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里的荒唐故事

半介书生

【写在前面】

这里的记述，是美篇作者一位朋友作为1978年高考考生写下的真实回忆。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写此文，眼在流泪，心在滴血……

——《我命里的荒唐故事》作者心声

(一)

1956年公私合营前，我父亲在姜堰开二宜饭店，有点名气。于是我被定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1968年11月，我去农村插队，吃尽了苦头，想离开农村。只因为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狗崽子”(文革语)，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没我的戏。

“我可不能一辈子呆在农村！这穷乡僻壤，每天我挣不到一毛钱，将来老婆都讨不到！我要搜肠刮肚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离开这鬼地方。”插队几年后，我作如是想。

一天，老天安排我遇到一知青吴××，他爸是地主，他也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狗崽子”。他说，他要搞病退回城，他腿有病。

我灵感来了，我也搞病退回城。可我没病，没病可以装病。装病没那么容易，我身体看得见，摸得着，好好的，病在哪儿?

感谢当时苏北医疗条件差，没脑电波3试验，大脑检查不了。我正式对外宣布：我有癫痫病。

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孙书记，是个聪明人，知道我装病。可我缠住他，天天去找他，他感到烦，随嘴撂了一句：“你有癫痫病，你告诉县上山下乡办公室，迁户口回城。”他的话我如获至宝。

迁户口回城要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办，且得要有符合规定的手续。我要病退，医生证明是必须的。搞医生证明，看我的本事。

我到县人民医院找有点熟悉的王医生，她四十多岁，常给我妈看病。我妈有时送点不算大钱的小礼物给她，“意思意思”，积了“交情”。我诡秘地对王医生说：“我有癫痫病，要求病退回城，请你帮我开一张医生疾病证明。”当时给知青开疾病证明，医生非常谨慎。上山下乡运动正在火头上，为知青开假疾病证明，要追责。

王医生知道我是装病，碍着我妈与她积的“交情”，她给我开了一张疾病证明：张春林，经诊断患癫痫病

她写到最后一个字时，我高兴到极点。可是再写，我叹了口气——她在句末打了个“?”。她聪明得了不得，打“?”即为不确定，追责，她没责任。

我拿着疾病证明回到家，为这个“?”郁闷。我要给它“脱胎换骨”。

我找来墨水，在“?”上点了少得不能再少的墨水点，用手指轻轻一拉，“?”眨眼做孙悟空，变成好像写完字，不小心沾了墨水，涂在纸上。即便鬼神也想不到原是一个“?”

我的心之官又开始活动：不行，县级医院疾病证明不硬邦，我要以它为基础设法搞地级市医院的医生疾病证明。

当时的姜堰属泰县管，泰县属扬州地级市管。我早就知道，扬州有个五台山精神病医院。

第二天下午，我从拮据的口袋里掏出一元七角伍分，买了去扬州的车票，直奔五台山精神病医院。

走进精神病院，气氛阴惨惨，有点恐怖。我挂号，填病历。姓名、年龄、籍贯，如此如此，我一路顺风。突然出现了拦路虎：职业？我填什么呢？填知青，医生肯定不开疾病证明。可我不能填“工人”，病历带回去，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关，我过不了。思考半分钟，我填上“农民”，这名副其实，是不完整的名副其实。

我拿着病历，走进门诊大厅，有七八个医生在看门诊。我是帅小伙儿，异性相吸好办事。我走到一个年轻的看似未婚的女医生面前，坐下来，请她就诊。女医生笑眯眯地要我介绍病情，我说：前些天，我走路，突然倒地，双目紧闭，不省人事，被人送到县人民医院，医生说是癫痫病。我沉着地出示给她县医院王医生开的疾病证明，一点都不担心她会看出“?”

女医生听完介绍，煞有介事地看了县医院的疾病证明，沉思瞬间，问：“你何时醒过来的?”答：“几个小时后。”女医生肯定地摇摇头，“你这不是癫痫病，癫痫病发作，双目睁着，几分钟后苏醒。”我用想像编造的谎言被她否定得一干二净。她给我开的什么药，我记不清了。我的目的是要她开医生疾病证明。我不动声色地站起来，收起县医院疾病证明，面带微笑，接过药单，道声“谢谢”。我拿起病历准备带走，她说：“精神病医院的病历由医院保存。”要我留下病历，我照办。离开，走了几步，我突然回头——她写完药单，我如急着要她开疾病证明，她会看出我的不轨的目的，这时候开口，好像刚才忘记了，显得正常自然——再次走到她面前：“医生，请你帮我开一张疾病证明。”这时，她才注意看我填写的病历，职业：农民。农民要医生开疾病证明干什么?农民什么也不享受。她开始打量我，注意我的气质，不像农民，她突然说：“你是知青吧！”我无奈地点点头。她像烈火马上近身，烧到她，她可吃不消，催着我说：“你走！我不会给你开证明！”我知道死磨烂缠无用，识趣地怅然离开。

已近傍晚，我茫然，灰心，绝望。五台山精神病院在扬州郊外，我步行去扬州城里，那脚步如同走在不归路上。

扬州当天开姜堰的汽车已没了，我去哪里吃，哪里宿呢？我去扬州农学院。我有一同学，本是知青，靠父亲神通广大的本事，被推荐上大学，就读扬州农学院。

我见到他。他在上大学，我在撒谎装病，天壤之别。我内心的感受是黄连、生姜、辣椒、醋的滋味一齐袭来。我控制住，不让自己哭出来。他接待我，安排我吃宿。

（二）

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不是精神病医院，但也是地级市医院。医生如能开疾病证明，具有同样的功效。

第二天一早，我前往扬州苏北人民医院。我装作刚发癫痫病，没精气神，浑身无力的病态模样走进内科门诊。

这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性医生，他听我来诊治癫痫病，马上对我说：我们医院不看癫痫病，你到精神病医院看。看我呆着，不走，又好心地嘱我：你要去扬州五台山精神病院，那是一家老医院，治癫痫病有经验；不要去扬州第二精神病医院，那是一家新医院，治癫痫病效果不及五台山精神病院。

谢谢你呀，医生！你给我提供了重要信息：扬州还有第二精神病医院。我不再装病态，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向他致谢、告别。

我问了路人，扬州第二精神病医院的地址，按地址前进。路途遥远，哪怕千山万水，我路在脚下。

到了扬州第二精神病医院，我挂号填病历。在“职业”一栏，我毫不犹豫地填：工人。因为我已知道，精神病院的病历由医院保存，上山下乡办公室看不到病历。

我走进门诊大厅，用目光扫了一下大厅里的所有医生。按照异性相吸好说话的原则，我走向一位似未婚的年青女医生，坐下来，我将县医院王医生开的疾病证明摆在桌上，告诉她：我来诊治癫痫病。她按常规，看了一下县医院疾病证明，即问我发病情形。我说：“那天走路，我突然倒下，不省人事，路人立即把我送到县人民医院，几分钟后，我醒了。路人说，我不省人事时，眼睛睁着，怕人。”

谢谢五台山精神病院的那位女医生，是她告诉我癫痫病发作的真实情形，我按她说的，眼前这位女医生是肯定肯定相信了。她给我开药，我接过药单，病历留给她，我收起县人民医院的疾病证明，平静地站起来，谢谢她，离开。没有一点目的是要医生开疾病证明的迹像。走了几步远，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回到她面前：“医生，请你帮我开一张疾病休息证明。”这时她才拿起我的病历，看我“职业”一栏，是工人。问我：什么工种？我答：电焊工。她从桌上杂乱的本本里，翻出疾病证明，写下这样几个字：张春林，经诊断为癫痫病，建议休息十五天。我一看，不行，我需要的疾病证明，不能有具体的休息时间，我要模糊语。我对她说：“医生，休息时间由我们领导决定，你只要说需要休息就行了。”她将写了字的疾病证明撕掉，扔进废纸篓里，重写疾病证明：张春林，经诊断为癫痫病，建议休息。我接过证明，致谢。像马上就要有人识破我这个骗子，追来，夺走我的疾病证明。我药没买，一溜烟地赶快跑出了医院。

我内心的快乐像久别的朋友，突然回到了我身边。是的，我好久好久没有快乐过。你知道，那年头吃苹果是一种奢侈吗？我到水果店挑了一只又红又大的苹果，付了二毛钱（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偌大的钱），奖励自己，犒赏自己。那只苹果的甜味儿，超过了糖，超过了蜜，超过了世界上一切甜品。

回到姜堰，我理直气壮地把地级市精神病院的疾病证明交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我说：你好好在家休息，待到搞病退回城工作，我们会再调查统一解决。

这是1973年的事，我21岁。

隔了一年，即1974年下半年，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知青病退回城工作开始启动。

患癫痫病，仅有医生证明不够，说不准你到医院开后门搞的呢？必须有人亲见。

我妈赶快向邻居们打招呼，请邻居们帮忙。我妈人缘好，邻居们个个点头答应。有个邻居老太对我妈说：如有人来调查，我就说，春林儿那天在我家玩，突然倒在地上，喊他喊不醒，把我吓死了。

没几天，居委会干部花爹来一个个邻居家调查，带了本子记录。邻居们每个人都是创作员，编造不同的惊魂动魄人命关天的情节，有声有色的描绘，想不到大字不识的老头老妈个个潜在说书卖钱的天资素质。

花爹把记录本上交县上山下乡办公室。铁证如山，我患癫痫病。

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变成了什么呢？

1975年元月上旬，我接到有关部门要我下乡迁户口回城的通知。

说到这里，你会恭禧我：谎骗成功，自此，我不用再去穷乡僻壤之处经受肉体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又成了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了：我有定量户口。

且慢，悲剧还在后面呢！

（三）

1978年，我在工厂当车工，月工资18元，我嫌少，想翻身。我通过自学参加了当年的全国高考。

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姜堰镇某干部告诉我妈，我是姜堰镇文科状元，分数远超本科录取分数线。

满以为好戏拉开了布幕，会继续演下去，哪知道好戏没了，舞台上开始上演悲剧。

1978年，打倒“四人帮”才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文革遗风犹在，考生录取要政审。负责政审姜堰镇考生的竟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管××老师。

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我插队病退回城之事政审不能过关。假如我公开说我无癫痫病，那我是弄虚作假，品德不好；如果我坚持说我有癫痫病，高校肯定不录取。我便去管老师家中谈此事。我告诉管老师，当时我假装癫痫病，实在是无奈之举，为了回城不择手段，请她理解。她很快相信我无癫痫病，并答应我在政审材料中不提此事。可她丈夫是机关党委书记，在一旁接过话，以不容商谈的口吻说：这不行！1.政审不能弄虚作假，政审材料必须实事求是；2.谁能证明你无癫痫病?如果高校录取了你，你确实有癫痫病，发作了，谁负责任？

我怅然回到家，我无奈。听天由命！

我后来的政审材料中明明确确写着：1975年，因癫痫病由农村插队病退回城。

我立即写信给当时设在镇江的江苏高校录取工作办公室，实事求是地说明我无癫痫病。信，石沉大海。开始发本科录取通知了，我在家里盼啊盼，盼到的结果是无，无，无。

我睡在床上三天，不思进食，任何人的安慰对我无效，我好像死去一般。

一个月后，我在工厂上班，接到泰兴师专班录取通知书。本科落榜，被大专录取，是喜是悲？心坎里别是一番从未体现过的滋味。

开学了，我去泰兴师专班报道。班主任看到我的名字，好像长时间寻找怪物不成，现在突然找到了。他用又惊又疑的口吻问道：“你就是张春林?”我答：“是。”“阿呀，录取你不容易。”原来他是学校参加录取工作的老师。

他感叹地叙说录取我的全过程。他说：看过我的考生材料后，他是放下来，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来，如是几次。拿起来是因为这么高的分数，不录取，可惜！放下来是因为我因癫痫病插队病退回城。再看看我给高校录取工作办公室的信，他将信将疑，举棋不定。最后他想了个好主意，将我的考生材料带回学校，录取不录取由学校领导决定。学校朱书记看了我的考生材料，拍板录取。他说：这孩子没有癫痫病，你看他在工厂干的工种是车工，他如果真的有癫痫病敢开车床?

好一个聪明的朱书记，你如果在公安局工作，一定是侦破案件的能手。

我的故事讲完了。虽说荒唐，但应是我命运使然……

——亲爱的读者，你感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