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峰临池杂记——聊聊《郭静和题记》

云居馆随笔

云峰临池杂记

——聊聊《郭静和题记》

云峰诸刻中，郑道昭有两处题记提及其登山随从人员：一是《论经书诗》“与道俗十人”，二是《置仙坛诗》“与诸门徒”。

然而具体随从是谁，显然不可考，却仍有线索可寻。两处题记可供玩味：大基山《洛京道士太原郭静和》和云峰山《耿伏奴从驾》。

　　《耿伏奴从驾》题记位于“两处石诗”西侧，所处位卑，似有意避开显要之地；且刻辞亦简，仅呼姓名，并无籍贯、职务；从驾，随从服务之意，全无半点文人风骨。由此推测，耿伏奴应为杂役之类的随从人员，不属道昭寮佐范畴，自然不在“道俗十人”、“诸门徒”之列。

　　该刻，逆势入笔，藏头护尾，体态朴拙生茂，从容洒脱，饶有滋味（亦有人认为拙劣不堪）。当为耿伏奴请道昭寮佐书丹，刻工从容为之，全无急就之弊。

　　道昭左右，在云峰、天柱、大基三山留下题名的，除耿伏奴外，只有郭静和一人了。

《郭静和题记》，高三十七厘米，宽四十七厘米，楷书，属北朝书风无疑。用笔直率开张，字形错落有致。

　　该刻钩法、“京、原”之“小”部，迥乎道昭诸刻。通篇开张有余而婉约不足；“道”字最近云峰诸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建池塘被埋坝下，二零一四年方重新出土。

　　全文仅存九字，信息解读二条如下：

一、洛京：东汉至北魏，政权皆都洛阳，故习称洛京。如，《晋书·王导传》：“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魏书·任城王澄传》：“驾还洛京，复兼右仆射”。

唐、五代时，洛阳虽有东都之称，“洛京”称呼恐非主流。如，韩愈诗：“山水寻关越，风尘厌洛京”。

　　二、太原郭氏：

从“崔浩之死”说起。

450年六月，身为北魏第一谋臣、三朝元老的崔浩因“国史案”下狱，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将其诛杀、灭族。同时，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一并株连灭族。此事件震惊朝野，史称“国史之狱”。

云峰刻石刊刻晚于该事件六十一年。出身于太原郭氏的郭静和，灭门之时，或以年幼，或以他因，侥幸得免，后出家为道士（当时太武帝笃信道教）。其年龄长于道昭（生于约470年）二十岁左右。

郭氏为太原望族。姓名前加郡望，彰显名门士族出身。

　　推测：二人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的重合轨迹。

郭静和或先期到达光州，或随道昭同时赴任，都有可能。云峰刻石刊刻时，郭静和约六十五岁上下。 署“洛京道士”表明，郭静和出家后长期生活于洛阳，太原已成“回不去的老家”。郑道昭于498年后生活于洛阳（此前在平城、荥阳），510年自洛阳赴光州任，在洛阳两人可能有十年左右的重合空间。孝文之后的宣武帝笃信佛教，洛阳道教的生存空间受限。相比而言，郭静和随道昭远赴道教兴盛的胶东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对于道昭早期诗作所流露的悲观思想，历来主张认为其光州任时受当地道教思想影响，个人以为不妥。其实早在498年，孝文帝曾当面对其予以中肯的批评，“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至亲连番去世，对道昭造成沉重打击，行文多生悲观之叹。后连续多次上书宣武帝振兴儒教，均不被采用。宣武一朝，道昭的内心是落寞的，与孝文“君臣唱吟”一幕已完全不复。

　　结论：

以《论经书诗》《观海童诗》《东堪石室铭》为代表的道昭后期诗作，其道家思想倾向已十分明显。或在其光州任前，青年时期的郑道昭即深受道士郭静和影响，其道家思想倾向早已萌生。郭静和为道昭左右、“道俗十人”之一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