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清代武进士龚世琪祖母倪氏墓碑考略

龙湖桥畔

作者：乔山

　　近日，在益阳凤凰坝发现一方晚清时期的墓碑，墓主人为当地武进士龚世琪之祖母倪氏。该墓碑采用大理石材质，长81.5厘米、宽62厘米、厚15厘米，原立于墓地之上。在文革时期社会动荡的特殊背景下，这方墓碑曾被当地村民改作喂猪的"猪槽"使用，碑身四周至今仍残留着水泥围砌的凹形痕迹。后因农户停止养猪，墓碑便被遗弃于露天环境中。

墓碑整体保存较为完整，仅个别文字存在漫漶或脱落现象，碑面四周雕刻有精美的纹饰。目前，这方具有历史价值的墓碑已被妥善收藏于龚家坪龚氏宗祠。

△龚母倪氏墓碑（供图：龚维强）

龚氏族人对此碑进行进行了部分解读（详见龙桥湖畔美篇-清诰赠恭人倪氏墓碑考，简称《墓碑考》。作者：龚立牛、龚维强）。

《墓碑考》碑文释读如下：

光绪二年刊

象鼻嘴乾山■■（巽向）

皇清貤赠晋赠恭人淑人龚母■（倪）太■（淑）人之墓

不孝孙世珍、世琪，曾孙生萼、生芹、生藻立

本文以《墓碑考》的研究为基础，不揣浅陋，试就其中若干问题略作补证。

明清时期，武科与文科考试并行不悖。益阳虽在文科举方面人才辈出，但武科举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据民国《益阳县志》记载，全县仅出过两位武进士，其中一位便是龚世琪——这位倪氏墓主的孙儿。龚世琪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考中武举，次年（甲戌年，1874年）又高中武进士，成为益阳历史上首位武进士，堪称"以一邑二百余年未睹之科第而生独创之"的破冰之举（参考：漫话明清益阳武举）。

根据龚氏支谱（南峰堂），墓主人倪氏，为进士龚世琪之祖母。族谱记载：“倪氏，诰赠恭人，以耆寿登邑志（参见：同治益阳县志，十九卷，寿妇，十一）。清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十一月十六午时枯杉生，寿八十五，同治五年丙寅三月二十一亥时没。葬凤凰坝晚子村象鼻嘴乾山巽向，有碑。子一，楚善；女一，适何。”

碑文乾山之后“巽向”二字系根据龚氏族谱推测补充，第二行之“倪”和“淑”系根据墓碑文字残迹辨识和族谱资料推测补充。第三行之“生芹”为墓主曾孙，族谱记载为“生棻”，当以族谱为准。

△龚氏族谱良喆之妻倪氏（供图：龚维强）

墓碑明确刊于光绪二年（1876），此时倪氏子（没于同治十三年，1874）龚楚善即龚世琪父亲已经离世二年，立碑人自然没有墓主人儿子龚楚善。龚世琪同治十二年（1873）中武举，同治十三年（1874）中武进士，光绪二年（1876）立碑时，孙儿龚世琪已经是进士身份。

“乾山巽向”是中国传统风水学中的术语，用于描述墓葬或建筑的坐向（即朝向）。乾山：指坐山为“乾”，对应八卦中的西北方（方位角约315°）。巽向：指朝向为“巽”，对应八卦中的东南方（方位角约135°）。因此，“乾山巽向”即表示坐西北朝东南的方位。在传统风水理论中，乾（西北）代表天、父、权威，巽（东南）代表风、长女、文昌。此坐向被认为有利于家族声望、后代发展及文运。

清初，益阳著名文人之墓葬也是“乾山巽向”（参考：清初益阳文人夏寝大）

在龚氏宗亲会会长的陪同下，我们对倪氏墓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该墓地现已损毁严重，经当地族人指认，确认其位于益阳市资阳区龚家坪村，具体坐落于一处名为“象鼻嘴”的隆起土山之上。墓地地势特征如下：方位布局：墓地坐向西北（乾位），后方为一片较高台地，前方视野开阔，约150米处有一条水沟蜿蜒流过。现状描述：墓区原有形制已遭破坏，地表遗迹残存较少，依据地形起伏及族人回忆大致复原其原始范围。

此墓局 “坐实向空，得水为上”，整体符合风水佳局，尤其利文运和财运。

“清皇”或指大清皇帝。益阳名人田其述父亲墓碑，也见“清皇”二字（参考：益阳振威将军田其述家传）。

“貤赠”，指朝廷将官员的封赠荣誉转授其亲属的制度，常见于明清时期。官员立功后，可请求追赠已故祖先或父母官衔。例如，若官员自身受封，其父、祖可能被“貤赠”同等级别荣誉。“晋赠”，“晋”意为晋升，“晋赠”指在原有封赠基础上提升等级。例如，若祖先最初被追封为“恭人”，后因子孙官职升迁，可能再被“晋赠”为更高品级的“淑人”。关于“晋赠”，也见于之前发现的龚世琪祖父墓志铭（清代武官之祖父墓志铭，《益阳金石档案辑录》鲁新民辑注，2022）。

清代命妇封号依丈夫或子孙官品而定：“淑人”：三品官员之妻、母的封号；“恭人”：四品官员之妻、母的封号。墓碑中同时出现“恭人淑人”，表明倪氏可能经历两次追赠：先因孙龚世琪官至四品获封“恭人”，后因龚世琪晋升至三品，再晋赠为“淑人”。当然最终还是采用淑人为定论，倪氏最终封号应为三品。故曰“太淑人之墓。

关于此中“太”字，一般用于生者受封（如祖父母在世）。清代规定，若受封者已故，封号不加“太”。但墓碑中“太淑人”可能反映两种情形：一是子孙在立碑时官职已高，追赠叠加后使用尊称；二是地方习俗或家族自行添加“太”以示敬意。

△族谱世系之龚世琪（供图：龚维强）

族谱记载，龚世琪被授予蓝翎侍卫、銮仪卫行走之职。诰授为昭武都尉，属于正四品。族谱还记载：龚世琪祖父龚良喆是“诰赠昭武都尉”。龚世琪祖母倪氏是“诰赠恭人”。都属于四品。二者可以对应。

而此墓碑倪氏有“晋赠淑人”，加之前发现的龚良喆的墓志铭有“晋赠武翼都尉”都属于三品，也是相对应的。但族谱文献与墓碑石刻相差一品。也就是说明，墓碑或者墓志铭提高了一个品级。

原因是什么？根据《大清搢紳全书》（北京斌陞堂本），龚世琪光绪二年，二等御前侍卫加一级；光绪六年，二等御前侍卫加一级。“二等御前侍卫加一级”的法定品级为正四品（头等侍卫：正三品，通常由满蒙贵族或功勋子弟担任），但可能享受从三品的部分待遇（如顶戴）。在这种情况下，墓碑或者墓志铭说三品或有“溢美”的成分，但并不为过。

　　△光绪六年，大清搢紳全书之益阳龚世琪（二等御前侍卫加一级）

不过，光绪六年，龚世琪调任广东饶平营中军守备，中军守备属于五品。

一般说来，侍卫系统品级虚高，侍卫的品级（如正四品）与地方武职的品级（如五品守备）并非完全对等。侍卫外放时，常需降级任用，以匹配地方实务岗位的权责。广东饶平营中军守备为绿营武职，法定品级是正五品，但实际权力可能大于京中侍卫的虚衔。清代武职中，守备是统兵实职，需具备地方经验，因此从侍卫调任时可能需“低配”。

立碑人之“不孝”，立碑人之前加上“不孝”并非真的不孝，而是古代子女在父母去世后的自责与谦辞，体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孝经》强调“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父母去世后，子女自认未尽全孝，故称“不孝”。

墓碑写“不孝”，表达“未能尽孝，愧对先人”之意。

明清时期，自称“孝子”可能被视为狂妄。民国之后，看到的是，“不孝”变成了“孝”。或许，现代更强调“感恩与纪念”，故用“孝”突显对先人的尊敬。

立碑时，龚世琪父亲已经离世，古不在立碑人之列，否则的话，当有“不孝男”出现。

墓碑立碑人，一般没有女性。但特殊情况，也可见。如清代安徽歙县《吴氏墓碑》碑文载：“孝男早逝，未亡人汪氏率孙立石”，反映寡母主导立碑。

墓碑正文上边及两边有阴刻菊花纹饰。

△墓碑上边菊花纹饰（供图：龚维强）

菊花意味长寿：菊花被誉为“寿客”，常见于高寿者墓碑，契合墓主八十五岁高龄。菊花也表示隐逸高洁：菊花在士文化中象征陶渊明式的品格，暗示墓主孙儿龚世琪进士的清高门风。

此墓碑是益阳清代墓葬文化的实物遗存，其形制、雕刻风格及碑文书法具有艺术史价值。此墓碑的发现不仅是对家族史的补充，更是研究益阳清代科举、女性地位、地方社会及文化遗产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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