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名字的由来”学术讲座在东洋文库圆满举办

霞光

4月26日周六，由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和中日翻译家协会主办的《日本国家名字的由来》学术讲座在东洋文库圆满举行。

此次讲座由旅日学者王瑞来博士主讲。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历史学博士。 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等。



本次讲座由法政大学讲师、东洋文库研究员刘红博士主持。刘红博士首先介绍了王瑞来博士主要研究成果。

 王瑞来博士的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文献学以及思想史，旁及日本古代史。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4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等31种中、日文版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300余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述论》为题，总名为5卷《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近著有《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关于日本国号确立的明确史料虽然文献难征，但现有的书籍史料和实物史料均表明，在公元8世纪的唐代中前期已经广泛使用。因而日本史学界谨慎地推测日本国号确立于8世纪初。王瑞来博士则另辟蹊径，主要利用“日本”一语的吴音特征，推断日本国号极有可能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具体说就是在倭之五王之后到隋朝建立这百年之中，至少在公元600年前后访隋使者提交“日出处”国书之时，“日本”这一国号实际已经开始使用。

这一推断要比学界通说提早近了百年。

一、日本国号产生原因的诸说

从“倭”到“日本”，日本国号的变迁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且不说王充《论衡》中记载的西周时倭人献鬯草，《山海经》中记载的“倭属燕”，从现存实物公元57年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在朝贡体制下获得东汉王朝承认开始，大约经历了几百年，才有了“日本”国号的产生。

那么，更“倭”为“日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地理位置命名说。

《旧唐书》 卷一九九《东夷传》载：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唐会要》 卷九九《倭国》载：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

2，汉字文化影响说。

《新唐书》 卷二二〇《东夷传》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 《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载: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3，冒名顶替说。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载：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载： 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4，武则天改名说。

《史记正义》 卷二载：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

上述诸说之中，内容正相反的冒名顶替说，作为独立一说，反映了政权更替的政治变动。除此之外，其余几说均有联系。长期以来浸润于太阳故乡的认识，加之汉字文化的影响，自然会觉得纯粹音译字的“倭”没有表意的“日本”为好。其实，“ヤマト”的汉字表记从“牙麻托”等到“大和”的变化，也同样反映了汉字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人已经熟悉了《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并写入到《十七条宪法》之中。至于武则天改名说，则是投射出朝贡体制之下宗主国对新国名的认可。



二、日本国号产生时间之诸说

——兼辨《袮军墓志》

关于日本国号产生的时间，文献记载纷杂，新出史料迭现，是一个难以论定的复杂问题。

 中国方面的文献，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发现“日本”国名的出现。11世纪中叶前后成书的《新唐书》，在前面引述过的《东夷传》中有这样完整的记载：“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唐高宗在位的咸亨元年（670）年是一个时间坐标。“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表明更号日本是在咸亨元年以后。这与前面引述的《史记正义》所说“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时间上是前后吻合的。

日本方面的文献，尽管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日本书纪》 已经有了被训读为“ヤマト”的“日本”汉字表记出现，但学界研究日本国号起源时一般不将其作为证据。而较早有明确记载的，应当是菅野真道等执笔成书于延历十六年（797）的《续日本纪》，其于庆云七年（702）载：“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国至。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

朝鲜半岛方面的文献，1145年成书的《三国史记》 中的《新罗本纪》卷六于文武王十年（670）十二月载：“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爲名。”由于《三国史记》在编纂时参考了中国的文献，所以从对“倭國更號日本”的时间与前引《新唐书》的670年完全一致来看，当是从该书移录的史实，并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

根据上述这些史料，日本学界对日本国号产生时间的推测，一是在天武天皇期间（672-686），与天皇称号同时产生。二是产生在从飞鸟净御原令编纂的689年到《大宝律令》形成的701年前后这一过程。至于《日本书纪》在大化元年（645）七月条记载的颁发给来自高丽、百济使者诏书中“明神御宇日本天皇”的写法，被认为是经过了《日本书纪》编者的润色。 总之，各种文献关于日本国号产生时间的记载，均未早于7世纪后半，亦即在670年至701年之间。关于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原因，大和岩雄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壬申之乱”让作为小国的日本吞并了倭国，从而改倭国为日本。到了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将国号更名日本之事通报给了唐朝。所以他认为日本国号的启用当在684年稍前。审视大和岩雄说的史料依据，当视来自前述《旧唐书》卷一九九《东夷传》所载“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近年来，相继出土三种石刻史料，也都出现了“日本”的字样，因此颇为学界所关注。

一是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墓志中明确写到“国号日本”，因而是确定无疑的。这方墓志的文字出自同为遣唐使的日本人之手，时间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即公元734年。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日本国号的比较确凿的最早存世实物资料。





二是1992年现身于台北古玩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这方墓志虽未见原石，但分析录文所述事实，当非伪造，墓志写道：“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虑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据台湾学者叶国良先生考证，墓志这一段所述史实是，杜嗣先受命接待遣唐使。由于墓志中还提到“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这一武则天行明堂礼的史实，因此在时间上可以断定杜嗣先受命接待的是第八次遣唐使，其到访的时间是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墓志由杜嗣先之子撰写于先天二年（713），这一时间也早于第九次遣唐使的来访时间开元五年（717年），因此说，“日本来庭”的写法不可能是出于后来的改写。由此可以断定，作为国家的“日本”记载，杜嗣先墓志也是真实无疑的。“日本”国号的实物资料，杜嗣先墓志的702年又比井真成墓志的734年提前了三十余年，从而可以印证日本史学界的通常推测。



第三种出土资料也是在西安发现的，这就是由中国学者王连龙撰文披露的《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袮公墓志铭》，简称《袮军墓志》 。袮军是百济人，在唐朝做官，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墓志中有这样几句话：“于时日本馀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由于文中提到“日本”，如果确定是日本国号的话，实物资料便将日本国号的确立至少提早到公元678年，早于前述日本学界迄今为止的推测和现有的实物资料，意义非凡。因此墓志一经披露，引起了日本学界极大关注，于次年春便举办了国际研讨会。



对于墓志中的“日本”如何解释，是问题的关键。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于时日本馀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是一组完整的对句。对句的基本要求是虚指对虚指，实指对实指。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对句。

我们先看“风谷”一词。“风谷”是“风之谷”之意，“风”修饰“谷”。“谷”则是山谷之谷，指地，是实词。“风”，按五行之说，东方生风。我早年考证过《黄帝内经》的版本，贯穿着五行思想的《内经》，多达三处明确记有“东方生风”。从这一视点来看，“风谷”便是东方之谷之意。既然是大体方位的泛指，那么对句中相应的“日本”，也就不是固有名词，而是“日之本”，亦即日出之处之意。自然物的“日”对“风”，同样指地的“本”对“谷”。“日本”与“风谷”均为东方的泛指。

 接下来再看另一组对应词“扶桑”和“盘桃”。“扶桑”自古以来指代日本列岛为众所周知。传说日出于神木扶桑之下，拂其树杪而升，因谓为日出处。《楚辞·九歌·东君》云：“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对此，王逸注云：“日出，下浴于汤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 从日出处的意旨而转指位于中国大陆东方之日本。《梁书》卷五四《东夷传》载：“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代指东方的日本，那么“盘桃”呢？盘桃是蟠桃的通假，原本也是指一种神木。神木蟠桃又生于何方？也是东方。唐代独孤授的《蟠桃赋》云：“东海神木，是曰蟠桃。既然是指东方，那么作为地域的指代，在对句中就跟“扶桑”所指同地，也是指代日本。“扶桑”和“蟠桃”本来都是名词，但墓志作者故意将“蟠桃”写成“盘桃”，以原本用作动词的“扶”对动词的“盘”，以名词的“桑”对“桃”，更显示出工对的优美。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在东方，古代史籍均在《东夷》入传。因此，这里的“日本”和“风谷”应当是指原来百济人的居地，而“扶桑”和“蟠桃”才是指日本。根据这样的语词分析，《袮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很难与日本国号联系起来。

三、对日本国号产生时间的推测

既然《袮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并非日本国号，那么公元678年日本国号形成说也无法成立，尽管这个时间节点与《新唐书·东夷传》的咸亨元年（670）的记载比较接近。如此一来，日本国号的形成，又回到了通常推测的原点，即701年前后形成说。

其实，《新唐书·东夷传》等中国文献对于日本国号产生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研究启示意义。古代政权的国号形成可能并不像是近代国家诞生之时那样几个人在短时间内拟定国名，而是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普遍认同。既然目前无法找到诸如政令发布那样的确凿史料来认定日本国号的产生，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呢？尽管《袮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并非日本国号，但其意义则显示了“日本”作为指代东方“日之本”的意识已经是由来已久，所以墓志作者才有可能娴熟地使用这一词语。

伴随着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增多，以拥有先进文化的中国大陆为基准点，日本列岛的人们自己处于东方的意识很早便产生了。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的遣隋使提交的国书就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即明确认为自己处于东方，而大陆的隋朝处于西方。根据日本学者的日本国号和天皇称呼同时形成的见解，极有可能早在提交国书的公元600年之前，即6世纪末，“日本”这一国号已经产生。



在没有确凿明证之前，对于日本国号的产生，其实还可以另辟蹊径进行探索。众所周知，主要来自汉语的日语音读发音，除了大多是出于误读的惯用音之外，基本被归纳为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

吴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国江南地区传到日本的汉字音。“倭之五王”的频繁往来，以及“南朝四百八十寺”那样佛教兴盛所带来的中日间交流，无疑对吴音的传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日语中的吴音词汇有相当多是来自汉译北传佛经。

汉音作为唐代洛阳一带的标准音，则是伴随着中日之间第二次交流热，由大量的遣唐使、留学生全面导入中国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带过去的。

唐音则是宋元迄至近代传到日本的汉字音。于是，日语汉字音所附着的时代因素与地域因素便成为我们考察日本国号产生时代的一个极好的视点。

日本的国名现有两种发音表记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日本国号产生于唐朝诞生将近百年之后，那么，其音读发音理应汉音“ジツ”才合乎逻辑，但为什么偏偏日本人舍时音而不用，却用了一个古老的字音呢？推想开来，谜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作为国号的日本，在汉音没有成为主流语音之前，至少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后一个时代隋朝便已经启用。在资讯交流不发达的时代，日本这一国号到了公元600年才由使者传达到中国的王朝。此时，在日本国内，日本国号大约已经使用了有一段时间。



四、“日本”是谁最早使用的称呼

“日之本”，亦即“日本”，是在日本列岛内部产生的称呼，还是来自外部的观察？究竟是谁最初称呼“日本”的？ 最初称呼“日本”的一定不是出自日本列岛内部，就是说不可能是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断言呢？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是，圆形的地球，无论在什么方向观察，太阳都是从东方升起。日本人位于日本列岛的观察也不例外。然而，中国人从中国大陆一侧观察，日本列岛方向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因此当来到中国大陆的日本人被问到从何处来时，日本人可能会指着日本列岛的方向说来自那里。听到这样的回答，中国人也许会说，那是太阳的故乡啊，亦即日之本。于是，身处中国大陆的日本人会领悟到，原来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日之本”。追溯“日本”这一国号的形成过程，可以推测大概会是这样的经过。这便正是“日本”的由来。这样的说法，看起来很像是笔者的主观臆测。其实是合乎逻辑理路的。唐代诗人刘长卿写给日本使者的两句诗刚好描述了这样的场景：“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

日之本是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的称呼，这在古代日本人那里并无疑问。在平安时代成书的《弘仁私记》前多人长序文开头就这样讲道：“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馀里，日出东方，升于扶桑，故云日本。”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也并不避讳这一事实，与古代日本人有着同样的认识。所功指出：“‘日出处’、‘日之本’这样的认识，是在日本列岛内很难产生的想象，大概是从日本以西的朝鲜或中国向东方瞭望产生的。”神野志隆光也指出：“日本这一称呼很可能就是产生于中国的世界观，因而日本的国号才被唐朝所接受。

五、说东道西：古代日本人“东”意识形成的政治因素

日本这一称呼产生于中国的世界观，这一见解准确地揭示了古代日本人方位认识的来源。换言之，日本位于东方，是古代中国人加诸于日本人的意识。如果独居于列岛，没有对外交流，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方位意识的。

六、“日本国”解

 日本的正式国名，一定要在“日本”之后缀上一个“国”字。这也许是从“日本”作为国号形成之日起就固定下来的表记。关于这一点，从前面的引述史料看，不仅马可波罗记录的元代人说的“ジパング”（日本国）可证，《续日本纪》记录公元702年的遣唐使问答，便自称“日本国使”，《唐会要》也记载“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

“国”的本字写作“或”。甲骨文和不少金文便是如此。相对于本字的“或”，“國”属于后起的古今字。从封建制的层级结构所得到的认识是，国是位于王朝天下之下的概念。皇帝之下一直有或实或虚的国公的存在。古代的朝贡册封体制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对周边来朝的政权赐号封国。就日本来讲，从东汉光武帝赐印“汉委奴国王”到明朝永乐帝颁发给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敕书的“日本国王”，都浸透了这样的认识。

回溯了“国”字的背景和含义，以据此来思考何以“日本”缀“国”的表记了。第一种可能性，当时日本人接受中国文化的水准相对较低，没有意到“国”是王朝之下的层级，出于急切地表达独立的立场，而未加深思就缀了“国”字。

作为第二种可能性则是，拥有正式建国独立意识的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王朝的朝贡册封体制是了解的，出于容易获得认可的外交策略，主动纳于朝贡体制之内而称国。这样做的结果是，很顺利地为中国王朝所承认。

七、结语

以中国大陆为基点而产生的原本泛指东方的“日之本”意识，伴随着倭之五王等同中国南朝频繁往来而展开的多方面的交流，经过一百馀年的长期浸透，最后以政局变动为契机，“日本”国号终于得以正式确立。这是日本国号形成的经纬。关于日本国号确立的明确史料虽然文献难征，但现有的书籍史料和实物史料均表明，在公元8世纪的唐代中前期已经广泛使用。因而日本史学界谨慎地推测日本国号确立于8世纪初。本文则另辟蹊径，主要利用“日本”一语的吴音特征，推断日本国号极有可能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具体说就是在倭之五王之后到隋朝建立这百年之中，至迟在公元600年前后访隋使者提交“日出处”国书之时，“日本”这一国号实际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推断要比学界通说提早近百年。



讲座结束后，是讲师和听众的互动时间，首先是知日随笔家李长声的发言。说听了王博士的讲座，系统地了解了“日本国”国名的来历。过去总是“日本、国王”是这么念，现在才知道应该念成“日本国、王”。明白了因为中国皇帝承认你的是日本国，然后才是王。所以今天很有收获。



接下来由去年出版了《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的中日翻译家协会会长金晓明补充说明了“日本国家名字的由来”的几点认识。

金会长从历史背景、原始出处、推古天皇首次使用“天皇”称号、日本与隋朝开始交流和“日本”是何时诞生的？这五个方面做了说明。

隋朝，那时是拥有强大实力和先进文化的国家。推古天皇考虑与隋朝建立邦交，圣德太子于607年向隋朝派遣了“遣隋使”小野妹子。在小野妹子交给隋炀帝的国书中记载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明显包含着日本作为一个新国家诞生的自豪。对于这封表明日本与隋朝地位平等的国书，因日本自称“天子”挑战了华夷秩序，隋炀帝怒道：“无礼！”。 608年第二次派遣隋时，日本将称谓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隋大业四年（608年）四月，为答谢日本遣小野妹子使团来隋，奉炀帝命，鸿胪寺掌客裴世清出使日本。于是日本与隋朝的交流就此开始。

“日本”在《万叶集》中的记载是701年，作为遣唐使前往唐朝的山上忆良（约660 - 733年），为得到武则天皇后对“日本”这一国号的认可而感到欣喜。用诗歌表达了他急切地想回到日本、传达这个喜讯。

《怀风藻》中收录了弁正所作的提到了“日本”的汉诗。弁正在大宝元年（701）留学唐朝，后还俗，娶妻唐朝女子，生育2子，死在唐朝。他的儿子朝元将他的五言绝句汉诗传回了日本。

在唐忆本乡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长安苦。



双语作家李小婵在发言中，说很理解“日本”这个国名的由来。在日本，经常使用的“地元”，也可以写成“地本”，所以“日本”的由来非常有说服力。又说起“日本”的两种读法引发的小插曲。多年前，她和日本人丈夫元山先生一起看电视里播放的球赛，当电视中出现了“ニッポン”、“ニッポン”！的喊声时，竟然生气地关上了电视。原是当过日本兵的元山先生，非常痛恨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他们发起的侵华战争，所以对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军方突然把日本念成促音的爆破音的做法极为反感。原来把“にほん”读成“ニッポン”，可以听起来比较响亮，有民族自豪感，所以是刻意所为，背后隐藏着一定的政治因素。

这一点，陈祖培也谈到，在NHK工作时，十年前吧，那个NHK放送协会的会长是个右派，所以协会里的会员里有不少右派。会长要求我们念到“日本”时都要念成促音的爆破音，好难受。后来安倍下台了，台里也不强行要求把“日本”念成爆破音了。





新任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的弓也直在发言中，感谢王老师今天精彩的讲座。作为写小说的，从小说的角度八卦演义一下徐福和日本的关系。徐福东渡的故事，在日本从南到北比比皆是，甚至被很多学者看成解读日本文明起源的密码。甚至说徐福本人就是日本的开国始祖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

事实上再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徐福的记载只有区区九个字,“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而日本什么时候，开始有徐福的记载的文献，最早是1339年北皛亲房的《神皇正统记》，在时间上比司马迁的《史记》晚了大约1500年，这种时间上的巨大落差，很难不让人对徐福到日本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反对者认为，徐福传说都是后世的穿凿附会，逸闻野史，是中世日本人为强调自身文明正统性，创造的文化叙事。所以和歌山新宫市的徐福墓、熊野速玉大社的徐福宫、佐贺诸富町徐福上陆地的石标柱等，包括金立神社的“徐福大祭”，都是胡扯，否则不可能有1500年的文献空白。这种全面否定，可能也与大和民族的面子有关。

下面谈一下支持徐福东渡确有其事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古事记》中“少名毗古那神”渡海传授医药技术的记载就是徐福的原型。江户时代儒学家林罗山的解释是，徐福到日本时以芦苇当笔，在竹木牒上书写文字，但限于当时日本识字的人非常稀少，后来又因为战乱频发，这些竹简文书全都遗失损毁了。

1910年，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在《日本文化史研究》中，首次将徐福东渡与日本建国相联系，认为徐福传说隐喻着大陆技术集团对日本早期国家的塑造，他根据《日本书纪》的研究发现，神武天皇后的八代天皇名字全是虚构，只有模糊不详的纪年表，根本没有真实人物存在，从而得出结论神武皇帝不是本地人，大概率是来自大陆的渡来人。

香港学者卫挺生进一步大胆提出，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他在《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中列举了徐福与神武天皇的十大相似论据，包括两者东征路线的重合(从九州向近推进)、时间节点相近(神武天皇即位年为公元前660年)、以及传国三神器天丛云剑(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与秦文化元素的高度相似等。

面对外界争论，皇室的态度格外引人注目，1975年香港徐福会成立大会，裕仁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公开承认徐福是日本的神武天皇，他表示徐福是“日本人的国父” ，1998年在皇宫举办的欢迎江泽民国宴上再次强调，徐福传说有历史依据。三笠宫崇仁亲王本人就是一个历史学家，这个身份很值得玩味。

当然，在日本人中还有很多人承认自己是徐福后代，像“秦”“羽田”“波多”等姓氏，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多次前往中国寻根，坚信自己是徐福后裔。

我们的老会长姜建强先生就坚决反对徐福天皇说，他认为如果徐福是天皇祖先的话，怎样与物部氏接轨?如果找不到与物部氏的接点，徐福是神武天皇难以成立，现有史料日本天皇祖先是物部氏的可能性最大。这也是目前日本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





三个小时过得很快，虽然还意犹未尽，也不得不走出东洋文库，好在大都去了池袋，在晚宴时，继续着研究与文学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