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声里的岁月

陈浩

　　鸡鸣声里的岁月

陈浩

天刚蒙蒙亮，双龙镇的薄雾里就传来“咯咯哒”的叫声。歇了一冬的芦花母鸡们抖擞着羽毛，在土坯墙根下刨出一个个小土坑。我家那三间土坯房的小院里，总有十几只黄绒绒的小鸡跟在老母鸡身后，像一团团滚动的毛线球，把清晨的露水碾碎在嫩黄的脚爪下。

妈妈孵小鸡的手艺在双龙南头是出了名的。开春时节，她把攒下半冬的鸡蛋拿出来，和邻居们换成新鲜鸡蛋。又把两扇门关起来，留出一条窄窄的缝儿，一手捏着鸡蛋，一手放在上面挡着光，查看气室的大小，判断鸡蛋的新鲜程度。随后放在火炕头的柳条笸箩里，底下垫着从麦秸垛撕来的干净麦秸，上面再放一层棉花，白生生的像刚落的雪。每天傍晚，煤油灯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粉土刷的土墙上，她粗糙的手指捏着鸡蛋在灯前转动，眯着眼睛说是在看“水蛋”。我凑近了瞧，能看见鸡蛋里的蛋黄辐射出的血丝，隔几日，还能看见蛋壳里晃动的阴影，像游动的小鱼。有次我听见她跟隔壁云小婶嘀咕：“这颗蛋纹路顺，能出红冠子公鸡”，随后她在这颗蛋上抹了一道锅底黑灰。果然孵出了周围最威风的芦花大公鸡，鸡冠红得能滴出血来。

三月三的清明节前后，房后背阴处的积雪刚刚化尽，苦菜的嫩芽就顶开了冻土。我和弟弟挎着红柳条箩头去挖野菜。妈妈把苦菜剁得细碎，菜板发出“咚咚”的闷响，拌上金黄的小米、玉米面和麸皮，倒在青石凿的鸡食槽里，像撒了一把翡翠末。小鸡们扑棱着还没长全的翅膀，绒毛被风吹得蓬松，把食槽啄得叮当响，米粒溅到它们湿润的喙尖上。这时候，西院张家的媳妇儿总要扒在我家土墙头看，她家孵的小鸡总养不活，眼馋得直咬手指甲。

我家紧挨着生产队的打谷场，有只芦花鸡经常把蛋下在生产队的麦秸垛下。父亲能把二三十只母鸡的下蛋情况了如指掌。哪只鸡在哪个窝里下，哪只鸡天天下或下几天休一天。到时不下，就捉回来，摸摸鸡屁股。丢蛋的鸡总能被父亲发现，准确找到丢到哪里。他粗糙的手指在鸡腹下轻轻一探，就能摸出蛋壳的形状。有时鸡群散在打谷场，父亲眯着眼数数，突然说：“花脖子今天没下蛋”，果然能在场院边的草窠里找到还带着体温的鸡蛋。那些被父亲从外面捡回来的鸡蛋，壳上总是沾着草屑，像一个个迷路后被领回家的孩子。

我最怕去四大大家那条窄胡同。他家有只黑尾巴公鸡，冠子红得发紫，见着穿红衣裳的就追。那年端午前，妹妹回来要去“奶妈”四大大家。我兜里揣着妈妈刚给妹妹煮的鸡蛋路过，那畜生“扑棱”一声从柴垛上飞下来，铁钩似的爪子差点抓破我的布衫。多亏六哥正在院里晒糜子，抡起扁担把它赶开，扁担上的木刺都扎进了鸡屁股。后来那公鸡被四大爷炖了待客，我在他家院墙外闻了一上午香味，锅里的咕嘟声听得清清楚楚。

五月的一天，妈妈把攒了半月的鸡蛋都煮在五烧铁锅里。我和弟弟守在灶台边，看红皮鸡蛋在滚水里翻腾，水汽把锅盖顶得“噗噗”响。妈妈特意用红纸泡了水，给几个鸡蛋染上淡淡的粉色。五弟把他的“红蛋”藏在被子垛底下，结果不知是被别人吃了还是被老鼠啃了，哭得惊动了半个生产队，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九月一日开学前后，总能听见拖着长音吆喝：“收——鲜——蛋——咧——”尾音拖得老长，像根拉不断的麦芽糖。妈妈把鸡蛋一个个用麦秸隔开，装在竹篮里拿出去卖。竹篮把手磨得油亮，鸡蛋在里头轻轻碰撞，发出闷闷的“咔嗒”声。那是二哥、我和两个弟弟每人五毛钱的学费，还有书本费。

黄昏时常见老鹞子在双龙镇上空盘旋，翅膀投下的阴影掠过黄胶泥垒的烟囱。妈妈就站在当院“咕咕”地唤鸡，手里抓把高粱，那些还在麦秸垛旁刨食的母鸡便扑棱着翅膀往回跑，惊起一阵尘土。有年秋天，一只老鹞子真抓走了二云婶家最会下蛋的大黄鸡，二云婶站在院子里大骂了好一阵，惊得野鸽子都不敢来偷高粱，只剩下她系在腰间的围裙带子在风里一飘一飘的。

如今的双龙镇，新盖的鸡舍都装着铁网门，水泥地上连根鸡毛都找不见。偶尔听见“咯咯哒”的叫声，倒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再没有当年妈妈油灯下照着的鸡蛋里，那团颤动的黑影来得鲜活。那黑影如今想来，倒像是被封印在蛋壳里的一小片夜色，永远留在了记忆最温暖的角落。父亲那双能摸出鸡蛋的手，如今也只能在梦里看见了——粗糙的掌纹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麦秸屑，却比任何仪器都精准地丈量过母鸡们产蛋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