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5 ——纪念上山下乡50年

老明

1975年8月30号，是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的日子。从青葱岁月的莘莘学子，到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这四年知青岁月，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光。8年前，刚退休的我写了《追忆逝水年华》，追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今天我把其中四篇上山下乡时期的回忆，重新修改，编辑整理，分享给朋友们，以纪念我们这一代人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下乡前夕

1974年年底时，我们高中的同学们，还未毕业，就已经面临着上山下乡的现实问题了。此前，学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传达毛泽东回复福建李庆霖关于其儿子下乡问题的一封信，其中说道“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现在看来，这表明从1968年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以来，多年积累的各种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必须正视，否则不会惊动最高层。而对于当年作为少不更事的高中学生的我们来说，是无法认识到这背后的问题的。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学生干部，爱读书，爱学习，深受时代潮流影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深信不疑，报纸广播等宣传工具所宣传的模范人物，积极分子也被自己引为榜样，还常常和同学们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谈论着这一切。

记得在这一年的12月7号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我和汪幸福同学坐在教室里，有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们谈到了上山下乡，谈到了青年人的理想和前途。我正侃侃而谈，忽然，幸福默默流下泪水。我问为什么？他说，“我父亲想让我留在城里工作，已经给我找好了工作，下学期恐怕就不能来上学了。”他父亲是当时信阳市公安局的老干部，而幸福是家里的老大。当时有本领，有背景的家长们，早已经在各显神通，只要有一点门道，都在千方百计给孩子寻出路，逃避下乡，幸福父亲的做法实属人之常情。

我安慰他道，“不能上学，在城里只要好好工作就可以。”“我爸爸天天也不知我想的什么，一点也不了解我，就想让我留在城里。”我问他，“你爸和你提过上山下乡问题没有？”“没有。在他心里，根本就不存在我下乡的事！只想让我在城里找个好工作。我可不，我想去农村，为改变农村面貌做贡献。”

在那个学校随时局动荡，老师无法正常教学，学生也无法正常学习的1970年代中期，我从小学，初中尤其是高中，一直都是意气风发，对前途充满信心和憧憬的。而现实却是，相当大一部分同学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面前，感觉非常渺茫。在我的高中同学中，那时侯幸福几乎是极少（或者说是唯一）受我影响，和我谈得来，并有相同志向的好同学，好朋友（要知道那时候有多少学生为了躲避下乡中途退学，多少家长千方百计托关系给自己孩子找工作啊），我静静地听着幸福同学的倾诉，安慰着、开解着，两颗年轻的心和着那个时代的节拍跳动着……

1975年春季开学不久，学校安排毕业班去工厂实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班去的是信阳市柴油机厂。五月，实习结束，学校通知学生回校总结，等待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的消息。这期间，我找到学校教农业知识的翟老师，学习中草药知识。其间，又和经过他父亲同意而继续上学的幸福同学一起，跟着班主任李老师，到在郊区的几个农村同学家里走访，探望，熟悉农村情况。

这之后又是等待，主要是等待新的上山下乡精神。这时，经翟老师介绍，我来到了信阳市医药公司新草药门市部实习，和我一起的还有同届的一个女同学。我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和老营业员一样，给来抓药的患者称药，没有患者时看些医学方面的书和杂志。当时很多同学为了给下乡时准备东西，出去打小工，挣些钱，如我们这样无偿干活实习的，实属寥寥无几。

在草药店干了约一个月后，一天晚上，我的一个在建筑队当工头的亲戚，向我爸提议让我去干临时工。他说：“快下乡了，挣点钱，将来也好添点东西。”那时的我，压根没有打工赚钱的想法，父母也尊重我的意见，从不强迫我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我从小就思想积极，关心国家大事，深受时代影响，又爱看书，喜欢看当时仅有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相信最高领导人和他的文革理论。

1975年初，高中毕业前夕的我，受毛泽东发表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影响，积极地学习了报纸发表的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4月1日，报纸上又有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我也认真学习，这些都成了当时我的理论基础。

就这样，年轻气盛的我，听了表哥的提议和父亲的征询不仅没有同意，反而在当晚也即1975年7月12夜晚，用六页纸的篇幅，写下了《我为什么要去草药店？——答复一些人的疑问，并阐明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的日记，表明了心迹（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到现在）。这篇日记如今读起来其幼稚，其张扬，其雄心勃勃，恰如当时的“文革”环境一样，并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却也反映出那时的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1975年的8月30日，我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到农村大有作为的信念，和信阳市成千上万的应届毕业生和社会清退学生一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届学生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毕业下乡，就是按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的要求，统筹解决多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遗留的问题。这其中，既包括要解决为躲避下乡而提前退学的学生——当时叫“社会青年“——把他们从社会上或已经工作的单位清退，重新安排下乡，以平民怨；也包括从这年开始的，推广湖南株洲“厂社挂钩”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以解决学生下乡插队无人管理的诸多弊端），在信阳市人民广场，开完隆重的万人欢送大会后，和一批我不认识的少男少女一起（我是随我母亲单位的知青一块上山下乡的。这批下放到同一个大队的知青，除了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基本都是早年退学，这次经过清退，又重新下乡的社会青年），乘车来到了我们的下乡地点——信阳市南湾公社红卫大队（现为南湾乡谭庙村）五峰岭知青茶场。

仿佛老天爷也要考验考验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能不能在这大山深处安下心来。这一年的冬天，雪下的特别大，先下雨，后飞雪，信阳人称这叫”光头凌”。当时我们男知青十来个人住在半山腰的茅草屋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山路都结了冰，其滑无比。饭后，我兴致勃勃地手提一把斧子，用稻草捆住腰间和裤腿，要上山看雪景。一路溜滑，用斧子砍在树上，一步一步往上攀，直到山顶。面前是浩瀚的南湾湖，抬眼望去，远山近峦，白雪皑皑，莽莽苍苍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下个不停，我少年意气，挥斥方遒，放声高唱《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从此，我的人生开始了崭新而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我不再是身在校园的，不知人世艰难的学生，而是来到了现实社会的，并受一点也不浪漫，不理想的现实所影响的，成千上万个知识青年的一份子——这一转折将影响我的一生。

注：

1、汪岩（原名汪幸福，上山下乡后改名汪岩）是我高中同学。1975年8月，上山下乡到信阳市前进公社红光大队。后参军入伍，退伍后，在信阳市公安局工作。汪岩出生于1958年，小我两岁。1999年5月5日，因患癌症，英年早逝。

2、下面图片是1975年7月12号我的日记《我为什么要去草药店？——答复一些人的疑问并阐明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晚年的我仍然爱唱《沁园春·雪》。下面音频是我在家中唱的这首歌，钢琴伴奏夫人。

下乡伊始

中学毕业下乡是当年城市知识青年的命运，无可逃逸。但是如何对待上山下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当年政府为了鼓励城市青年下乡（早期还包括农村青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文革之后演变为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的运动乃至法定专门去向），有意树立了不少典型模范人物供年轻人学习效仿，如河北的邢燕子，候隽等是全国的典型。河南也有自己的典型，我上高中时河南的典型是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郑州知青薛雪梅，这些对当时的我有不小影响。所以我下乡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比如专门到信阳医药公司中草药店实习，又比如联合信阳市几所主要中学的红卫兵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一类学生干部，我当时是信阳高中的红卫兵大队长），向当时信阳团地委写决心书并受到团省委表扬等等。所以1975年8月30号在信阳人民广场开完欢送大会后，乘车来到位于信阳远郊的南湾公社红卫大队知青茶场，我是心情兴奋，颇有要大干一番的决心的。

到茶场不久，我们就被分配到各自户口所在小队（户口落户在小队，是为了劳动分配所需。当时属人民公社体制，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队就是小队）参加夏收。我和一个知青分配在12小队，住在一个叫陈维耀的农民家里。随即投入紧张的夏收割稻子劳动中。割稻子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俗话说“磨镰不误砍柴工”，所以早饭后，要先磨快镰刀。割稻子要弯着腰，一手挽着稻束，一手挥镰，贴近根部割断，放倒。伏天大太阳，晒得后背疼，又没有一丝风，还要不停地挥镰割稻，真是“挥汗如雨”。我很快就适应了这艰苦的农活，而且还学会了扎稻捆子。学会了用两头尖利的冲担，前后插进两捆百十斤重的稻捆，挑起来，穿过弯弯曲曲的田埂小路，来到打稻场。然后挑着稻捆，沿着稻垛子旁的木梯，一步一步上到上边，把前后稻捆取下，码好。这样我很快得到了农民的好评，而我也利用每天吃派饭（当时我们由队里安排，轮流到农民家吃饭）的机会，和农民拉家常，了解队里情况。由此，下乡不久，我就比较快的适应了农村的环境。

​夏收结束，我们回到知青茶场，大队领导宣布我担任茶场司务长。司务长最重要的一是买菜，一是管理食堂。买菜当时是到南湾街，要挑着菜担，来回走十多里地的路。茶场知青是集体伙食，当时以大米饭为主，菜除了买的外，也自己种些。种的最多的夏天是南瓜，冬天则是萝卜白菜。毕竟年轻，又是刚下乡不久，一切都新鲜，苦也不觉得。我在多年以后写的诗里回忆到“劈柴老灶蒸白米，乱切南瓜和盐煮。一声呼喊盛将来，至今犹觉香如故。”当时农村普遍贫困，知青点也是如此，肉很少能吃到，油也比较紧张。我们下乡前毛泽东给福建李庆霖的批示已经传达，中央开始调整知青下乡政策，我们这一届下乡实行的是“厂社挂钩”。我们都随父母单位所联系挂钩的农村，单位也会想法帮知青点搞些副业挣钱。我们当时是在南湾水库里边的浉河港公社买些木材，加工成包装箱，再卖给挂钩单位工厂，这样可以赚些钱，买菜，买油，买盐等等。

这些问题解决了，我这个司务长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粮食。刚才讲过，我们虽然集中在知青茶场，但是每个人的户口是在小队的。我们在茶场干活的工分，年终决算时要放到各自队里参加分配，根据各队收入情况，分配相应的粮食和现金。那时农村贫穷，能保证粮食吃饱就不错了，现金则少得可怜。分配粮食后，就放在队里，我们需要时，到各自队里去取。一到这时，我就领着几个知青，到附近小队去拉粮食。茶场在山上，除了一个九小队外，其他小队全部在山外。架子车从队里把粮食拉到山脚下，要扛着百十斤的米袋，一步一挪往上走，上到山顶后，再慢慢往下挪，一上一下得几十分钟。那时年轻，不但自己往上扛粮食，上到山顶后，还要返下来帮助其他年纪小的或者女知青。一天上午从队里拉回粮食，我背着百十斤的粮食，上到山顶以后，突然腰一酸痛，失去知觉，一头倒在山坡。知青伙伴把我送回城里，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从此以后，我就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坚持乡村

我下乡大约十个月后，被南湾公社推选到市里，参加市知青办公室组织的知青理论报告团，主要是配合知青办进行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活动，也就是到市内各中学对即将下乡的毕业生现身说法，宣传上山下乡的种种好处，鼓动大家积极上山下乡。因为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城市里家长和孩子心里越来越消极抵触，明面上不敢说什么，实际上想各种办法逃避，有权有势有门路者的“开后门”等种种不正之风也愈演愈烈。而上边仍然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战略部署，继续要求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于是各级知青办就有大量宣传、动员工作要做。但是知青办的人去宣传已经没有多大效果，这样我们这些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说上山下乡的好处，似乎更有说服力，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市里的。

我是1976年6月23号接到通知，到市知青办报到。上午还在茶场坚持劳动，下午赶到市里报到。知青办同志告诉我们，这次共抽调十一个知青，信阳市辖区范围内的南湾公社和双井公社各来两名，前进、五星公社各来一个，罗山青年农场四个，雷山茶场一个。到市知青办报道后，先开会，集中学习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和最新精神。在这之前，1974年时候发生了江青派浩亮（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的主演，后来成了文革时期文化部负责人）来到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给知青送“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的题词一事。以江青当时的威风，一时全国各地掀起“坚持乡村当扎根派，不当飞鸽牌”的舆论高潮，各地开始大树扎根农场的知青典型，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干一辈子，鼓励知青和农民结婚等等，而我们的任务是到各中学现身说法，宣传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

​学习完文件精神后，我们被分配到各个有毕业生上山下乡任务的中学去宣传动员。我当时被分到两个学校，一个是我初中母校七中，还有一个是三中。我们每一个人到学校，都有一个知青办的工作人员陪同。到学校后，学校都组织了声势颇大的全校师生大会，除了领导讲话外，主要是我们这些知青介绍自己下乡以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体会，和自己感觉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必要性等等。然后有学生代表发言表决心，有的学校还组织了座谈会。这项任务完成以后，我们这些知青中有九个人就留在知青办，帮助进行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任务是到各个机关单位进行下乡动员工作摸底。我们每一个人和市里各局委抽出来的一位负责知青工作的局长分配在一起，分头到各机关单位去调查、动员。我和某局一个姓汪的副局长在一起，跑了军分区等不少单位，大约有一个月吧。没有出外任务时，我们就到知青办上班，干些杂活。

这近一个月时间在各单位跑和在知青办机关上班，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现实。以前从书本里，报纸上学到的，看到的，和实际接触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使我第一次对现实产生了某种疑惑。比如上山下乡是像报纸杂志上说的那样好吗？老百姓是打心眼里拥护，积极参加吗？农民是那么欢迎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吗？在1976年7月19日的日记里，我写了很大篇幅的观察思考，来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少数知青典型有理想，值得宣传表扬。可是作为党的现行政策，面对的是全国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现在，老百姓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普通工人、干部、教师的子女下乡，而部分领导干部却想方设法很容易地把子女安排在城里工作，即使子女下乡了，也能通过参军，招工，推荐上大学等渠道很快回到城里，真正老老实实待在乡下的都是普通百姓子女，因此每一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难度很大，这就是我一个月来接触社会观察到的现实。

​虽然心里有疑惑，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各知青点抽出来的典型，对自己上山下乡的意义并没有怀疑，对上山下乡的正确性更没有怀疑，而是把这些都归纳为是不正之风。加上当时大力宣传“扎根农村”的典型，比如辽宁的知青柴春泽等。而我们这些知青里，光是青年农场来的四个知青，就有两个也是表示扎根农村，而被青年农场树为典型的，其他人也都是先进模范，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由于看不惯知青办机关里的无所事事，一杯清茶一张报的风气，不少人陆陆续续都回到农村去了。我勉强呆到了8月24日，再也受不了这种闲适无聊的机关生活，在日记里写到：“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用我们大伙的话说，再在这里待下去，就要把我们给磨钝了，搞疲沓了。”于是这天下午，我毅然决然回到茶场。

人生转折

人这一生，大概很少有人没有经过挫折。挫折使人对此前的经历产生困惑，迷茫，纠结，反思。反思的结果给人震撼，痛彻心扉，恍然大悟。人生道路从此转折，对过去相信的东西，不再盲信，从而渐渐成熟。当然，有些人此前也遇到过挫折，从此沉沦下去，什么都不相信，随波逐流，度过一生。想想人这一生，苦难当道，挫折可谓如影随形。叔本华说苦难的人生，佛说人生有四苦，可谓参透人生。关键是如何对待苦难，挫折，这里最重要的是坚守自己内心，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三十多年前，一部叫《雪城》的电视剧深深的打动了我，它描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故事。剧中人物及其坎坷命运，使我想起自己的下乡岁月，不禁潸然泪下。而它里边人物对命运的抗争，又引起我深深的情感共鸣。此后它的由刘欢演唱的激昂，悲怆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也成了我喜欢唱的一首歌。这一切也构成我从知青办回茶场后蹉跎岁月的背景基调。

从知青办回到茶场后，大队支部决定让我到大队学校教书。那时候，大队学校除了小学，还有初中年级，可是到哪里去找老师，尤其是教初中的老师？而对知青来说，能去学校教书，当然是好事。可是当时的我，一心想的是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就请大队考虑还让我在茶场，不去学校。当时的茶场老场长也给大队提意见，不同意调我去学校。后来大队就同意我还留在茶场，并且任命我为茶场副场长。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平时安排知青每天的活儿。下雨时，不能上山干活，就组织知青集体学习，除了读报。我还爱在学习时宣讲自己喜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我们那里的知青绝大部分都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学，我仍然讲的津津有味。冬天农闲，我就组织知青宣传队，排练一些文艺节目，到各个小队去演出。虽然水平有限，一定程度上也活跃了农村的文娱生活。总之，我是在积极的履行当初自己主动要求下乡时的初衷，要当一个好的知识青年。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到那时，已经是问题层出不穷，弊端多多了。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里人当然不乐意，而农村人更不乐意，为啥？本来农村就穷，来些知青小青年，干活不中，还又多了吃饭的嘴。1977年八月，又有一批城里的清退知识青年来到我们大队。上面的动员口号是：上山下乡是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城里不下乡，是对领袖不忠；农村不接收，也是对领袖不忠。城里执行政策，把人清退，送到农村来了。可是，大队让下边小队来领分到的知青，小队长却在大队部吵作一团，嫌分给自己的人多了。一天我接到大队通知，到大队部去接新来的知青，正好赶上这一幕。由于大队一直摆不平这件事，就把城里敲锣打鼓送来的知青们晾在一边无人搭理，几个女知青正在哪儿暗自抹泪呢。这件事使我内心受到震动，同时也开始想自己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对下乡知青，也有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等出路。而我虽然一直表现积极，但是由于父亲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在那时的政审政策下，这些就几乎成了奢望。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邓小平复出，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1977年底，国家宣布重开高考，我们可以考大学了。于是我积极复习，由于自己一直学习很好，下乡后也没有放弃看书学习。所以，第一次高考，顺利地通过体检，信心满满在家等候通知。谁知等来等去，直到来年二月，补录的学生都去上学了，还是没有我的消息（后来听我父亲说，1980年代初他的历史问题平反后，单位的政工人员对他说，1977年高考后，武汉大学到父亲单位外调，结果政审通不过，我自然就不可能被录取）。高考没有录取，招工家里没有后门。参军由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大队领导虽然同情我，但也无法可想，无招可使。大队支书对我说，开瑜，参军你就别报名了吧。我彻夜难眠，我辗转反侧，我该怎么办？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迷茫，困惑，痛苦，但是绝不向现实低头。我用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在他的自传三部曲里的话勉励自己，要努力，要不然，我就该完蛋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1979年9月我告别上山下乡四年的南湾五峰岭，告别信阳，踏上火车，要去上大学了。火车汽笛长鸣，列车缓缓驶出车站，一路向北。从此我的人生和已经驶向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的这个国家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历史性的转折，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电视连续剧《雪城》主题歌《心中的太阳》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下面是年近古稀的我清唱的这首歌的录音，以此纪念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心中永远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