋予了他们跨越地域的能力，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互碰撞与融合中不断发展。

展厅中，直径2 - 6厘米的陶球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些陶球是长江中上游特有的出土文物，它们通常是空心的，内里装有沙砾，轻轻摇晃，便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关于它们的用途，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玩具，陪伴着远古孩童度过欢乐时光；也有人猜测是乐器，为当时的生活增添了美妙的旋律。眼前的这件红陶球，做工精致，圆润的外形有点像篮球，实际却只有网球大小，让人不禁对远古人类的工艺水平感到惊叹。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年左右，成都平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以宝墩遗址为代表，这里出现了不少古城。展柜中宝墩城墙的模型，细致地还原了古城的建筑风貌；玻璃上投影出古城的大致形状，让人对这座古老城市的规模和布局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宝墩遗址出土的陶石器、象牙杖、碳化水稻等文物，更是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成都平原高度发达的文明，这里也从此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离开史前时期展厅，我们进入了“先秦时期”展厅。第一单元“神秘王国”，主要展示了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文物。

第二单元的展品来自西周到战国的贵族墓葬或者窖藏，一件件精美的器物让人目不暇接，其丰富程度和精美程度远超我的想象。从这些文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川自商朝末期就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交往。彭州窖藏出土的两件铜觯，与陕西宝鸡出土的带有类似铭文的青铜器相互印证，有力地证明了《尚书》中关于古蜀人参与武王伐纣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古蜀人怀着对正义的追求，与中原各部落并肩作战，共同书写了历史的壮丽篇章。

彭州窖藏还出土了许多铜罍，其中最精美的当属象首耳夔龙纹铜罍。它通高70厘米，被四条高耸的扉棱分成四等分，每部分纹饰相同，上部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盘龙，中部是形态各异的夔龙，下部则是生动形象的牛纹。扉棱上那只“吹胡子瞪眼翘耳朵”的圣兽，因为长鼻子而被识别为“象首”，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展现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丰富想象力。

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物是战国时期的嵌错工艺铜壶，它曾登上《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因此声名远扬。这只40厘米高的壶身上，刻画了两百多人采桑、习射、宴乐、打仗等场景，尤其是其中的水战场景极为少见，因此被命名为“水陆攻战铜壶”。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动作都刻画得细致入微，仿佛将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场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战国中后期，楚文化逐渐传入四川。传说古蜀国最后一代王——开明王就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楚地。1980年发现的新都马家木椁墓，从墓葬规格到出土的青铜器，都带有浓厚的楚地特色。那些五件一套的兵器或者工具，历经千年岁月，竟然还保留着青铜器原有的金色，这让我大开眼界。此前我见到的青铜器大多是氧化后的青绿色，而这些金色的战国青铜器，仿佛穿越时空，将古代的辉煌与灿烂展现在我们面前。据推测，“吉金”原色得以保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器具是从木椁室下方一个被清水浸没的腰坑里发现的，正所谓“干千年，湿万年”，特殊的埋藏环境让这些珍贵的文物得以完好保存。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李冰修建都江堰，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让四川成为了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也成为了秦的重要后方。“北五南三”的蜀道，架起了蜀地与中原联系的桥梁，从此，古蜀文化与华夏文化紧密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沿着展厅的脉络，我们来到了三楼的古代四川——两晋至唐五代展厅。然而，这个展厅的布展逻辑却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仿佛是一场“大乱炖”，让人难以把握其内在的时间和文化脉络。序厅展示的时间轴从蜀汉开始，却不见东汉、西汉的踪影。川博将汉代出土的大量画像砖、石刻、陶俑集合在一楼的《汉代陶石艺术馆》，虽然这些文物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四川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将它们从通史展中割裂出来单独展示，实在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尽管如此，展厅中仍有许多文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多数时间归于南朝，从成都万佛寺等地出土的不少南朝佛像，见证了这一时期佛教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这些佛像的衣着风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最初充满印度佛教特色的紧贴身体的通肩式衣袍、袒右覆肩璎珞垂挂，逐渐演变为更符合华夏气候习俗的褒衣博带。南齐永明元年释玄嵩造像碑，作为现存纪年最早的着汉式佛衣的造像碑，更是这一文化融合的重要见证。

大唐盛世，四川经济繁荣，仅次于扬州，素有“扬一益二”之称。安史之乱时期，这里更是成为了人们躲避战乱的福地。然而，川博在展示这一辉煌时代时，却并未花费太多篇幅，仅有一件骆驼唐三彩在默默衬托着盛唐的气质，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在混乱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四川先后出现了前蜀、后唐和后蜀几个割据政权。展厅中陈列着前蜀王建墓出土的玉谥宝和玉大带，后蜀的“孟蜀石经”残片等国宝级文物。这些珍贵的文物，承载着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记忆，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四川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风貌。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川博的通史展到这里便戛然而止。实际上，博物馆中收藏着许多宋元明清时期的珍贵藏品，如宋徽宗赵佶的纨扇画、文徵明草书卷、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等书画名篇，但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将它们展示给观众，让这些瑰宝充分绽放光彩。

最后，我在一件三国时期的提鱼佣前驻足良久。这个陶俑脸上洋溢着怡然自得的神情，手中提着鱼，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生活的富足与美好。它所体现出来的物质与精神具足的状态，与四川人民热情、乐观、享受生活的气质完美契合。看着它，我心中不禁希望川博能够进一步优化展陈设计，以更加清晰明了的思路展示诸多藏品，让更多的人能够深入了解四川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

结束了在四川博物院的研学之旅，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情，回到了民宿。此时，我们已经联系好明天前往黄龙和九寨沟的两日游行程，期待着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继续探寻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