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抽过三支烟

临风

　　朋友们都晓得，我是不抽烟的。不抽，是因为小辰光，看到桌上的烟缸，老是塞满“香烟屁股”，烟灰飞扬，感觉很龌龊；那些老烟枪们，张开嘴，牙齿黑黄，给人很邋遢的印象，因此，我拍胸脯绝不抽烟。

有些朋友不理解：“侬一生写写弄弄，居然从不抽烟，哪来的灵感？” 这个啥逻辑！写作的灵感来自生活的经历、体验、积累和感悟，与抽不抽烟好像“浑身无搭界”吧？

前些天朋友聚会，又有人“拷问”我：“侬真的从来呒没抽过一根烟？” 我老实交代：“‘夯巴郎当’，一生抽过三根烟。”

朋友们“扎劲”得不得了，一个个催问我为啥记得“煞煞清”，于是我讲了“三根烟”的故事，这“三根烟”都和书有关——

1978年5月1日，经历十年“特殊时期”后，上海的新华书店第一次全面放开中外名著销售。嗜书如命的我，老清八早起床，匆匆洗漱完，就从提篮桥徒步赶往南京东路。当我翻过外白渡桥时，已隐隐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声浪。

等我“霹雳啪啦”赶到新华书店，只见人山人海，长长的队伍绕着新华书店大楼排了一圈又一圈……

四个多钟头后，等我排到前面还差十几人时，只见一个戴着啤酒瓶底一样厚玻璃眼镜的店员出来哇啦哇啦叫：“今朝书侪买光了，净荡光了！” 看到买到书的人个个喜气洋洋，我懊恼不迭，要是早出门一个钟头，现在也有巴尔扎克、契诃夫、莫泊桑、茅盾、巴金捧在胸怀了！

垂头丧气回到屋里厢，茶饭不思，唉声叹气。为排遣郁闷，偷偷从父亲的烟盒里抽出一根，躲到晒台上猛吸几口。这就是我平生抽的第一根烟。

1986年11月，新婚前夕的一个冬夜，为了把家里的藏书运送到新房里去，我借来一辆黄鱼车，把书堆得小山似的，独自一人骑车上路。从提篮桥的弄堂到苏州河“垃圾桥”畔的石库门，这段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一路吭哧吭哧，蹬得我精疲力尽，寒风凛冽中照样汗流浃背。黑夜里，“勒么桑头”看见前方有一盏昏黄的灯亮着，是一家小烟纸店。于是我刹了车，买了一包烟一盒“自来火”（那时的烟票已不是很“吃香”了，一年后上海彻底取消烟票），坐在上街沿（北方人称马路牙子）狼狈不堪地抽起烟来。

一支烟让我缓过劲来。继续蹬车上路，好在离新房呒没多少距离了。第二天上班，把剩余的香烟全部分送给那些抽烟的同事了。

1992年，我曾经搬过一次场，是宜川五村的一室半，比石库门宽敞多了，于是又添了书橱，书橱里的书“潽潽满”。这是我唯一可以在亲朋好友面前“扎台型”的财富。

五一劳动节那天，朋友聚会，有朋友跟我提出要借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说好两个月还。我虽极不情愿，但面皮薄，实在拉不下，就借给了他。借之前我还特意用旧挂历包了书的封面，是为了提醒他要爱惜。

万万呒没想到，书借出去后，“喇叭腔”了！勿要讲两个月还，两年了也杳无音讯。有一次朋友又聚会，这家伙也在，酒过三巡，我转弯抹角大谈中国文学史上几次很有影响的争论，但他就是不接“翎子”；我接着谈到了朱东润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作用与地位，那家伙还是装“野胡弹”。

我实在摒勿牢了，只好“豁”上，直截了当“讨债”了，但他口口声声坚持讲那套书早就还给我了，并且“嚷里嚷三”，说我“拎勿清”。我不想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于是挥挥手，让他少“噜苏”。

气上心头，想起曹操的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那天好像“杜康”也难以解忧，便顺手从朋友的软中华烟壳里抽出一根，自顾自点上，吞云吐雾起来。

以上就是三支烟的故事。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黄历”了。有一种说法，叫往事如烟，而我，往事真的尽是烟！（杨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