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李诫故里：商韵园中的千年建筑回响

张工资

步入郑州管城区东大街与城东路交叉口的商韵园，一座汉白玉雕琢的仿古寨门式建筑静立于此。门额上“李诫故里”四个大字古朴厚重，阳光穿透枝叶洒在碑体上，金色碑文仿佛流淌着北宋的晨光。

碑阴以古书烫金格式镌刻的《李诫故里碑记》，用寥寥数百字勾勒出这位建筑宗师的一生：生于郑州管城，逝于虢州任上，归葬故里梅山；以《营造法式》集千年营建智慧，终成“中国古代建筑文法课本”的奠基者。

这座2010年落成的纪念碑，是郑州市文物局在李诫诞辰九百九十周年之际所立，不仅是现代人对李诫的追思，更是宋代技术官僚精神与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时空对话。

碑前常有老者驻足低语，年轻人举机拍摄，而碑后的商代古城墙遗址，则以3600年的夯土沉默见证着郑州“华夏龙兴之地”的文明层累——李诫的智慧，恰如这片土地上又一重璀璨的文化叠压。

李诫，字明仲，约生于北宋嘉祐年间（公元1061-1063年），是郑州管城县（今河南省新郑市）人。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家族世代为官，家学渊源深厚。李诫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博学多才，尤其在书法、绘画和音乐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天赋。

沿碑东行百米，商都古城墙的残垣蜿蜒向西。城墙下的步道，恰似李诫仕途的隐喻：从元丰八年（1085年）以荫补入仕的郊社斋郎，到元祐七年（1092年）踏入将作监，这位出身郑州官宦世家的才子，在土木营造的实践中步步登高。

其父李南公为北宋重臣，官至户部尚书；其兄李譓亦任龙图阁直学士。李诫的仕途始于元丰八年（1085年），他通过荫补进入仕途，最初担任郊社斋郎，后升任曹州济阴县尉。显赫家世虽为他铺就仕途，但真正让他青史留名的，却是将作监内十六年的深耕。

在将作监，李诫从主簿升至总领，主持了北宋末年十余项标志性工程：崇宁元年（1102年）的辟雍（皇家学宫）彰显礼制威仪，龙德宫的飞檐斗拱凝结艺术匠心，朱雀门与景龙门的巍峨城楼守卫东京繁华，开封府廨的严谨布局体现行政效率……

这些建筑虽已湮灭于战火，但《营造法式》中“材分模数制”的记载，仍能让后人复原其精妙：以“材”为基准的构件标准化设计，使建筑如同活字印刷般可拆解重组，既控制成本又保证质量。

穿过商韵园南侧的木质栈道（因暴雨损毁封闭，现仅存基址），仿佛踏入李诫笔下的建筑宇宙。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的《营造法式》，以36卷、357篇、3555条的浩繁体系，将建筑从“匠人秘术”升华为“科学范式”。

书中193幅图样，既有栱眼雕花的细部纹饰，又有殿堂构架的透视图解，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部“可视化教科书”。 这部巨著的诞生，暗合王安石变法中“开源节流”的治国理念。李诫在序言中直言编纂目的：“关防工料，以杜侵盗”，但其价值远超财政管控。

他将建筑工种细分为13类，制定工时与用料定额，开创了工程管理的定量化先河。更令人惊叹的是其对力学原理的直觉认知：书中“举折之法”（屋面曲线设计）暗合现代结构力学，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曾评价其“某些理论比伽利略更早触及力学本质”。

漫步商都遗址博物馆（位于公园北侧），玻璃展柜中的《营造法式》复刻本与数字化投影交互装置，揭示着这部法典的全球影响力：丹麦建筑师伍重设计悉尼歌剧院时，其壳体结构灵感正源自该书“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屋顶意象；日本唐招提寺修复工程中，匠人们仍参照书中“侧脚”“生起”等技法调整柱网稳定性。

从商城遗址公园西行至南学街，沿平等街向北，沿途仿宋商铺的鸱吻与悬鱼装饰，隐约可辨李诫的艺术基因。这位建筑宗师不仅是技术官僚，更是跨界通才：藏书数万卷，手抄本数千，篆隶草楷皆精，所绘《五马图》得徽宗赞许；《续山海经》《琵琶录》等著作虽散佚，但《营造法式》的图样线条仍透露出唐宋绘画的笔意。

然而，如此全才却在《宋史》中仅存只言片语。元代史官视其为“匠人”，明清方志亦未单独立传。直至近代，梁启超偶得《营造法式》，嘱托梁思成、林徽因深入研究，才使李诫重回学术视野。

梁思成之子“从诫”之名，即取“师从李诫”之意，足见其学术血脉的传承。在商韵园东侧的郑州文庙（常闭门修缮），棂星门上的斗拱与碑亭柱础，恰是李诫精神的无声延续：中国古代建筑从不乏技艺，缺的是将技艺升华为文明符号的书写者。

行程终点折返至东大街起点，地铁站人流匆匆。若驱车西南行四十里，新郑梅山脚下的李诫墓园藏于樱桃林深处。1960年代墓冢遭损，2006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哲文题写的“宋李明仲之墓”碑与阎铁成撰写的祭文碑分立两侧。墓园规模狭小，道路崎岖，与《营造法式》的辉煌形成刺眼反差。

这种反差恰是历史吊诡的注脚：李诫生前受徽宗赏识，主持工程耗费巨资，后世却评价其为“民脂民膏的见证”。但站在技术史维度审视，那些消失的宫殿楼阁，实为华夏建筑文明的实验场。

正如碑文所言：“建筑本身无错，错在权力滥用其美”。而今，郑州地产开发如火如荼，学界呼吁房企资助墓园扩建，让这位“建筑祖师”不再隐于荒草——这不仅是对个体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与专业主义的当代致敬。

暮色中的商韵园，李诫故里碑染上金黄余晖。碑文末句“玉泽以纪念”，化用《礼记》比德于玉的典故，暗喻其精神如美玉温润不朽。回望李诫一生，他以官僚身份践行匠道，以文人胸怀编纂法典，在“士”与“匠”的裂隙中开辟出一条技术理性之路。

如今，李诫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成就却如同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今日重走商都故道，不仅为追怀先贤，更需反思：当“千城一面”吞噬地域特色时，能否从《营造法式》中找回“中国气派”的建筑基因？答案或许就藏在碑文未尽的墨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