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里的事引发的思考

.虚空子

美篇号：4571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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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龚立人

9月6日，我登上由天津开往广州的火车。

因为在买车票时就有了感觉，所以我花了十元钱，从车站休息室提前进站，但还是更有早行人，一定是找了在天津站工作的亲友，比我更早进站。我的卧铺间所对的行李架上已经塞满了行包，连坐位下也是行包。只好把我的两个行包放到相邻的行李架上。

须臾，车站正式放人入站。车厢开始燥动，一个个身影在眼前晃动，一个个硕大的行李箱在归位、在拥挤，或被人合举到上边，或被人硬塞进下边。突然一个女人在尖叫：“这是谁的东西，把我们的位置给占了？”她指的正是我的两个包。

我心中好笑，没有答腔。她显然怒火中烧，居然没人理她。于是120分贝的高音在车厢内震响：“这是谁的东西，没人要我们就扔了！”我依旧没有说话，我想看看她的分贝到底还能增加多少？到底是谁去执行她扔东西的命令？到底她会不会亲自动手？

这时两个男人在把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举到我的行李旁的位置放下。那个歇斯底里的尖叫第三次爆发，但反到降低了分贝，大约意识到了这不是在她的家里，别人是不会像她的家人一样由她么五喝六的：“这东西到底是谁的，我们六个人不能没地方放东西啊，请拿走另找地方放行吗？”

我突然想起曹刿的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当真不假。此女已经由衰而竭了，我说：“那是我的东西。”

那女人过来：“你能把东西挪挪吗，这是我们的地方。”

“对不起，女士，你能把票给我看看吗？”

她从另一个女人手里接过六张卧铺票递到我的眼前：“你看，我们六个人，是这六个铺。”她的手向旁边比划了一下。

“哦，我不看这个票，我想看行李票。”

“行李票？没有行李票啊，你有行李票？”

“我也没有，”我平静地说：“这就是说行李没有对号的说法。”

那女人眼很大，但明显是相学上说的那种三白眼，就是瞳孔的左右和下边全是裸露的白眼球。被我的回答把那三白眼暴露得十分明显：“那……那我们的东西怎么办？”

“别着急，想想办法，上得了火车的东西就一定有地方放。”我笑了，我对那个正站在上边摆弄那个大行李箱的男人说：“你把我那个包放到这个包上，不过要放稳，不要掉下来砸着人。行李架上还可以挤两件，剩下的可以放在铺位下边。”

正值大学新生报到高峰，若不是已经约定了时间，我一定会错后十天的。我这边有夫妇二人送一个女儿入学，另两个大二的学生，刚才和我争执的是三女二男送一女孩入学，整个车厢似我般与大学入学无关的可能只有四五个，新生入学至少有一个家长送，我旁边的五送一在这个车厢是最高纪录。

近些日子，城市里家长送孩子上大学，成了一股强劲的风，这已成了近年来的又一个中国特色。中央电视台还报道过八个人送一个大学生，不知是不是最高纪录？吉尼斯的老板怎么没有建立这一纪录呢？也是怪事，如此浩浩荡荡的大军难道就不值得记上一笔吗？也可能洋人的价值取向不同，懒得搞。但这的的确确是个怪象，惟其怪，才有特色。

这一怪象说明什么？难以概说，当然有好有坏。好呢，当然是人们有钱了，否则也不会大学生上学纷纷地坐卧铺、软卧甚至飞机，而且跟上一大群人护送，没有充足的老人头垫底，人们岂敢如此上路。想起看到过山里的苦娃为了凑足上学的路费，母亲去卖血的报道。这种好事中还真的隐藏着心酸。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也怪不得谁。但坏处却多得多，这是有头脑的人一想便知道的事。

这种怪事来自与教育有关的事。在国内与教育有关的怪事还多得很，这不能不说又是一大中国特色。

说到教育，人们往往只局限于学校的教育。其实，教育存在于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长辈的言行、社会的风尚、生活的环境、世间的传媒、等等等等无不起着极大的潜移默化教育作用。

湖南电视台《变形记》栏目的一个《换位》节目。栏目组找了一个城市中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缀学的中学生A，A的家长已经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令其复学；家长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栏目组又找了一个穷山村中的同样年龄的因家庭经济问题缀学的孩子B，让A与B换位，各到对方家庭中生活一个星期去当儿子。栏目组跟踪采访拍摄。

这一个星期没有施以其它任何教育，只是双方家庭都真诚地把换来的孩子当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对待。A 在B的家中，B的生活、生存环境和B的父母对他的真诚的关爱，都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在个星期之中接受了有生以来最为强悍的德育教育，他的思想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让自己和B一样地去生活和劳动，把B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孝敬。一个星期过去，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节目播放后，栏目组收到很多来自城市中家庭的信件、接到很多电话，都是家长要求能把他们的孩子也一样去换一下位。

一个星期的没有任何说教的生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我国的教育改革出现很多怪象和怪圈。乱收费不能杜绝只因为生源成了创收的对象；义务教育的义务是家长的；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而支撑希望工程的是民间和个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没有引起教育部和高校的反思，年复一年地继续；等等等等。

进入市场经济，工厂能否生存已经不是国家和政府说了算，是价值规律说了算。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就没有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没有实现，你就要倒闭。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教授就著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他的灼见非但没有受到重视，此公还在“文革”中倒霉之至。如今他的理论被实际反复证明，那些产品卖不出去的工厂纷纷倒闭。

一个大学的产品是什么，就是毕业的学生，你的学生没人录用，就如同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但大学却是天之娇子，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庇护，不用倒闭，还在重复地制造这种无人问津的产品。这事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本就怪了，但更怪的是，这样的高校越办越大、越办越多，学费越收越高，制造这种产品的人官越作越大，这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可以雷打不动，怎么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更有怪事，办学和开课可以用计划经济的准则。但学位、录取名额却可以黑市交易。咄咄怪事令人费解。

难怪香港的大学到内陆招生带来了冲击波，教育界的敏感人士或许已经有了思索。在香港、在西方，毕业大学生没人录用的大学是铁定无以为继的，唯一的结果是关门大吉。

也许我不该对教育指三道四的，但正所谓旁观者清。我是个怪人，见怪而置之不理不是我的风格，空发议论与人无害，于己可以排释心中的郁闷。如同庙内的木鱼不断但有节奏地敲响。火车轮子亲吻着铁轨，反反复复地挤出单调的四个字：“真是费解……真……是……费……解……”这沉闷又烦躁的音响一直陪我到了长沙。

龚立人 2006/10/05 写于 九紫书屋

2025/4/27 编辑于天津海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