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u><b><br /></b></u></h3><h3><u><b>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b></u></h3><h3><b> </b></h3><h3><b> 我曾无数次地说过:新圆伯的存在和高寿,是上天给我的恩赐。我还写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远看像是忘年交,近看却是世交,状如伯侄,又似师生;纵看像是现代学者与当代读者的关系,横看又像是写实作家与生活原型的关系,发展到后面,貌似好友,情同父子。"</b></h3><h3><b>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恩师爱得深沉。大陆的右派诗人艾青在三四十年代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有个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我将"这块土地"换成"恩师",就能传神地表达我在恩师仙逝后的感情。因为我心中一直恪守着中国历代书生最传统的观念:</b></h3><h3><b>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b></h3><h3><b><br /></b></h3><h3><b>(</b>邓新圆老先生在台湾麻豆家门前和部分家人合影)</h3> <h3>(邓新圆老先生在台湾珍藏着的七十年代的大陆全家福)</h3> <h3>(邓新圆老先生的台湾四子邓文元在民国75年1月6日结婚时的合影)</h3> <h3>(1988年11月18日,邓新圆老先生去黄砂口看望三位义兄时的合影)</h3> <h3>(民國59年5月1日摄于台湾曾文高中)</h3> <h3>(民国57年7月15日于台湾临济寺)</h3> <h3>(民国57年7月15日于台湾临济寺)</h3> <h3>(民国57年2月1日摄于台南孙乌山头)</h3> <h3>(民国43年10月10日)</h3> <h3>(民国77年即1988年11月20日于三元城关飞凤殿)</h3> <h3>(1992年5月12日于瑞云山长寿泉)</h3> <h3>(1992年5月12日于瑞云山)</h3> <h3>(1992年5月22日于南普陀寺)</h3> <h3><b><br /></b></h3><h3><b> 第十六章 最壮观的落日</b></h3><h3><b> </b></h3><h3><b> 在我恩师在世的最后一年里,望着他渐显出油灯将尽的龙钟老态,我曾预想到他去世时,我可能会跪在他的灵前痛哭!不是我自作多情,而是他穿梭起的近百年的沧桑和三代人的命运让人忍不住要痛哭一场;不是我骄情,而是他在我生命中特别地重要!</b></h3><h3><b> </b></h3><h3><b> 斯人已乘仙鹤去</b></h3><h3><b> </b></h3><h3><b> 2014年1月1日,我的《古镇》3第二稿完成后,我想把这三本的目录刷给他看一下。第一本的目录和正文他是看过的。而《古镇》这样的小说还会弄个每章提要似的目录,是他在看到我最初送去的前十章时提出的建议,我看过已出版的小说《亮剑》就是这样的,效果不错,故采纳了。我便新建了个《古镇》1-4大字本目录文档,将1-3都弄好,只因4正文还差一百多页,目录也就不齐。想先刷给他看,又因自己那种完美主义的毛病在作崇,想等全部写完再给他看。结果,就失去让他过目2-3目录的机会了。</b></h3><h3><b> 事不凑巧,我最后两次去看他就没能看到他。门铃按了很久都没人来开门,我只好作罢,然后下去到菜市场跟他孙子或孙媳妇讲一声。第三次是1月27日,还是一样,到菜市场他孙媳妇文英的摊点还没摆。好在她人是在最边上和一妇女在说话。她对我说:"爷爷昨晚去住院了,前面感冒引起的,这下住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天要花一万多块钱。"我一听就急了,问清医院和楼层后,把手上的东西寄放到一个店铺,就坐车去医院探望他。可他在那里面,不让人探视,我是看不到的,只能跟他的大陆家人询问他的病情。他生病,我心情很沉重。第二天,因我自家有事耽搁一下,到医院去探望他已五点钟了,没看到熟悉的人,又问不到人,想打电话又没打,就回来了。我回来的路上,在芙蓉新村路口这段大公路上,正看到城关方向的西方,在两长溜的高楼之间,一轮硕大的落日悬挂在山顶上。这是我此生看到的最壮观的落日。</b></h3><h3><b> 当我看到这壮观的落日时,就已经预感到他将不久人世了。第三天,1月29日,大年廿九,我上午还是去医院,跟长春和文英交流情况,聊后事的几种可能性。了解了情况后,当晚我就自己在帮他家苦思几种方案。最后想到,如意见不同,可两岸子女投票决定。</b></h3><h3><b> 到大年初三,2月2日上午快九点时,我打电话给长春,问恩师的情况。长春说他"昨天转到普通病房了。是7楼,从1-16层那个电梯上去。"我即动身去医院。往那电梯到7楼,再一个个病房看过去,有看到他的家人,那就是了。</b></h3><h3><b> 我走进病房。只见恩师躺在病床上,嘴鼻前戴着个氧气罩子。床头柜上放着架机器。屏幕上跳着曲线和数字。人已经不会说话了,只会发出类似像"哦"又像"好"的声音。</b></h3><h3><b> 看着恩师的样子,拂着恩师的白发、前额和左手,我不由一阵心疼。</b></h3><h3><b> 恩师看着我,我从他熟悉的眼神里读出一种人生的无奈。</b></h3><h3><b> 大年初四,2月3日上午,我又去医院探望他。他的喘气更弱了。来查房的医生说:"如被痰堵住,随时可能走掉!"</b></h3><h3><b> 我快十点时离开医院,忙另一家的丧事去了。</b></h3><h3><b> 大年初五,2月4日上午,我在家门口扫完接春的鞭炮屑后,就去医院看恩师。结果在7楼病房没看到,回头看清楚,护士站对面的那个病房是关着的。我就问护士:"请问,这个病房里的台湾老人呢?"</b></h3><h3><b> 她说:"昨天11点时死掉了。"</b></h3><h3><b> 我一听,很吃惊,就到电梯前打长春的电话,说:"我还来医院看你公。"他说:"我公都不在那了,昨晚送到殡仪馆去。"我问他:"你人在哪?"他说:"在工商楼上。"我就乘车去了。</b></h3><h3><b> 从这下开始,我就像恩师的家人一样,开始忙他的后事。一连几天都在忙着。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让我为他做这些,只有恩师能够!他与我有缘,他对我有恩。我在报他的恩。他虽然不是我的亲人,但我把他当成我比亲人还更亲的人!能为恩师做事,是我的荣幸!</b></h3><h3><b> 在这几天里,我是恩师孙子长华(他是这场后事的总指挥)的跟班,长华每天上午跑殡仪馆去,我也跟着进去。而每次进去,我都会在恩师的灵前点上三根香,跪三下。我此生送过很多老人,但跪得次数最多的就是恩师他老人家!因为恩师值得我去跪那么多次!而每一次跪他,我的眼里都是满含泪水的。</b></h3><h3><b> </b></h3><h3><b> 我以我心祭恩师</b></h3><h3><b> </b></h3><h3><b> 按三明本地人的规矩,出殡的第二天,是谢客的日子。第二天,我再去东泉俱乐部吃中饭。我跟师妹文芸一桌。吃完午饭,文芸和孙媳妇文英及孩子打车回去。文英叫我晚上再去吃饭。六点多时长华来电话叫我过去。他们有人说:小姑那边有个位子,让我过去。文芸把凳子上放的包包拿起来放墙边的凳子堆上。我说:"我都吃过了。再喝点酒。"</b></h3><h3><b> 我便乘这机会问文芸她舅舅的情况。她说了大致情况。</b></h3><h3><b> 当晚,我上网从百度查了"郭成敏",结果是"郭承敏"。</b></h3><h3><b> 次日傍晚六点多时,我在电脑上又能点出昨天看到的郭红一纪念父亲的文章;看那经历,我就想问文芸一下,得到确认。我拿出手机找长春的号码,找到了,手指按下去,快接触到屏幕时手机就响了,居然就是长春的!我还以为前面有碰到他再打过来的。他说:"我们在整理爷爷的东西,我认为你会喜欢这些东西。你过来拿。"我问:"你和你小姑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在四楼,小姑也在。"我说:"我这就过去。"</b></h3><h3><b> 到那开门进去,他们正在恩师生前住的房间里整理他的遗物。床铺上有个黑色的扁平硬皮箱,像早期007电影詹姆斯·邦德提的那种。箱子里已经有不少文件了,外面也还有很多,全是他收藏各时期的重要证书、奖状、等档案资料,其中就有1946年三元县中的聘书。只有恩师这样有历史天分的严谨学者,才会收藏得这么好,这么齐,而且居然能从海峡对岸的台湾带到大陆的家里来!这时,他们一样样看过去,大体分类一下,文芸要带走的,他家要留的,还有可以给我的。</b></h3><h3><b> 在整理文件时,我抽空问文芸她舅舅的名字中间那"承"是不是承认的"承"?她说是承诺的"承"。我再问郭红一是不是他儿子?她说是女儿。确认是后,我就说:"我在网上查到的情况,那比你前面说的级别更高了。"</b></h3><h3><b> 当晚,我拎着007式的硬皮箱和一塑料袋《海峡评论》回家了。</b></h3><h3><b> 一到家,我就去储藏间拿小四方桌到工作间摆起来,把硬皮箱放上去打开来,再如获至宝地看着恩师留下的这一份份遗物……</b></h3><h3><b> 有一下,我还把其中的一份拿到房间给正在上网的妻子霞儿看。她说我:"我看你在新圆伯那里找到了父亲的感觉。"</b></h3><h3><b> 我被她说到了痛处。我坐回自己工作间的写作电脑前,满眼都是泪水!</b></h3><h3><b> 2月14日是元宵节。这天上午德顺庙要扛菩萨下来迎,我们凤岗堡要接供。我这天一早就去了。把东西搬到大榕树下后,在等待时,我拿出手机蛮看看,发现里面有条短信,是00开头的,那就是来自台湾手机,是文芸的了。</b></h3><h3><b> 我点出来看,内容如下:</b></h3><h3><b> 友华平安!在这几天短短的交谈中,深深体会做为知音的您,应是他老人家在家乡中精神最大的慰籍了。长华在这次处理上很得力,帮了我哥很大的忙,后续他也想有一些做法纪念我父亲,颇能契合我意。希望您也能在这事上给予意见指教。近期阅读的2部传记文学,白先勇的《父亲与民国》,齐邦媛的《巨流河》,皆是质量俱佳的名家著作,深受感动。或许您早已知悉。《秋霜五十年》下次带给您翻阅,这也成了二舅留下给我的纪念了。</b></h3><h3><b> 文芸于厦门机场道别。</b></h3><h3><b> 这天晚上,我们东泉的太保公扛出去迎。我去帮忙。在迎太保公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悼念恩师?觉得可行。</b></h3><h3><b> 第二天,我就重看资料,特别是1946年三元县中给恩师的聘书。</b></h3> <h3><b>还特地去自己电脑里找陈景润的那篇资料,落实他究竟是哪一年离开三元县的。我做了一辈子学问,平时很喜欢收集资料,而有关陈景润的更是看到就会收藏起来。我记得在网上检索陈景润时有看到一篇讲少年陈景润在三明的文章,我是有收藏下来的,但找了好久,才在U盘上找到[1]。</b></h3> <h3><b>是1947年1月。我又在聘书查证时间,是1946年元月;然后找一中历任校长的名单,落款处的高悬明是继我外公魏植杰之后的第三任校长。证实了这一条后,我知道这篇文章就有写头了。我的恩师邓新圆老先生是陈景润初中二年级的历史老师,千真万确!</b></h3><h3><b> 于是,我在2月17日开始写《明月新圆照故乡》。</b></h3><h3><b> 也因了这篇文章,我与台湾师妹在手机短信和电脑QQ上多有沟通。</b></h3><h3><b><br /></b></h3><h3> </h3><h3>(1997年10月,邓新圆与三女邓文芸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园合影)</h3> <h3><b><br /></b></h3><h3><b> 师兄妹</b></h3><h3><b> </b></h3><h3><b> 2月25日,我在Q上给台湾师妹文芸留言:</b></h3><h3><b> 希望我的一些看法不会给你带来压力。</b></h3><h3><b> 《明月新圆照故乡》在台湾报刊能发就发,不能发也不用勉强。留给自己和自家看也行。这种文章的真正读者是后人与后世。</b></h3><h3><b> 你爸的文章要去收集起来,要不要出版倒在其次,收齐了等条件成熟了自然就能出版了。不去查找收集,那些散落在报刊上的文章就有可能遗失了。我说的"可惜"主要是指这方面。</b></h3><h3><b> 文芸回复:</b></h3><h3><b> 倒不是外加的壓力,我父親這兩年常反覆對我說希望幫他寫傳,但能力不足不知怎麼開始,家庭工作的瑣事纏身遲遲未能動筆.這真是我們父女的遺憾,不能在生前給他過目。既然你已開了頭,我當然也要放手一搏。人生中總要做做傻事才行!</b></h3><h3><b> 这天晚上,我又给文芸留言:</b></h3><h3><b> 应该说,你爸爸的遗憾是很少的。以他的睿智,他知道:有他在,我表舅的生平和诗文不会被历史煙灭;有我在,他的生平和传奇也不会被淹没。他对你说的是希望在文学以外的真正的历史范畴里,有个个人的传记。而他最心爱的小女儿,正好继承了他的文化基因,有文字能力,所以他才会有此托付。</b></h3><h3><b> 我不知他说的是传记的哪个档次。传记也有好多种,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白先勇的《父亲与民国》那样的大部头?还是他自己为你爷爷写过的《应衡公传》那样上祖谱的小传?我猜想两种都不是,而是处于两者中间状态的一种,也是基于对你文字水平的把握度。</b></h3><h3><b>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也认为你的文字顶不错的,融感性、知性和理性于一体,虽比不上龙应台那种女中豪杰,为整体逃台者作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但为自己的父亲写个三五万字的中篇传记,那还是写得出来的。只是家庭琐事不能太多,要有人支持就是了。</b></h3><h3><b>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剪个几十分钟的片子。用文字写传记纪念先辈是传统也"老土"的方式,如今电脑技术进步发达了,倒开始流行剪片子的方式了。你从台湾赶来奔丧时,不就带了个片子来吗?那是我看到的在最短的时间里剪出的一个最好片子。这是个很好的方式,雅俗共赏,多元并存。像写传记一样写个脚本,再把照片、录像、资料等统在一起,自己会制作就自己制作,否则就请人帮忙。我母亲去世后,我自己就花一年时间剪了个一个半小时的片子。</b></h3><h3><b> 你做的不是傻事。丧父是天大的事情,那种疼痛和悲怆,很难走出去的。我十五岁就没父亲了,至今走不出去。我对你爸好,除了其它原因,还因为在他那里我找到了父亲的感觉。他的逝世让我非常伤心,常常独自流泪。我都会如此,你是他最爱的小女,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得为先辈做些什么,我们才能抚平巨大的伤口,走出悲情的低谷。</b></h3><h3><b> 不管你是写传记还是剪片子,我都会帮你。我其实也不是在帮你,而是在帮我自己。我知道,你爸的存在和高寿,是上天给我的恩赐。我这是在知恩图报。我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还得了这个恩。</b></h3><h3><b> 这篇留言,写到倒数第二段时,就写得让自己在电脑前流泪。</b></h3><h3><b> 两天后的下午,文芸又回复道:</b></h3><h3><b> 在你和我爸爸的生命之中,隱然存在著不可承受之重。這也勾起幼年的一幕回憶:傾聽他娓娓道出起兩岸相隔,有家歸不得的痛苦,而眉頭深鎖之後把思父思母的深情濃烈,化為潸然涕下的畫面,特別深刻。卻又有點害怕,因為那不是平時溫文儒雅,紀律堅強的父親形像。印象中也只有一次吧?感情內斂的他,雖然論起國家大事慷慨激昂,義無反顧,但是內心隱密之處卻不輕易流露。他是不拜偶像的,後來得知應衡公和奶奶去世,麻豆的家擺了他們兩的遺像,早晚鮮花素果紀念,屋子也名之為"衡廬".看著他執筆伏案,一遍又一遍的書寫治家格言,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史水源流,不斷地把思念想念化為文字,這應該有止痛療傷的力量吧?這個時刻自己才真正了悟,書寫的驅策力來自何方了。</b></h3><h3><b> 这段文字看得我满眼泪花。我这才明白,"衡廬"是恩师在台湾台南麻豆的家,我翻拍的那些照片中"先祖"的那几张不是我以为的在大陆的家(尽管我有疑问),而是台湾的家!记得我写《明月新圆照故乡》时,为了查恩师岳父的姓名,我认真翻看着他装订的手抄本《史水源流》。当看到后面附录的几篇《祭双亲文》等祭文,得知他是在民国六十七年(1978)收到从美国辗转而来的衍枢的信,才知父母妻子早已逝世的噩耗,于是择7月11日(农历六月初七)在台北市南昌路十普寺念经。那祭文字字血、声声泪,看得我泪水涟涟。特别是看到文芸给爷爷、奶奶的信中写的:"……骨肉分离,乃战争之祸害,我多灾多难的国族,百余年来,外患内忧,兵连祸结,纷至沓来,致使众多家庭,子散妻离"……,我终于忍不住伏案啜泣!</b></h3><h3><b> 在2月25日-28日,我就直抒胸臆地写《泪眼望明月,心声祭新圆一一致已逝的邓新圆师伯的一封信》。斯人已去,世上再无新圆伯!我只能含着眼泪追思我们师生间相识相交的过程,以祭恩师的英灵,以慰我的心灵。</b></h3><h3><b> 信的结尾,我写道:</b></h3><h3><b> 新圆伯!如今轮到我来祭您了!您安息吧!我这辈子的使命就是为史作记,吊民伐罪!让这块土地上的人,生不是白生,死不是白死!您会永远活在史学和文学中!您写边陲的那些长文是传世之作,将来一定能结集出版,彪炳史册;您嘱咐文芸帮您写的传记,她也一定能够写出来的,我也会尽我的力量去帮助她完成这个任务;我的《古镇》三部曲会好好地续写下去,以您为原型的罗圆是其中唯一一个连起百年沧桑和两岸血脉的穿梭人物,我已经决定要加重他的戏份,以后我争取去台湾"自由行",我想去收集有关您和台湾的资料,并顺着您走过的路去走上一遍;以期把罗圆的台湾部份改得更加好看,让他永远活在我的小说和以后据此改编的影视剧中……</b></h3><h3><b> 新圆伯!您我有缘,您对我有恩,我在这里长信当哭拜祭您!</b></h3><h3><b><br /></b></h3><h3><b>注释:</b></h3><h3><b>[1]魏素凤:《少年陈景润的三明印记〈陈景润学籍档案〉背后的故事》,《时代三明》2011年第5期,"今日三明网"。</b></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