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别也匆匆

有龙则灵

如果要问知青对上山下乡的看法，一百个知青有一百个说法，究竟是青春无悔还是蹉跎岁月曾引起诸多争议。但是问知青下乡后最期盼的事，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希望早日招工回城。

1969年1月10日离开杭州，来到天目山脚的下肇村，成为一名知青。天天手中拿的是锄头铁耙，日日饱受的是日晒雨淋，田中的蚂蝗侵袭，山中的飞蠓叮咬，除了劳作的辛苦，生活的艰辛，更加难以承受的是对前途的迷茫。

回家过年和同学相聚，听到门外“倒马子啰、倒马子啰！”的声音。同学阿文感叹地说：“只要能够回杭州，就是天天拉粪车，我也愿意！”

几多漫漫长夜煎熬；几多田里山上劳作的艰辛；几多默默等待期盼，1971年11月，终于等来了大招工的消息。前所未有的范围，从未有过的招工人数，多个招工单位入住藻溪公社，小队推荐，大队批准，公社审核后递交名单给招工单位，然后是政审、体检，最后确定招工名单。

一番程序走完，名单公布，知青们的心情是冰火二重天。榜上有名的自然是心中的石头落地，喜滋滋地准备回城。未在名单中的知青各有各的哀伤，1964年下乡的知青中有三人因为已婚、被排除在推荐名单之外。那几天家庭失去了和谐，原来的恩爱夫妻成了回城的绊脚石，有人在冷战，有人闹离婚。最倒霉的是一位1970年下乡的知青，因为高度近视的眼睛跌倒在体检中。看着他们失落的脸，想要说几句安慰的话，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拿到招工通知，心中百感交集，本来回城应该开心不已，但是被临安工业系统横刀夺爱，通过公社领导，硬生生把我从回杭州的名单中换到了临安。一个小知青，面对手握权力的领导，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大腿，心中是说不出的憋屈。

确定能够回城的消息，和朝夕相处的农民朋友话别。也许见多了知青的离去，没有依依不舍，更不可能有执手相看泪眼，简单地拍一下肩膀代替了他们的祝福。邻居张婶神神秘秘地找到我，拿出一张照片，说姑娘漂亮能干，家庭富裕，就是想找一个城里工作的对象。一心离开农村的我，自然不愿意留下牵挂，对送上门的桃花避之不及，赶紧婉言谢绝……

着手做离开的准备，盘点我三年来攒下的家当，看看能带走什么。思来想去，能带走的真的不多。下乡时从家中带来的棉被、几套加了补丁的衣服、新打的年糕，余下的米面要带走。磨平了刃口的锄头，断了一截齿的铁耙，有了裂痕的扁担，雨天必备的蓑衣笠帽、谷箩、大小簸箕，灶台上的锅、灶台边的水缸、门前一捆捆的柴火，这一切虽然心里舍不得，但是想想不可能带走、也不需要带走……

走出位于下肇村北面村口的知青屋，看着眼前的农田，曾经趟着冰做秧田，曾经忍受着全身酸痛插秧，双抢中闯过鬼门关，烈日当空，空着肚子挑着沉重的谷担回家，放眼望远处的山岚，曾经在那里跌落山崖，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走到我的自留地边，地里种的萝卜已经可以吃了，拔一个萝卜在边上的冷水坑洗去泥，剥皮后一口咬下，清脆爽口，口里满是汁水。

三年的时间，在这一方流过血汗的土地上，烈日晒黑了皮肤，农活锤炼了筋骨，让我这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娃变成了农民的模样，工分从每天8.5、10.5涨到12分，已经跟上了同龄人的脚步，却终究没有留住我的心。

1972年1月13日早晨，天才蒙蒙亮，简单吃了在下肇村的最后一顿饭，我拿着行装穿村而过，沿着三年前进村的路离去，一路上与早起的村民打着招呼，时不时有狗“汪汪”地叫着赶过来，闻到熟悉的气味后在身边转个圈，摇摇尾巴后离开……

踏上出村的小路，小路还是那样的弯弯曲曲细又长，三年前沿着这条小路，我带着忐忑，带着迷茫走进下肇村。今天转身离去，挥挥手告别，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心中充满期待和希望。