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话说“10连”那批性情相通，意气相投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自然形成一种特殊风气，一种文化生态：在“10连”，年龄大的那拨，是由大学生、高中生组成的第一方阵，年龄就是经历、岁月积淀阅历，文化程度就是资本，那个时代，能读上高中的，家中多少有点小钱的，自己一门心思想考大学的，他们的水平也确实不错，在大学门口跌了跟头，心有不甘，“凡尔赛”是他们的通病（凡尔赛：现代网络用语，低调地炫耀），谈吐言必称海涅、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亚之类的，显示出他们的谈吐不凡。但这帮人也决不拉帮结派，言论亦不及政治，平时只作一些文史、文学、文艺等方面的风雅清谈，在相互调侃中，显显才华；在互相戏言中，过过嘴瘾，在聊天中累积着自己的谈资。</p> <p class="ql-block">其中有个别学养颇高的，更是处事圆顺润活，为人低调，从不显山露水，谦卑中藏着锋芒，调笑里显出智慧，损人不带脏，伤人不见刀，平日里很少主动“进攻”，遇到攻击，他们的回击，也总是绵里藏针，充满智慧，往往用最优雅的方式去讥讽别人，他们的嘲讽往往让令高手哭笑不得，让愚钝者浑然不觉，这样的人自然成为风气“领袖”。他们的作派，是“10连”文化生态的主流。也引领着10连的“嘲人”风气。当年有个从机耕队调来叫”某国庆的“刺头”，在“10连”的戏谑文化面前，弄得灰头土脸，他的拳头打到了“邓洛普”轮胎上，软中有硬，弹性十足，但痛还是蛮痛的，有火发不出，一下子找不到了北。只得老实干活，规矩做人。</p> <p class="ql-block">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同是高学历，两个街道却稍有不同，济南街道的高中生大都为应届毕业生，因此济南街道的高中生相对更“学生腔”一些，当然其中也不乏大龄社青，其中就有一位“麻袋大王”的公子，琴棋书画样样能够上得了手。沪剧评弹也都上得了台，他的绘画技艺更是了得，当年在哈定画室学的画。文革期间，连队土墙上的伟人语录、领袖画像都出自其手，别人在大田推车挑担，搬运土方，他满脸油彩，吹着口哨，描字作画，优哉游哉！真是羡煞连队的那帮青头小子，后来却不知道遭遇一场莫名变故，吊死在自家的地窝子的歪梁之上，为隐私故，姑隐其名。</p> <p class="ql-block">相对而言，顺昌街道的高学历中，大龄社青占比大些。“社青”者，社会青年之谓也，在那时往往含有贬义，经常是指“混混”和“嘉里登”之类的社会闲散青年。其实也不尽然，顺昌高中生中就有2位松江二中的应届，也有家庭优渥，才华毕显的男女才俊，当然其中也不乏混迹社会，文艺性的社会混子。</p> <p class="ql-block">当时的10连，还有大学生2人，一位就读南京航空学院，另一位就读北京钢铁学院，两位天之骄子，都因为某种原因，被学校“退货”，跌落人间——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被大学“退货”不足为奇——2位大学生皆为顺昌人士。</p><p class="ql-block">整个连队有高中生30来个，济南街道有“光明校友”，顺昌街道有“松江二中”学霸，还有所不同的是顺昌街道多了一批女高中生（济南街道的女生全部分到了农场19连），而且个个了得；不是是文艺才女，就是是巾帼学霸。</p> <p class="ql-block">10连的初中生人数不少，实力也不容小觑，当时因为阶级斗争、那一年成分划线、阶级路线已经下沉，祸及初中，让许多优秀初中毕业生进不了高中门，而且10连的初中生绝大多数都是初涉社会的应届生，其中不乏佼佼者。阵容强大的初中生，组成了10连的第二方阵。他们有样学样，是“10连”嘲人文化的助推者，能与大学生高中生混迹一起也是荣耀。当年连队初中生中有位文学佼佼者，进疆时的行李，一个箱子有半箱子都是巴金的书，他出言必称巴金，巴金著作中的佳言金句，他全能不漏一字背出，在文学上一点不输那些高中生，而且他聛睨一切，甚至敢挑战连队里的资深“文青”，人们送给他一个诨号“唐巴金”。文革中。他箱子里的书化为了灰烬，他改行研究哲学，《共产党宣言》他能整篇背诵，但说出来的话，总让人半懂不懂，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尘土十分归举子，江山大半属偷儿”。一语成谶，他后来真的成了“偷儿”，于是他的铺盖被扔出寝室，半疯半癫，露宿连队边上的废弃农渠，不久以后，莫名消失，传说他葬身沙海，父母三次赴疆寻觅，未见活人，也为找到尸骨，也许他真的真的化为了尘土，追随他的文学和哲学去了。他的最后岁月，笔者和他有过一段交往，故事随后讲来。</p> <p class="ql-block">10连的第三方阵则是一批年龄较小，大部分因家中疏于管教，厌学或失学的，或有因某种原因中途辍学的，也有家庭经济拮据，半途荒废学业的，他们普遍涉世不深，不谙人事，难免顽劣调皮，对艰苦生活、繁重劳动的耐受力也差些，逆反情绪也强些，所以连队的历次运动，他们往往首当其冲，直受其害。在领导眼里，他们是枪，真正的枪手就是那些躲在后面断文识字高学历的那帮人，但又苦无证据，极左的铁腕之下，这些人自然成了倒霉蛋，有人坐牢，有人被关了禁闭，有人被带帽。领导也因此以“连队阶级斗争复杂”，一言以蔽之，为自己施行“极左”，找到了口实。</p><p class="ql-block">在此，笔者必须说明：有些人物的姓名，恕笔者不一一道明，懂的人自然懂，还是让各位看官自去对号入座吧。这一切都是后话，且让笔者随后叙来。</p> <p class="ql-block">话题还是先回到那天火车站的出发的情况吧：那天的车站送行的阵容可谓强大：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市妇联副主任潘世镁以及新疆兵团办事处负责人都前往北站送行。火车上由顺昌街道团委书记叶仁宝作为上海护送干部一路护送到新疆。支青们乘坐的列车是52/53次乌沪直快列车，下午2点26分准时发车，本次列车要经过100多个小时，直到第四天的下午才能抵达新疆大河沿车站（吐鲁番），沿途要停靠83个站头。</p> <p class="ql-block">火车从北站开出后，车厢里的年轻人一哭不可收，眼泪很快哭干了，嗓子立马喊哑了，心里一下变空了，但情绪绪总得要发泄的——于是，有人提议唱歌。一分队由一个女生起了个音——有人告诉笔者，她叫顾梅芳，声音天籁般地空灵好听，听说，她从小在教堂的唱诗班里担任领唱。她圆脸叉辨，虽然不算漂亮，但也长得明眸皓齿，显得激情而老成。顾梅芳起音唱的是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一分队的文教张恩庆和着歌曲的节拍，开始指挥，他端卷发隆鼻，长相俊朗，神情自信洒脱。这俩位都是高中生，一个是东风中学的合唱团台柱，另一个是松江二中的文艺骨干。造化弄人，若干年后两人命运迥异，大潮汹涌！若干年以后，绝大部分的知青先后实现了叶落归根的愿望，回到了上海。但是当大潮退去的时候，顾梅芳犹如散沙碎砾，被时代的浪潮孤零零地抛在了荒凉的崖岸上，成为孤独的留守者。张恩庆远走香港，成为富商。</p><p class="ql-block">在他们的鼓动下“﹍﹍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的歌声响彻车厢——每个人似乎都觉得自己正奔赴战场，去参加战斗。</p> <p class="ql-block">“10连”支青乘坐的这趟车，傍晚抵达南京，19点28分从南京站开出之后，经过1个多小时，直到21点左右，火车才摆渡到达一江之隔的浦口火车站。</p><p class="ql-block">到了浦口，天完全黑了。那天知青们，哭够了，唱够了，疯够了，都陆续进入梦乡。天亮之后，火车行驶在苏北大平原，早起的青年，往车外张望，只看到在地里扒草的农民，抬头目送一闪而过的火车，衣衫破旧，目光呆滞，远处茅草土屋的村落，在晨雾中影影绰绰地闪过，让第一次出远门的年轻人，领略了都市农村的巨大落差，心里不免泛起一阵淡淡的凄楚。</p> <p class="ql-block">火车过了西安后，车厢里笑声少了，倒是哭声经常光顾。 西出兰州，进入苍凉寥远的河西走廊，扑面而来的大漠戈壁，黄尘弥漫，看着窗外阒寂、荒凉的景象，哭的人开始多了起来。</p><p class="ql-block">本文未完，下文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