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迷思（27）：丹阳之谜（1）

楚之思

探索楚都纪南城之谜，必然涉及到丹阳，对丹阳的探讨更能确切地证明郢都纪南城的存在。丹阳为周王始封楚之地。据《史记》记录：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丹阳在哪里？我原以为这应当是一个较清楚的问题，无须过多辨析，想不到关于丹阳的地望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我了解，目前主要有秭归、枝江、淅川、当涂、南漳等说法，且这些说法都不是我曾猜测的是现代研究者们的标新立异，而是自古就存在的。枝江说源自东汉颖容《春秋左氏条列》；秭归说源自北魏《水经注》及东晋《舆地志》；安徽当涂说源自《汉书·地理志》；丹淅说产生较晚，源自唐代，起初虽并不为学人看重，但自清人宋翔凤《过夜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首倡河南淅川说后，此说开始被更多学人认同，而且现在似乎已超过了曾被普遍认同，流传更广的秭归、枝江说。现代的很多历史学者都持此种看法，比如秦穆先生、张正明、石泉、尹弘兵先生等。

但我对此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丹淅说基于对《史记》文本的理解，所有持此看法的人都认为司马迁记录熊绎受封所居之丹阳，就是他记录的秦楚丹阳大战中的丹阳。他们把这作为可信的证据，认为其文献资料证据最早，以此否定枝江等其它说法。其实这样断定是有问题的，枝江说是东汉学者颖容在其《春秋释例》书中确切指明了的：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颖容的判断可能有其它的资料来源，他避难客居荆州时，亦可能实地考察过枝江。而丹淅说则是学者们根据《史记》的记录进行的推断，司马迁并没有确切指明熊绎之丹阳究竟在哪里。《史记》书中，司马迁在《楚世家》、《秦本纪》、《张仪列传》中都有楚怀王时期秦楚大战于丹阳的记录，而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这样记录此次大战：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虽然我们据此可以断定秦楚大战的丹阳就是丹淅（丹水、淅水交会处。见图1），但是否可以据此而断定司马迁所指熊绎之丹阳，就是秦楚大战时的丹阳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秦始皇本纪》中也有丹阳的记录：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这里的丹阳显然是吴国的丹阳。这可能是当涂说的来源。《汉书·地理志》这样记录：丹阳，楚之先熊绎所封。但班固的说法不被认同，遭到后代学者的否定，正如郦道元所说：《地里志》以为吴之丹阳，论者云：寻吴、楚悠隔，褴褛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楚国丹阳怎么可能在吴国境内呢。那么，根据《史记》资料，司马迁所指熊绎丹阳，究竟是丹淅还是当涂？司马迁显然没有确指。或为二者之一，或者另有所指。



图1（百度地图 丹淅与秭归、枝江）

司马迁对秦楚大战之丹阳及秦始皇巡游吴境丹阳的记录，都有较确定的地理范围描述，而对于熊绎所封之丹阳又有没有这样的地理关联描述，从而使我们可以据此推知他意指此丹阳之所在呢？这是有的，只不过学者们可能都忽略了对于文本的细致理解。上面引用的《楚世家》中有这么一句话：封熊绎于楚蛮。这是一句明确的描述，即熊绎之丹阳在楚蛮之地。那么，楚蛮之地又在哪里呢？

且看《楚世家》的另一处记录。在熊绎被封丹阳一百年多年后，熊渠为王，此时，周室衰微，而楚已很强盛，据司马迁的记录，熊渠有点得意忘形，封他的三个儿子为王，长子为句亶王，次子为鄂王，小儿子为越章王。他们的封地在哪里呢？他的记录非常明确：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毫无疑问，楚蛮之地在江边，江即长江。如此，我们可以断定，司马迁记录的熊绎之丹阳，决非丹淅。

有研究者认为楚蛮（南蛮）之地在汉水流域，以此符合熊绎丹阳即丹淅的结论。这种看法我认为很成问题的，论证极不充分，且易陷于循环论证的境地。以此形成的结论总是令人惊讶，比如关于纪南城、江陵城等地理位置的论断，乃至将“江”也视为汉水的专称。对如此与常识悖谬的论断，我们是应该保持清醒的。

图2（图片来自网络）

楚蛮在江上，尽管司马迁的描述如此清晰，但我们也还须更多的实例以进一步论证此问题。

1、荆楚、楚蛮，即江上之楚族，并非始于熊绎被封丹阳，而是更早之前就聚居于此。《商颂·殷武》中有这样的诗句：“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几句诗吟诵商王征伐南方荆楚的功绩。这表明楚人此时已很强盛，具备跟商王争战的实力，不过还是被商王武丁征服。那么，此时的荆楚所居之“南乡”在哪里呢，是在汉水，还是江水？这里要谈到古权国。其地在荆门当阳一带，是上古时代的一个小诸侯国，商王武丁将他的后裔封在此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以推断，武丁征服荆楚后，将他的后裔封在此处，用意非常明确，目的就是要在此建立屏障，以阻挡楚人北进侵袭王朝。也就是说，此时荆楚在江水境域，而不可能在汉水境域。

这种疆域格局直到周王朝仍然维持，武王灭商后，此处仍为权国。

2、须知，熊绎丹阳是周王封给他的，也就是指定熊绎家族聚居的地方。那么，这个被指定的“丹阳”之地，“丹淅”或“枝江、秭归”，最有可能是哪里呢？一定是后者，即江上。为何这么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商周时代的五服制度。此制度起源于禹划九州之后，是一种与分封、官制、赋税及地理疆域相结合的制度。西周时期虽有变化，但仍沿袭。在官制上，官员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与之对应的分封地理区域则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这样记载西周的“五服”体系：“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之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此可知，周王朝的分封原则，乃是以王畿为中心区域，以爵位等级的高低依次排布。

而根据司马迁的记录，熊绎所封，为最低等的子男之田，方圆不过五十里。就是说，当时的楚人跟随周王讨伐殷商，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功劳，很一般，因此只得到了方圆五十里的封地，这样的地方只能是要服区域，就是说离王畿区域千里之外。那么就很清楚了，丹淅之地在王畿范围之内，熊绎之丹阳是决无可能在那里的，它只可能是秭归或枝江。

3、楚蛮在江上，毋庸置疑，楚王国就是在这一带开始它的历史进程的。楚武王之时，周室进一步衰微，楚国已强盛，其疆域沿江东扩。武王开辟了郢地（纪南城），并以此为据点，雄心勃勃，准备北上蚕食王畿土地。他第一个遇到的阻碍就是殷商时期就已存在的权国，但此时，权人已无力阻挡楚人的步伐，楚武王轻易就灭了这个诸侯古国，并在此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邑。自此之后，楚人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逐渐控制了汉水以西，沮漳河流域的所有区域，最终抢占了汉中、丹淅地区，与秦国对垒争霸。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楚人迈进的步伐，他们先是由南向北逐步控制汉西及汉水上游区域的，所谓“辟在荆山，荜露蓝缕，以处草莽”，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由此来说，我们看到的有研究者断定熊绎之丹阳即丹淅，并认为楚人是自丹淅，沿汉水逐步南迁，最后达到长江区域的观点，这是不成立的，这种假定在历史逻辑关联上是混乱的。

控制了汉西后，楚人的步伐又迈向了汉东。汉东的广阔区域是一块什么地方呢？那是周王所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且都是周王族姬姓国，所谓“汉阳诸姬”就是他们。他们被王朝分封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在此建立监控、防范蛮夷的坚实屏障。如此，我们也可理解周王朝的五服分封原则，而这也是我们确定熊绎丹阳在江上楚蛮之地的一个理由。

图3（《禹贡》五服示意图 图片来自网络）

图4（汉阳诸姬 图片来自网络）

作于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