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聂沛【湖南】

鼎山老秦

作者简介：聂沛，男，汉族，1964年生，当代诗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三百工程”首批入选文艺家，高级职称。自1985年10月在《诗刊》头条刊登处女作开始，陆续在《人民文学》《十月》《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芙蓉》《湖南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至今。著有《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傍晚》《蝗虫》等长诗，出版诗文集《无法抵达的宁静》《天空的补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苍穹下》《闲人颂》等六种。获得《绿风》奔马奖、屈原诗歌奖、“猴王杯”世界华语诗歌奖、中国诗歌网十佳诗集等奖项。诗歌入选《诗刊50周年诗选》《诗刊60周年诗选》等几十种诗选。短诗《手握一滴水》，系2012年四川省高考作文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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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电影的理由可以五花八门，一下子还真说不清楚子丑寅卯来。那时，确切地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前期，我们除了电影没别的什么东西好看，也许这就是最直接的理由。而且那时的教育像一部荒诞大剧，大家没有升学的压力和动力，无须认真读书，于是整天疯玩，模仿电影中的情节或人物，演绎少儿的快乐时光。　　

那时的电影大多是黑白片，风格朴实，通俗易懂，没有长大后我看过的先锋电影那般意味曲折、沉郁晦涩，也没有如今这影视的见钱眼开、浮世乱绘。尤其关于二战的电影，《桥》、《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之类，直看得我们一群小不点心痒痒的，恨不能早生几十年，唱着“啊朋友再见”，去打一打法西斯。　　

崇拜英雄是人类的天性。我敢说：就连最自鸣得意的大汉奸,比如后晋高祖石敬瑭和抗战时期的汪精卫之流,在内心深处也会看出自己极端的“小”来。我们总是把诸如“山田队长”、“情报处长”之类的绰号封给那些其貌不扬、鼻涕澎湃的软蛋，而把响当当的“李向阳”、“瓦尔特”等光辉形象，留给自己使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电影给我们的教育力量，比九九八十一个老师还要来得深远。　　

后来，看了一些《铁道卫士》、《看不见的战线》等反特片，“特务”便代替“鬼子”、“汉奸”，成为最让我们不齿的角色。攻击对方时大量使用“特务”这最让人恼火又最让人泄气的字眼。直到读高一，才知道“特务”其实是个中性词，不带任何贬义。　

就这样，我们在电影的影响下游戏、生活、成长。我们看的都是露天电影。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露天电影与我们儿时的天性有某种神秘而诗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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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一个湘南小镇。全镇只有一台放映机，尽管它不时像一个小媳妇闹些别扭，整得放映员满头骚汗，大家仍视之如宝贝，忠诚守候。曾读到一首诗《吃火锅》：“除了吃，在这个城市／已没有什么／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套用此诗，可以说：那年头的电影就像如今的火锅一样，也是团结大众的一种手段。比如发个通告什么的，你得放一场电影。否则，男人只会在家抽闷烟、喝闷酒，或者更闷地在床上鼓捣孩子他妈。　　

我们街头那帮小混混，听说晚上放电影，哪怕是放一部已看得眼睛起茧的片子，一下午就没了魂。这里罗唣一下，一般来说，除了放映员等极少数人，其他人很难知道片名。因此当晚放什么片子，是一大神秘。如果有人事先打听到片名，他会骄傲得像一只云南孔雀。太阳还老高，小兄小弟就迫不及待地搬椅扛凳，要么捡来几块断砖，乱纷纷在土坪里占位置，叽叽喳喳，打打闹闹。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比放完一场电影的时间还长，其乐趣一点也不逊于看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名片《第八个是铜像》。　　

放电影时，我们（包括时时被柴米油盐弄得心事重重、憔悴不堪的妈妈们）都看得极投入，即使谁旁若无人地放几个拖泥带水的响屁，也无人掩鼻，无人骂娘，似乎这响屁也成了电影的一部分。我这样说，并不排除观众里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的存在。偶尔有一小撮可疑的男女，在黑暗中搞一些可疑的小动作，也无可非议。事实上，一些大哥大姐就是在看露天电影时偷偷摸摸、真真假假，进而垒灶点火、生米下锅，痛痛快快煮成熟饭的。又可以这样说：自由自在的露天电影，还给人们带来了自由自在的爱情。　　

还有个别越轨之事，比如一个姓徐的大队支书把一个好像姓张的女知青的曼妙高峰当成自家可以随意捏揉的面团，周围的人视而不见，心领神会，脸上浮出一片宽厚而暧昧的笑容，好像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似的，只不过有点丢人现眼而已，尽管年龄相差26岁。　　

对我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说来更出格：光天化日之下，我还偶尔见过那个支书如狼似虎地，把那个女知青按倒在甩挂的火车车皮里的事呢。问题是，银幕上——可能是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那男主角捉一条蛇似的，抱住了比小镇任何女人都要漂亮的女主角，坚决、彻底、爱你没商量地啃着她的小嘴时，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十分伤心！我为什么不能变成银幕上那厮，过一把狂吻美人之瘾？我想。我非常不满地想。　　

那年，我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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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那群混混中，有一个左撇子，叫“雁头”。之所以叫如此古怪的名字，是因为他确实长着一副鸟的面孔。　　

雁头喜欢看电影是没有疑问的。但令人琢磨不透的是，他喜欢看反面电影。坐在我们的对面，他显然是少数。换片间隙，我们拿土坷垃掷他。他难能可贵地端坐如仪、岿然不动。　　

在大伙的再三追问下，他终于说出了看反面电影的秘密：左撇子的他，看反面电影，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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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惯了空气清新、视野开阔、自由自在的露天电影，到1979年夏，我平生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走进电影院，看印度大片《流浪者》，开始竟有点不是滋味。当场地灯光一下子全灭了，我甚至怀疑电影院高得离谱的天花板是否会坍塌下来，因为我抬头看不到繁星如花的天空——只有天空才非常可靠、永远不会塌下来哩！瞧瞧四周，观众都把身子埋在椅子里，一个个大老爷们似的，谁也不认识谁，连放屁这最自由、最舒服的事业好像都不能干了，就别提“捏揉面团”之类的勾当了，就没有看露天电影的那份野趣了。　

　

何况，还要掏钱买票。　　

看电影，要买票，让人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可鄙的阴谋！　　

为了这史无前例的一次，我跟姐夫踩了20公里的自行车，流了一身劳动人民的黑汗，还压死了路边的一只无辜的母鸡，让它的小鸡不知道怎么悲伤。既有艰辛，又有惊险，还有想象中的丧母之痛呀。　　

　

回到小镇，我有点显摆地跟雁头说起县城的电影院如何气派、宽银幕如何养眼。雁头却不屑一顾，掉头而去。我摇摇头，又拍拍自己的前额，良久才恍然大悟：雁头，还是那个看反面电影才顺眼的雁头呐，上影院他怎么看？一个固执的左撇子！

1995．6．9 菊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