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五一口号”相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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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

在又一个“五一口号”发表之日来临的时候，脑海中那些与之相关的记忆瞬间复活......

1986年3月，我参与编辑《纪念上海民盟成立四十周年》，宣传部书柜里一本白底黑字带有红色政协会徽的书籍吸引了我的目光，在这本1984年出版的《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五一口号”。

此后的10多年，“五一口号”似乎“波澜不惊”。1998年1月，我在撰写曾经担任过民盟秘书长张东荪的文章时，发现毛泽东在“五一口号”发表3天前，曾经专门给中共北平书委书记刘仁写信，请刘仁转达他邀请张东荪、符定一参加筹备新政协。也就在1998这一年的秋天，八个民主党派新老领导人齐聚西柏坡，重温50年前响应“五一口号”的那一段历史。虽然后来这次聚会被冠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名，并收入2008年4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但在当时并没有广为宣传，可谓“波澜不惊”。

1999年秋，《解放日报》连载郝在今写的《协商建国：1948-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五一口号”成为连载的引子。我读后写几篇文章，其中有《1948年罗隆基的一封信》，讲的就是“五一口号”发布后，罗隆基以民盟在沪中委名义起草给中共领袖的一封信。

那么，纪念“五一口号”的热潮是何时出现的呢？以我之见，是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以后。

2008年是“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我在去年曾经撰文回忆过这一年的纪念活动。需要补充的是这年6月1日，我和上海的各民主党派市委有关部门合作，开过一个小型研讨会，主题是“八个民主党派排序的由来”，我在会上说自己不赞成党派排序的依据出自“响应‘五一口号’的先后”，道理很简单，倘若如此，那么最先响应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应该名列第一。

如果说2008年是纪念“五一口号”的“高潮年”，那么10年以后的2018年可谓纪念“五一口号”的“热潮年”。是年1月8日，临近退休的我和民盟市委领导商议如何开展纪念“五一口号”发表70周年活动。我的想法是召开一个座谈会，举办一次研讨会。

我是2018年4月退休的，5月27日起去美国看望女儿。赴美之前，我先后为上海交通大学、宝山区和金山区，江苏无锡、金坛，四川成都，安徽池州等地的民盟和其他党派成员宣讲“五一口号”，还参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专题研讨会......

一晃，7年过去了。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遥想77年前中共中央发表的“五一口号”，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场景：2009年的一个夏日，某位领导应邀为民盟某个培训班作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来的报告。报告结束前，有人倏然起立，劈面而问：当年那些响应“五一口号”的人几乎都已离开了我们，你讲的“历史选择”究竟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时过境迁，他的这个提问，让我想起了费孝通主席1996年6月2日，在民盟中常委会议上就民盟换届的那个讲话：“要以变来保证不变，即以人事的变化来保证政治制度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