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

大河沧桑

驼背上的民勤军团

支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

李玉寿



人们说，左宗棠一生的得意之作，就是他挥戈西征，收复新疆。正是有这样一个壮举，他让后人记住了他，记住他是一名奋勇杀敌的民族英雄，是一名抗敌御侮的爱国名将。

其实，今天的人们认识左宗棠，很大因素是从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开始的：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弟子满天山。

新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杨昌浚其人，不知一生还有无别的功业值得称许，但是仅就这首《恭送左公西行甘棠》的诗，就足以让他留名千古了。

清同治三年（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的军官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封建地主勾引下，受浩罕国统治者的派遣，入侵我国新疆南部，并于同治七年（1868年）建立了所谓“哲得沙尔”汗国，进而侵犯新疆北部。清政府派到新疆的将军、办事大臣等对阿古柏作战不力，局势严重。同治十年（1871年）5月，沙俄出兵强占伊犁地区，至此，清王朝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平定了阿古柏叛乱，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大业，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左宗棠进军新疆前，率有马步兵一百多营总数约八万人，光绪二年（1876年），指挥机关由兰州迁到肃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数万人组成的大军，向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粮草不足、水草缺乏、交通不便的地区挺进，靠大车、骡马、骆驼运送粮草和军需物资，困难可想而知，按左宗棠的说法:“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左宗棠心目中，物资转运事关这次军事行动的成败，“粮运之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忳迟速，机括全系乎此。”

左宗棠曾详细算过一笔账，在关内运一石粮食要花两石粮食的代价，养活一个兵要花一石半的饷，而且长途转运，自耗十分惊人。“计一驼夫粮二百斤，日行一站，越二十站，驼夫之粮，已将所负者啖尽，尚有何供军食乎?”如此不行，那么在关外筹粮行得通吗?左公得到的信息是：关外筹粮，需以十石粮价方可得到一石粮食。这便是说，关外粮价太高，还不如从关内筹运的便宜。如此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左公下了死命令：从关内筹运军粮。

当时初步额定的军粮为两千多万斤，若照以往惯例从包头等地远程采运，仅运费将以亿计，这显然是不可行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左宗棠采取两步走的策略：北路从甘宁蒙等地采购，由包头向西运输；南路就地筹粮，从酒泉向西运输。我们这里只说南路筹运情况。

以前筹粮是摊派，左宗棠把派粮改为购粮，百姓容易接受。但在购买河西粮食时，不法粮商和贪官勾结，哄抬粮价，致使购粮困难。左宗棠查清原因后，严厉镇压了奸商，严办了贪官，使购粮工作顺利开展。

河西的产粮地区主要是武威、镇番、永昌、山丹、张掖、民乐、临泽、高台、酒泉、金塔、玉门、敦煌。光绪二年（1875年）二月，左宗棠从兰州移节肃州，由于西征军购粮数量很大，为了能够合理负担，便下令清丈土地，改变税则，增加田赋。左宗棠令各州县按照新定章则，把土地分为川地、塬地和山地三等，每种按照各州、县原有的田赋总额，按照三等九级分摊，使富者无抗匿之弊，贫者无代纳之虞。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定了田亩，增加了赋税。这是赋粮，也就是公粮。

赋粮以外的征粮，是拿钱向老百姓购买的。因此，阻力不大。为了购粮运粮，左宗棠在凉州、甘州设立粮台，在肃州设粮车局。河西各县的粮食先运到肃州粮车局，再用官车将粮食运至敦煌总粮台。由于军粮数目庞大，在敦煌修建了不少粮仓。左宗棠在河西和包头两路筹粮的同时，还令张曜、宗庆两军军营赴哈密屯田，以供军需。

当时，单从河西出运的粮食就有一千九百多万斤，完成这些运量的工具只有大车、毛驴和骆驼。左宗棠的做法是:从河西征用大车二千辆，毛驴一千五百多头，从凉州途经甘州、肃州、玉门、安西，然后进人新疆。这是关内段，全部由车驮完成。出关后因属荒漠戈壁，水草奇缺，车驮难以行进，所以必易骆驼才能慨任其事，那么完成这所谓关外段重任的理所当然便是镇番驼队了。

据甘肃文史馆文献资料载：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民勤征驼一万四千峰，驼夫一千四百名，编成九十八支驼队，于凉州集齐后，开赴安西、哈密两地集结。“驮运粮石，先于哈密、镇西存储，如需转站，由接应官发照另计。”所谓“另计”，指运费而言。当时规定的运费标准为运粮百斤百里，关内银四钱，关外银五钱。既然指派驼队的终点站口是哈密和镇西，那么若要随军队转移而转运，原定运费就当另计。

实际上，当时给运粮驼队规定的交接站口只是一个大概目标，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往往会作较大的改变，比如民勤柳林湖邱五爷的驼队就被安排从巴里坤到古城子短程转运，据邱五爷后人说，他们太爷的驼队当时是被征调的私驼，本来也是走的长途，朝廷军队打下迪化后，就被调拨到走古城子的短途，原因是跑短途的驼只不够，军队要向迪化以西推进，粮食供应不上来，不得已就从长途驼队里抽调一部分支援短途。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被临时抽调的不只是邱五爷驼队，可能还有不少。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为支撑军队的后勤物资一刻不可或缺，那么驼队的走向，永远是步军队的后尘。

不过有一点不能忽视，当时新疆区内也组织了大量骆驼集结于镇西和古城，据史料，仅镇西就有3000峰骆驼受雇于军粮运输。据邱五爷后人讲，那时巴里坤山前山后，城里城外全是骆驼，“从哈密到巴里坤，从巴里坤到古城子，一路上的驼队扎成了一道边墙。”由于过于拥挤，甚至发生因互不让道而大打出手的现象：

“太爷说，有一回镇番一家驼队走的是实驮，往古城方向走，在一个山坡上跟返回的酒泉驼队碰到一路，他们是空驮，按规矩他们得给实驮让路，下到路边上走，可是当时路上骆驼太多，酒泉驼队怕路边雪滑撇了驼胯，就是不让，鼓了一阵(僵持之意)，两家子都发火了，先是骂爹骂娘，后来是你推我搡，再后来就是杆子棍棒了。打得太凶，几个驼夫都打坏了，正巧稽查军官骑马路过，喝令他们住手，他们这才停下来，听说后来这事都传到左将军那里了，左将军说,酒泉驼队占不着理，要给镇番驼队赔礼道歉，以后不准再出这样的事，谁要敢犯，就要军法处置。太爷说，左将军的话也不太灵验，以后还是常常犯，只不过打的没那么凶就是了。”

关于官驼私驼的说法，我们在一份“镇番县调驼运粮清册”的资料中弄清了一些眉目，私驼即民驼，是不受官方支配的商业性营运驼只，除自营外，有时会被官方征用，而征用一般都是有偿的。官驼是官方采买的驼只，通常是在一些国家行为中才有此举措。不过从清代几次大战役中的物资运转来看，官运只能是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与民运比较，既不省钱，也不省力。因此左宗棠在制定新疆战役的后勤运输方案时，基本是排斥官运的，他认为官运的弊端很多，不光是采买驼只颇费周章，即便有了骆驼，诸如编队管理，鞍架绳索口袋等等的随时修理，损坏又得添置补充，这得多少人力才能善就其事。而如果易以民运，事情就简单得多，驼连子不必你派官组织，驼鞍口袋不必你缝补，你只负责装货卸货，按数交接就能收事半功倍之利。当然，钱可能要多花几个，而且速度也没有官运来得快，那么可否在这上面做些补救呢？左宗棠尝试了一种做法：

“臣在肃与诸军集议，官军分起次第行走，必先将甘、凉采买粮料运存肃州，又由肃州出关运玉门，然后头起开拔，至玉关又用其私驼转拔玉门之粮以赴安西，腾出官驼、官车转运第二起军粮，而后第二次继起，系均照此输。比抵安西，作一停顿，又裹粮进哈密。如此层递衔接，人畜之力，方稍舒展，而士气常新，可无意外之患。”

与此同时，将军又对民运条件作了进一步改善，考虑到私驼在人烟稀少地区长途运输，人畜口粮和饲草及随运各种工具往往短缺，他便一方面命令运粮所经各站，储备粮料和杂物，由驼户自由领用，将来在其运费内扣回，另一方面，他动员一些商贩随军经营日用杂货，不光为驼队提供不时之需，也为军队大开方便之门，这样一来，后勤供应得到了保障，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光绪二年三月，塞外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威武的清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分几路挺进新疆，三个月后，克复重镇乌鲁木齐，首战告捷，再战四个月，新疆北路尽收清军手中。光绪三年四月中旬，左宗棠适时发起了天山战役，刘锦棠一部顺利攻克达坂城，仅用4天时间就全歼守敌，无一漏网。接着又攻克吐鲁番，前后不足半月时间，歼敌二万余，南疆门户洞开。左宗棠抓住有利时机，命刘锦棠发起南疆战役，他亲率精锐步骑，一月间驱驰3000里，一举收复东四城，阿古柏侵略军除一小部投靠沙俄逃走外，余部全部被歼。至此，左宗棠领导的收复新疆之战宣告结束，胜利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1890年，美国人史密斯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书中高度评价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朽功勋，他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其伟绩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越的。

如同当年年羹尧功成后没有忘记镇番驼队一样，左宗棠也没有忘记为他收复新疆大业做出非凡贡献的镇番驼户们，他曾为参与支前运粮的镇番驼户唐多臣题一对联道：“羊裘一袭，担社稷大业；明驼千里，做国家干城。”不仅活灵活现描绘出民勤驼户的生动形象，而且高度赞扬了镇番驼队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