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苏轼所学不同论

姜浴清

“所学不同一一一王安石马苏轼的关系”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刘成国研究员的专题课。

　　宋代的新认知和新评估

重新定位宋文明

严复《致熊纯如的信》 ：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 :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教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钱穆《理学与艺术》 ： 论中国古令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钱钟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费正清：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李约瑟：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住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代的两位文化巨匠

王、苏与洛阳

1.《王安石年谱长编》 :仁宗天圣七年（1029），王益知新繁县任满，随父返回开封，途径洛阳。当时，王安石。

王安石《送西京著作王签判》

儿曹曾上洛城头，尚记清波绕驿流。 却想山川常在梦，可怜颊发已警秋。 辟书今日看君去，著籍长年叹我留。 三十六峰应好在，寄身多谢欲来留。 2，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巩县朝陵

3，王苏最主要的政敌、思想劲敌在洛阳： 史学大师司马光、理学大师程颐 王安石变法期间，开封是政治中心，洛阳是文化中心 ，以文彦博、司马光为首、二程为核心的洛阳集团 ，元祐更化 ，理学 思想史上的欧苏、周程分裂 深刻影响历史 。

戏说与正史

政治、学术、思想的分歧，复杂的人事纠纷，被戏化

1.《警世通言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 荆公甚重其才。東坡自情聰明，頗多譏誚。荆公因作《字說》 ，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 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曰駟天蟲爲蚕。古人製字，定非無義。 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荆公認以爲眞，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 云:嗚鳩在桑，其子七分。連娘帶爺，共是九個。 荆公默然，惡其輕薄，左遷爲湖州刺史。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左迁为黄州团练副使。 瞿塘中峡水，烹阳羡茶。

苏轼:“荆公胶柱鼓瑟。三峡相连，都是一样。” 荆公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是细心察理。要不是亲到黄州，看过菊花，怎知菊花落瓣?这瞿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 。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我的病要用中峡水做药引。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响方见，故知是下峡。

荆公说，我书橱里的书，你随便拿一本，说出上句,我若答不上下句，就算输。苏轼使乖，只拣灰尘多的书本。随口念一句:“如意君安乐否？”荆公接道：“‘窃已啖之矣。可是?”苏轼道:“正是。”荆1公取过书，问道:“这句话怎么讲?”苏轼答应道:“晚学生不知。” 荆公道：“久闻你善于作对，今年闰了个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是立春，是个两头春。我就将此为题。” 荆公写出一对道:“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 公道：“苏州金闾门 到虎丘的路，叫做山塘，约有七里，其半路名为半塘。润州古名铁瓮城 ，有金山，银山，玉山，这叫做三山，都有佛殿僧房。”荆公道：“我再将苏润二州，各出一对。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

　　当代的戏 说

苏东坡：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而又放任不羁，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散文作家、新派的画家、伟大的文化家、假道学的反对派、心肠慈悲的法官、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月下的漫步者、诗人、幽默的人

王安石：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商鞅变法一样属于法西斯 极权主义: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衣裳肮脏，仪表邋遢，沽名钓誉、类比王莽、篡改古籍，滥用官权和侮辱学术 王苏关系:迫害与反抗 用小说的笔法，将宋代以来的笔记、佚事、笑话融为一炉，广泛传播，影响超过《警世通言》 中学辅助教材 影响了对整个宋代历史、文化的认知。

相关研究及著述

相关研究

梳理苏王关系的变化，以及背后隐含的政见、思想的深层分歧，告别戏说，回归历史

北宋帝系表(960-1127年)

王安石(1021-1086)，庆历二年(1041）进士高第5，熙宁三年(1070)拜相，哲宗元祐元年(1086)去世

苏洵(1009-1066)早年放荡不羁，27岁折节读书，屡试不中。嘉祐元年入京，得欧阳修赏识，名震京师。五年，由韩琦举荐为试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

苏轼(1037-1101)，嘉祐二年进士乙科，六年中制科。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知制造心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一杭州-颖州-惠州-詹州

　　一、千年悬案《辨奸论》

仁宗嘉祐时，王安石与苏洵，互不顺眼。

方勺《泊宅编》 卷上:公在翰苑时，尝饭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原注:介甫不修饰，故目之曰囚首表面。）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谁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叶梦得《避暑录话》 卷一: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知制，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低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龚颐正《芥隐笔记》 ：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装如知兴江，以“然消魂唯别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桃子張、焦伯强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彩鯨抗波濤，風作0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 “样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注：之而，頰领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雨忘我與而。最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也。 记载涉及《辨奸论》的真伪，历来有争议。 揆之史实，其中对王、苏不睦的叙述，应当可信 《送裴如晦宰吴江》 “然”字韵。《送裴如晦即席分题》 拟“而”“惟

嘉祐六年（1061)苏轼兄弟应制科考试，苏辙考中末等，除商州推官。

时为知制诰的王安石，“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写苏辙除官制词。讨好韩琦攻击仁宗 苏轼的制策，王安石斥为“全类战国文章”，宣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王安石与三苏的交恶，当始于此。

二、熙宁政坛壁垒分

熙宁元年（1068），刘敞去世，苏轼撰祭文： 自公之亡,未几于兹。学失本原，邪说并弛。大吉蹈天，诡论蔑世。不谓自便，曰固其理。岂不自有人或叹嘻。孰能诵言，以告其非。公自平昔，灼见隐伏。指摘讥销，俾不克立。公归于原，谁与正之?酌以告衰，莫知我悲。

朱弁《曲洧旧闻》 卷二: 东坡《祭原父文》 云：“大言滔天，诡论灭世。盖指介甫也。介甫当时在流辈中以经术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锋，故坡特于祭文表之，以示后人。

熙宁二年初，苏轼“服除，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

苏辙入制置三司条例司 五月,苏轼上书议责举改革，反对经义取士 神宗欲以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 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 八月,苏辙因青苗法与王、吕决裂 *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目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箱捭为事。

　　十月，神宗欲以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明确反对，“所学不正”“素与己异”、资序不够；妨碍新法实施。 《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十二:“上初欲用蘇献及孫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奖之人？上曰：‘軾有文學，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那險之人，经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 ,言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麗附歐陽修，修作《正統論》 ，章望之非之，乃作論排章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郤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吕惠受錢，反吉蘇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邢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口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關，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豈可使令修注?’上乃罷献不用。

修起居注→知制结→翰林学士→执政

熙宁二年，上书神宗，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等提出尖锐批评。全盘否定富国强兵的目标: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歴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目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再上书神宗，配合韩琦，攻击王为贾充等奸臣。

三年三月，拟进士廷试策，斥责“三不足”说：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 赋诗送刘您：孔融不肯下曹探,没黯本自轻张汤。 端为介甫而发，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探、张汤况介甫。

谢景温弹劾苏轼丁忧途中贩买私盐：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物。安石大喜，以熙宁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业问。

熙宁四年，通判杭州：轼自到阙二年，以论事方拙，大忤权贵，近令南床捃摭弹劾，寻下诸路体量，皆虚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初除颖，拟入，上又批出，故改杭。杭亦知州 资历，但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耳。

三、乌台诗案谁作俑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杭州通判任上，写诗讽刺新法。 *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充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密州、徐州任上的奏章。 水沈括，李定、舒亶

熙宁六年(1073)，沈括巡访浙江，将苏轼诗稿上呈神宗，认为涉嫌诽谤朝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 ，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 ：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妆养小民。 李定、舒亶弹劾。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捉捕苏轼: 僎径入州廨，具靴袍，東荡立庭下，二台车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顱。保行，二秋车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项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大鸡。

7.28被捕，8.18进御史台狱，8.20提讯

诗歌流传：新型媒介

熙宁、元丰政治氛围的区别

御史台推勘审讯→供状→大理寺检法→判词“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御史台反对“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审刑院复核支持大理寺→神宗亲决→特责，贬黄州

朱刚：《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 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 卷八十六，可推考为《乌台诗案》之审刑院本，与通行的御史台本相比，略于审讯供状，而相对地详于结案之判词。 版本的问题，诏狱，特责;神宗的考虑过程: 宰相王珪、吴充；章惇；王安石、安礼兄弟。王安上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神宗与新党发起的文字狱，处罚异议者，与王氏无关 乌台诗案不是孤立的，而是熙丰之际连续兴起的大案之一，王安石曾严厉批评:无一是处！

四、金陵相会泯恩仇

元丰七年（1084），苏轼到江宁拜访王安石。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与世事沧桑，二人坦露出诗人的真率本色。他们流连山水，论文赋诗，相得甚欢。 彼此的文章才华、人格魅力使得对方倾倒不已，乃至相约卜邻,终老钟山。二十多年的恩怨，在相逢一笑中消释泯灭。

朱刚：王、苏之间恐怕不是一般的和解，......而是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互相谅解。

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 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 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思意甚厚。某始欲买田金陵,座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次荆公韵四绝》 ：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后过金陵，见王荆公，论诗及此，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退谓致远曰：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哉！ 《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 《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 。《主安石三难苏学士》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捐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素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荆公沈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此好天色，穷宽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

五、天下《新经》 《字说》

时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赠太傅，苏轼起草制词: 联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絶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盏，晚师瞿明。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粑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羣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植，不乱羣于麋鹿。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衰疚极。乃眷三朝之老，邀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闇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衰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座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皆苏氏省憾之言也。

王銍《四六話》 :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颂其功德勋业者，不可以数计也......然不若子瞻《赠太傅》 曰浮云何有，脱屣如遗。’此两句乃能真道荆公出处妙处也。世人谓中含讥切，恐大不然。 此制于王的道德、人品、文章，赞誉备至，谓之宿憾，恐过甚其辞。然王輔相九年，行“一变前无古”之新法，此制仅以“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略过，则苏氏于王相业之否定，亦可略窺一斑。

元祐更化初的背景；

基调、措辞恪守司马光与吕公著手书：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褒赠体制，不宜明斥“败坏百度，以至于此”，略过不言 个体情感。

《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从此归耕创外，何人送我池南?

先生見此兩絶，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

三十年 前 此地， 父兄 持 我 東西。

今日 重来 白首， 欲寻 旧迹 都 迷。

但 有 樽 中若下， 何须 墓上 征西。

闻道 乌衣巷 口， 而今 烟草 萋迷。

曹操 征西 将军。

“ 孔融 不肯 下 曹操”

朱雀桥边 野草 花，乌衣巷口夕阳 斜。 旧时 王谢堂 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门前 无 爵罢 张罗， 无酒 生鱼亦不多哀 王公 畅哭 一声唯有弟， 故时 宾客 合 如何？否定 相业， 认同 退居 的 王安石

经历了地方州县任职，苏轼在行政实践中意识到某些新法的合理性，有所反省转变。

《与滕达道书》 ： 吾侨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围，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令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疎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不已，则忧患愈深。 元祐更化中，仍将王视新党魁首、新法发起者予以抨击，特别是新法的理论基础，王氏新学：《三经新义》 《字说》 新学援释老入儒，淆乱真正的儒学: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

六、同主变革思路异

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王安石《上仁宗言事书》 《上时政疏》苏轼《进策》《思治论》 揭露与批判社会弊端，提出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 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 而风俗日以衰坏。

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 之实。....咨嗟怨愤，常若 不安其生。 修养生息， 常若不足于用。 ·中国皇 皇，常有外忧。 天下常患无财”“兵终不可 强”“吏终不可择

如何变革，王、苏思路不同，新学与蜀学思想分歧 法度、理财、人才: *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

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舜，犹不能母以此为先急，而况后世之纷纷乎 ？

　　苏轼：当今之患，失在于住人，而非法制之罪。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 ，夫法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 “省费用”“定军制”主张节流，反对求财。

“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 复古理想“自许太高”“好名过深” ，苏氏强调君主的意志和权谋手段:“单然有所树立”“自断于中”；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 王安石斥为“全类战国文章”、圣人以术欺天下 。

熙宁新法

熙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革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募役法（免役)销并军营、措置宗室、保甲法、将兵法改革科举制度；发展各级学校教育强化官僚系统的考核；整顿中书系统以提高行政效率；控制台谏异议；设置经义局训释经义，以一道德同风俗，确保为新法的顺利实施提供人才、制度、意识形态的保障。

变法效果

基本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预期成效

1，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

2，官僚系统的整顿

3，皇室、外戚、士大夫的某些特权得到抑制削减

4，豪强兼并与高利货者受到抑制

5，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

6，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取得了熙河大捷

变法的弊端

新法的出台密集仓促，往往雷厉风行，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官更良莠不齐，某些新法执行过程中产生弊端，加重普通民众负担，触犯特权阶层的某些利益，新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与传统儒学的侧重礼仪、教化颇有不同

神宗、王安石希望通过富国强兵，彻底改变与西夏、辽国对峙中的妥协局面，取得王朝的长久治安。这种奋发有为的政治理念和战略目标并未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内取得一致共识。 以上等等，导致变革受到强烈反对，引起士大夫阶层内部的严重分裂，深刻影响北宋后期政局。

苏轼抨击新法

《上神宗皇帝万言书》 ： 中外之人，无贤不肖，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网事。令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干扰，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跃。

《宋史職官一》 :“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熙宁二年置，以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为之。

七、反对科举改革

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奠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 北宋前期科举以诗赋取士。熙宁二年讨论科举改革，诗赋不足以取才。废诗赋，考经义、策、论，法律等专项技能

《长编纪事本末》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鋭，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它日，上问王安石以轼爲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 强兵的变革目标；变革队伍；各项法令；变革精神：三不足说之急是“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非遽变法: 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愿惠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有功贪富强 绝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人阻宗 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

八、学术分歧是根本

《宋元学案》 ：荆公《灌南杂说》 初出，见者以为《孟子》 。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首子》 。已而聚松大起。《三经新义》 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

1，法度。回归三代VS取法汉唐。恢复经典中记载的先王之法，领会法度隐藏的先王之意，根据时势之变，斟酌损益，施之于今。 苏轼热衷于历史兴衰，擅长比较汉唐制度得失，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蒙文通： 荆公期君为充舜之君，民为充舜之民，陋汉唐而追踪三代。于汉唐之近迹，终以卑卑不足道。二苏自述家学，皆谓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

性命之学。

新学的精义：

*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 也。有《三经》馬，有《字说》马，有《日录》馬，皆性命之 理也。蔡卡、塞序展、邓询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其所谓 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 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 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

王安石引领北宋的性命之学。

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令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

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 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 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

《字说》 。庸讵非天之将兴斯文也，而以余赞其始?故其教学必自此始。 通过厘清文字的内涵，为经典注解确定统一的训诂基础， 王安石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以会意法解释文字，根据字形偏旁的组合，分析字义：

近世王文公，其说经亦多解字。如曰“人为之谓倘”，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者言之于公*洪：水共而大； 笼：从竹从龙，内虚而有节,所以笼物，虽若龙者,亦可笼焉。

由于摒弃形声、象形、假借、转注、指事等其他五种造字法，解释时难免穿凿附会

本“儿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谈经义。 未许中郎得异书，且共扬雄说奇字。 何焯曰：“说奇字，嗤《字说》 也。”

《高斋漫录》 ： 東坡聞荆公《字説》 新成，戏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大，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 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分。和爺和娘，恰是九箇。

笑字，会意。从竹，从天。

杨承庆曰:“竹得风其体天屈，如人之笑” 朱骏声曰：“此字古皆从犬，本义犬狎人声也。

鸠，形声。从鸟，九声。本义：鸟名。

《鹤林玉露》 : 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

一道德以同风俗。

变革的目标之一，儒家大同的理想。 《礼记 王制》 ：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者老以致孝，恤孤独以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利用《三经新义》 《字说》 ,以及科举、学校的制度,来统一士人的道德价值观 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经然，莫肯录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责举法不可不变

土林成为一片荒瘠斥卤之地，生长的全是黄茅自苇。

王氏以新学取士，恰如先制作成模板，然后将器具一个个翻刻出来：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诵其师傅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教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此矣。...王氏之学，正如脱，紫其型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 将文字之衰的根源归咎于王安石“使人同己”的专制作风，表现出苏轼卓越的见识 。

王氏尚同背后，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理想，一元化的政治文化模式，苏轼据以批判的多元化立场，其思想资源部分来自道家无为而治。

对一元化的儒家政教模式，表现敏锐的警省和深刻的批判。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强行干涉、不强制同一，放任万物按照自然本性来自由发展。 “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 对于终极之道（理）的认识不同。

九、大道不同不与谋

（安石曰）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植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 万物莫不有至理馬，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苏轼对于终极之“道”、”理“的体认，迥异于王安石: 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 他也承认万事万物背后存在着必然的一致性，即终极之道。

但王氏自称继承此道，将“道之大全”从支离破碎中重新致一。通过科举改革、官学教育，以及《三经新义》 等强制士人学习、同一于终极之道，一道德同风俗。

这样听来，王苏之间的隔阂，可以从学问角度理解，“大道不同不与谋”，遂解了北宋一段恩怨的深层逻辑，我亦顿悟了些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