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95年前我父亲购自日本大阪的大型剪板机 & 寻找的动因

老梅——游荡的鱼

寻找95年前我父亲购自日本大阪的大型剪板机 & 寻找的动因

此文的目的：恳请有关方面协助我寻找一台1931年购自日本大阪的高端大剪板机。它在中国1952年的一场运动之后从我家消失。而它承载了父亲的荣耀和我的家族的苦难，我对它的情感等同于一位亲人，一位失踪七十年的亲人。我希望对它的身世做个完整的记录，它来自哪里，最终在哪里消失。为了给有关人员提供线索，我再度撕开心中的伤痛，讲述跟大剪板机有关的过去。

（一）我父亲的“聚盛德切铁工厂”和高端大剪板机

我父亲曹希舜，字虞庭，1890年生于中国山东平度县，1906年自山东坐小船来到大连，至1946年去世，这40年中，白手起家，惨淡经营，由一个赤手空拳的少年，打拼成为一位有声望的企业家：在大连和沈阳有两处独资专业切铁工厂，在大连、沈阳和青岛建有200多间房屋。

父亲创业期间的大连是日本属地，经济发展迅速，机械制造业中的钢板开料加工业务量极大。父亲应市场需要，1926年6月29日建立“聚盛德切铁工厂”，地址大连沙河口区三春町十五番地即后来的长生街5号，电话33831。

随着市场的发展的需要，三十年代初父亲在他的外甥韩茗传的协助下做出重要的决策，亲赴日本大阪购置大型金属剪板机一台，该机对钢板的剪切厚度是一英寸二分，其卓越的性能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剪切科技。1931年大剪板机的进厂，“聚盛德切铁工厂”成为大连街首屈一指的剪板企业，订单源源不断，机器轰鸣，工人大增，三年还完购置款。父亲一手打造的工业航母正式起航，独门的大剪板机把父亲的事业推上了顶峰：

事业扩展：

1935年新建长生街5号临街二层楼房，楼下账房、工人宿舍、食堂，家人住楼上，父亲时年45岁；

1936年沈阳小西边门北站附近设立分厂，“沈阳聚盛切铁工厂”，父亲46岁；

同年，沈阳铁西区保工街三段四里四号购置地皮900坪，建厂房与住宅30余间；

回馈家乡父老：

购买山东青岛西岭云南路223号二层楼房一栋安置他的侄子、我的虎哥哥一家；

建山东青岛东镇山口路26号三层楼房80间，交由老家的发小管理安排乡亲居住，父亲不再过问；

另建楼房一处，交给父亲的外甥、我们的茗传哥哥的遗孀收租维生；

在山东平度曹东曹西两村大量购买土地，拟重新改善村貌和提高乡亲居住质量，规划图中包括私塾（2007年在青岛曹明岐诉说曾亲眼看过图纸）；

1938年在老家盖起5间大屋，新村的规划以这大屋为中心……。但计划被战争打断。

父亲的大剪板机进厂之后，另一家日本人的启正株式会社也引进一台大剪板机，剪切厚度为一英寸，小于父亲的剪板机，而且1945年八一五之后被苏军沿着中长铁路运到苏联。可见剪板机在工业中的重要。

（附件1《大剪板机不同凡响的身世以及它的技术标准》）

（附件2图片：长生街5号临街二层楼房。大铁门上方的瓷砖墙面镶嵌 ”聚盛德切铁工厂“ 七个立体大字的痕迹依然可辨）

（二）父亲的外甥、我们的茗传哥哥为大剪板机开路，继而为大剪板失去健康和生命

1926年，父亲在沙可口区的工业区购买土地近一千坪，设立“聚盛德破烂庄"（相当于今日的收购公司）和棉花庄。韩茗传，我们二姑的大儿子，来连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学日语，跑外街，联系业务，从购买废船、拆解、加工，帮助父亲建立专业切铁工厂。

1930年，茗传哥哥帮助父亲作出重要决策，引进大剪板机。

1931年大剪板机带来雄厚的经济实力。但也带来风险：

1934年，警察署以经济犯的名义把茗传哥哥抓进衙门，经父亲多方打点救出，已是遍体鳞伤。一年后旧伤复发而英年早逝，留下新婚不久怀有身孕的茗传嫂子。

长生街5号因大剪板机而兴，也因它为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三）1945年苏军的抢夺，时局混乱，以及工厂内部人心向坏，造成父亲弃世

1945年八一五之后大连易帜，苏军进入大连，苏军的掠夺、强奸种种恶行给时局造成很大破坏。八月底一个深夜几个苏军持枪进入我家抢钱，之后父亲病倒。同时“阶级”新观念在个别工人中滋长，“斗争”一词有言说也有行动。1946年的农历正月初六，在时局恶化和人心背叛的双重打击中，父亲绝望弃世而去。留下我母亲独自面对几十年的苦难煎熬。（见附件3《父亲最后的日子-1946年农历正月初六》）

（四）大剪板机代替父亲维持孤儿寡母的生计，继续在国家建设中勇担重任

父亲去世之后，父亲培养多年的老工人辅佐我母亲。依靠大剪板机的独门优势，工厂营业仍然红火，大小订单不请自来，包括全国闻名的那些国营大厂：大连造船厂、大连机车车辆厂、大连机床厂等。工厂机器轰鸣、汽车进出、工人们的吆喝声整日不断，母亲每天都在厂院中跟工人们一起忙碌。父亲走后直到1953年，她以罕有的倔强和能力顶起来这个家庭的天。

母亲，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寡妇，完全是旧式传统妇人，以丈夫和孩子为重。她坚守一个信念：工厂不能倒，供三个儿子好好读书，出国留学学医，回来当医生。这是我父亲的遗愿。

几千年来，社会就是这样分工的：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同其他人共同使用共同受益，生产关系就像水顺着大地的起伏而寻找平衡一样自然，母亲想当然地沿着这条旧轨道努力前行。

但是旧轨道已经不适合新社会。新社会的公有制有新的生产关系，就像一双巨手控制了水的自然流动平衡。这些，母亲不懂。

（五）1952年的五反运动，改变了大剪板机的命运，我家遭到灭顶之灾

1948年大连市经济复苏，在机械制造中大量开料加工的需求下，市工商局多次登门劝说母亲把工厂上交给国家，母亲不同意。于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母亲和剪板机成为工商局五反办公室的重要对象。我记得，运动结束后的一天，母亲在楼上小套间里取出很多图纸，对我说，春梅，看看，这是咱的，以后再也看不见了，都没了。那年我不到十岁，什么也不懂，只是很害怕，第一次见到母亲哭。

七个月后运动结束，于1953年底我家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根据是，1945年八一五光复时为日本造船会社加工剩余的铁板顶替加工费（日本账户被冻结没钱付加工费），被五反认定为“私吞敌产”的重罪。母亲被判刑入狱，大连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充公，包括那被市工商局瞩目已久的大剪板机。（附件4 《1954年大连机械制造厂刘仁芝签字的接管明细之一》）

（附件5“长生街5号的南屋“）

（六）大剪板机连累了数学才子、我们的大哥-曹家绪

法院宣判一个月后，1954年春节，北京大学发来电报，数学力学系的大哥精神失常。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赤身躺在雪地里，几近冻僵。父亲生前几位好友联名作保，母亲出狱直奔北大医院的大哥身边。此后，母亲陪着大哥，辗转几处求医。1955年一个深夜，大哥犯病，误伤母亲致使母亲卧病多年。一年后大哥暂时病愈回到家中，进门跪倒，母亲恸哭。

由于大剪板机带来的厄运，一个数学奇才，成了生不如死的精神病人。（见附件6 ）

大哥病了六年，时好时坏。1960年，他从四楼跳下。抢救两天，在母亲的守护中去世。享年仅仅26岁。

（七）母亲与长生街5号

1960年大哥去世之后，母亲身体更加不如以前。1962年一度患有癔症。常常拄着拐棍出走，说是找我父亲的大剪板机，走丢几次。

自从1958年搬离长生街5号，母亲和我们都从来没有回去过，尤其从后来居住地民政街到那里路很远，正常人徒步大约要走一个小时。

可是病中的小脚母亲竟然拄着拐棍从民政街寻寻觅觅回去过三次，有了前两次的去，那里的人便认识了她。自从1958年之后，"阶级斗争"一词逐渐进入人们的思想担任主角，部分人思想觉悟因之大大提高，所以母亲第三次去，便成了某些人的阶级敌人。

那天三哥在电机厂烧锅炉，厂领导接到五一广场派出所的电话。三哥借了三轮平板车去派出所把母亲拉了回来，伤得很重，拐棍被折成两段。卧床多日。那年母亲62岁，自此健康大不如前，没有能力自行下楼，需人背着。

有的时候，母亲坐在病床久久看着南窗窗外的蓝天，偶尔喃喃地说，:"懊奂（后悔）死了……"

母亲在病床上渡过她的余生，全然不知道外面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她不知道为什么抄家；她不知道为什么街道干部要来我家当着她的面"偷"走户口本、强行转走她与我三哥的户口；她不明白她的身份成了没有户口住在大连的非大连人；她不明白她牵肠挂肚的二哥三哥为什么不能守在身边、而由我这个出嫁的女儿做伴……甚至，有时仍然问我："春梅，知道不知道咱那机器在哪？"可能明白不该问，问得怯生生地，没有底气。

……

2003年我回国去了长生街5号。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忐忑不安地进了大铁门，寂寞的铁门仍然守候在那里，它见证了当年卡车进进出出的忙碌的永不再现的情景。上楼，一切熟习而又陌生，面对住户那疑惑的眼神我不敢对视，不知道怕什么。走廊尽头迎来一位中年女人，慈眉善目，笑问"以前是住在这里吧？进来坐坐吧"。我竟然不敢进。只是问她住了多久，这里是否还有老住户？她答，没几年，这里住户全换了。我明白，她回避提及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她是个善良人。

事后很后悔，应该进去，看看我母亲以前的卧房，我出生的地方，北间。那间全楼装修最下功夫的通间，地板地，镂花木雕的炕围，上好的家具不在了，地板和炕围应该还在吧。卧房一边有一个小窗，是通往女佣卧室的小窗。卧房外间，连着澡堂，母亲爱洗澡。澡堂一个小窗连着烧热水的小屋。这一切，都是当年父亲为母亲设计。父亲对母亲用心良苦、情感至深。

母亲12岁进入曹家，穷人家的童养媳。自从母亲入门，闯外的父亲时运好转。后来饭桌上，父亲曾多次告诉孩子们："咱家的饭是你娘带来的。"父亲四十多岁时母亲连生三胎女孩，事业如日中天的父亲仍然拒不讨小。父亲与母亲感情始终如一。

1985年在市档案馆，我曾见到大姐写给大哥的一封信，在1952年底五反运动刚刚结束。大意是政府要那台机器，母亲一心执意父亲"让儿子好好读书，读好书，以后留学学医"的遗嘱，说等到儿子们完成学业了此心愿，"机器谁要给谁"。可是没有等到那一天。

对父亲的思念，未竟的心愿，种种、种种，是母亲放不下长生街5号的根源。

1953年底五反结束法院宣判之后没收我家大连全部财产，母亲入狱。1954年春节大哥病倒，母亲被保出狱赶去爱子身边。在大哥病床旁见到二哥的第一句话是：“屈死了！屈死了！”

晚年的母亲在病床上，常常呆望窗外的蓝天出神，久久，喃喃自语：“屈死了……屈死了……”。

1983年母亲带着天大的委屈离世。

（八）档案馆的卷宗

母亲走后，1985年我开始了探求历史真相的天问之旅，找到了档案馆我家的四卷档案，揭示了五反运动的真相。卷宗手订，纸张泛黄，共两千多页，记录了七个月的详细过程：工作组的多方调查取证，被调查人的证词以及手印，账目，数字，工作组多次上报工商局的报告以及上面的审批答复等等。几十年里它守候了那段历史的秘密，几十年里除了我，没有人打扰过它。

但是对于那台大剪板机，除了强调它的一英寸二分的剪切能力，没有其它描述。

我2014年回国再次去查询，档案馆答复，卷宗被永久封存。

（九）大连市博物馆征集旧工业文物，各方配合寻找这台高端大剪板机

2011年，得知大连现代博物馆（前身是大连工业展览馆）征集旧工业文物，我开始寻找那从我家失踪近六十年的大剪板机。在大连市委文广局的赞同下，大连官方和民间多方配合进行寻找。大连电视台制作了《长生街5号旧闻》上下两集于2016年农历正月初六、初七连续两天播放；《大连晚报》记者隋勇于2014年11月13日和30日两次在头版头条以近乎整版篇幅报道正在寻找的我父亲的大剪板机；大连民间文史专家嵇汝广 的长篇著作中有对我父亲的长篇专文；市委机关刊物《东北之窗》专文刊载和转载……。

社会效应里各方踊跃提供信息。人们的感情聚焦于：这台大剪板机是大连民族工业早期的重要文物，它是那段艰苦岁月中先人们奋斗的实证，尤其对于我父亲那一代工商业者-大连工业基础的奠基者们，人们给予了迟来的肯定和敬仰。

可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仅凭“三十年代购自大阪的、剪切厚度为一英寸二分”，和我凭年幼时记忆而绘制的一张素描（见附件7 图片），长达一年的寻找没有结果。

……

（十）未了的心愿

我是父母最小的女儿，现在刚过八十一岁的生日。母亲在这个年龄过世。

这台大剪板机是我父亲一生心血结晶。是我母亲放不下的情感。寻找它，是我对父亲当年壮举的感恩和纪念。

所以，在不多的有生之年，我希望能找到它，它的照片、型号、生产厂家、1931年大阪和大连两地海关的出口进口记载、我父亲的签字等等，我想以此来给父亲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

拜托各位。敬上！

04/26/25初稿

根据幼年的模糊记忆而画，那大铁轮子立起比一人还高……

1954年大连机械制造厂对我家工厂接受明细表之一 厂长刘仁芝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