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情，贵州缘。

张广辉

风华正茂在军营

近些日子来，自己的情绪总是时不时有些小亢奋。一想起期待很久的贵州战友聚会活动已经开始启动，能与许多优秀的战友即将相会于大美贵州时，就难掩心中兴奋之情，相信许多踊跃参加聚会的战友定会与我共情吧。

一，战友情。

个人以为， 人的一生中，除了父母兄弟姐妹之情外，战友情谊胜过其他许多的情谊。我想这与军队那种特殊的军营环境氛围密切相联。为了想更深刻的说明这种问题，随手点开深度思考（DeepSeek.），输入军队战友情这个词条，它给予的回答我简约抄录如下。 1，生死与共的情怀。2，共同经历的极端考验，其中提到心理学效应，类似团体磨难体验会显著增强人际纽带。3，纯粹的目标与无利益纠葛，战友之间的互助更多源于责任和情感而非个人算计（也会有的，不过较之于别的团体要少许多。）4，封闭环境的深度互动。5，仪式感与荣誉的强化，军队的各种仪式化的形式（如踢正步，叠方块被子，拉歌等）会不断强化集体荣誉感和身份认同，甚至升华为一种精神信仰。6，失去与牺牲的深刻记忆。7，退伍后的反差感。

因此我觉得战友情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结晶，它混合了信任，牺牲，荣誉与记忆，成为一种超越普通友谊的生命共同体的情感，它代表了人类关系中最高形式的联结。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军队的这段历史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借用红灯记里李玉和说的那段话，“有军队的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转业之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遇到了许多说不清的困难，但自己始终不忘曾是一名军人的初心，虽然一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但终于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除了其它因素外，人民军队给予我的信念养成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我的原生家庭五成员。

二，贵州缘

说起来也许大家不相信，我人生记忆中第1个有印象的城市竟然是贵阳市。大约是1959年的初冬，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结束了一年多的军队家属返乡的生活，从老家河北省滦南县乘火车途经北京贵阳然后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到达父亲部队的驻地云南省宣威县。我那时以朦胧记事，尽管许多记忆都是支离破碎的，但在一个很大的地方的记忆却是很完整的。冬日的暖阳下我穿着厚厚的棉衣，却发现街头上有一群穿着奇装异服的人，服装的色彩很鲜艳，头上还戴着各种醒目的头饰，我顿感很恐怖，扭过头去不敢看了。这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了几十年，后来我向父亲求证，他说这一定是贵阳市，那群奇装异服的人一定是少数民族，我心中才得以释然。

1962年夏末，父亲带着我们回老家给奶奶奔丧，又一次经历了当时那段旅途的艰辛。从宣威到贵阳市，老式的长鼻子长途汽车在云贵高原的山路上吃力的爬行着，有的路段仅能勉强通过一辆汽车，一侧的悬崖峭壁令人胆战心惊。这段路要走两天，途中旅客们要在某个小镇的小旅店里住一宿。旅馆的床铺上臭虫跳蚤咬的人难以入睡，好在旅途中能不限量的吃到芭蕉橘子等水果和黑色的大面包还有煮鸡蛋，让当时的我感到十分惬意。这一次途经贵阳在贵阳市待了大半天，当晚就乘火车北上了，让我对贵阳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是觉得街很宽有楼房，地上湿漉漉的下着雨。返回时在贵阳市一个小旅馆又住了一晚，那也没去了，因为还是下着雨。

1963年父亲调到贵昆铁路施工段上的咽喉工程梅花山隧道的铁五师23团工作，梅花山位于贵州省的威宁县，乌蒙山高坡陡路难行，真正应了毛主席诗中写的乌蒙磅礴走泥丸。我们曾两次乘军队的大卡车在学校放假期间去部队驻地探亲，汽车冒着蒙蒙细雨在盘山公路上行驶着，尽管车轮上挂着防滑链，但遇到陡坡，车上的解放军叔叔们都会跳下车或用力推车上坡，或在汽车下坡时用三角木方朝侧滑的车轮下垫着防滑。我那时也七八岁了，对乘坐这种极度危险的车辆也是处惊不变了，叔叔们大声吆喝着忙碌着，我坐在车上要么大吃要么大睡。

在梅花山工地我们过过一个春节。部队杀猪宰羊，我们这帮孩子都去看热闹。一个叔叔杀完牛后把牛肝取出来用刀割下一块生吃下去，然后问我们谁想吃一块？我大胆的举手并且吃了一块生牛肝，感觉咸咸的腥腥的味道不是很好。

一晃60多年过去了，有机会再赴贵州重叙战友情，重续贵州缘，怎能令我不激动，我期待着，相信战友们也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